（一）编印这本小册子的缘起

为什么要把我这几年写的关于普世价值和《08宪章》的文章编成这本小册子？我是这样思考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有可能进入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它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我们摆脱“猫论”、“摸论”的因袭传统，以符合于历史规律的理念为指导，树立明确的目标和路径。因此，为了稳妥地、健康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准备过程，首先是理论上、观念上的解放与转变过程。贯穿这个过程的，不应该是传统僵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排斥异己的舆论一律，而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讨论。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每个公民都有权发言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期望。在全民大讨论、大启蒙的基础上，确立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念和目标。我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参加和推动这个大讨论而编的。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普世价值和《08宪章》这两个主题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以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近代世界的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观念，是反专制、反垄断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要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就离不开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它所提出的6条理念和19项主张，等于是描画了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草图，你说它粗糙也好，说它不合时宜也好，至少它提出了一个可供思索、讨论、参考的资料。所以我认为，把有关普世价值和《08宪章》文章编在一起印发，将会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妥而健康的开展。

我关注普世价值，还同近几年的社会理论思想动向有关。从2008年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和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批判、讨伐普世价值的高潮。普世价值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概念，指的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符合于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普世价值，是否可以承认和接受普世价值，它对现阶段的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没有实际意义，这些本来都是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官方和半官方的报刊都只许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却不许肯定、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出现。社会舆论呈现出一面倒的态势。     

在审视那些来势汹汹地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时，我发现它们的矛头所向，主要还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而是作为这个概念内涵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甚至也不是这些价值理念本身，而是如何依据这些理念来设计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个现象使我理解：他们批判普世价值的内在动力和隐秘目标，就在于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理念，来改革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说白了，批判普世价值，就是为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出现这个趋势是可以理解的，近几年来，朝野改革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使权贵豪强和毛左等反改革派感受到正在迫近的威胁，于是就有了批判普世价值、批判自由民主、批判温家宝的的舆论讨伐高潮。我编的这本小册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批判高潮的回应。

（二）政治生态的恶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中国共产党早在25年前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就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迫切任务列入党的日程。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报告提出了七项改革措施，第一项就是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遗憾的是，经过“8964”大镇压，党内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同时也就摧毁了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三十年来，虽然从十四大到十七大，每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内容多属空洞的承诺，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等。而十三大提出的“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党政职能分开”，却不再出现于党的文献。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为此，首先必须党政分开，还权于政，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罪恶，追根溯源，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到处滥用。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推行的关键，的确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只有实现党政分开，还权于政，杜绝以党代政，才能建立起对这种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制度。

即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全党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关注的焦点，就是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一年多来，网上发表了不少对十八大提出建议和期望的文章，多数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十三大政治报告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相信，这个判断在25年后的今天依旧有效，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更为迫切。但是，与25年前比较，随着政治生态的恶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难度显著增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共中央在十三大以前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充分的酝酿。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全党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十三大把它列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邓小平又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中央组织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经过近两年的讨论研究，才有十三大的改革规划。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时移境迁，这个条件早已消失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准备，如何开展，推行路线的选择，近期目标和发展远景等等，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安排。

其次，十三大召开的1987年，处在相对自由民主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朝野认识比较一致。赵紫阳在十三大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集中反映了执政党对全面改革的愿望和信心；在民间，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表现出广大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热诚。这个条件在“8964”后就不存在了。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更是严重对抗，不可调和。

再次，反改革的力量在十三大前还非常薄弱，1977年初胡耀邦辞职后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主要是由一些失意官僚掀起的，没有多少群众基础，只在少数文革影响犹在的机关里引起某些反响，赵紫阳的一个讲话就把它摧毁了。现在就大不相同了，由于既得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形成，在执政党内外，从最高领导机关到基层组织，都有着强大的反改革势力。他们利用经济体制改革，攫取国家资财，侵害民众利益，发财暴富，依仗的是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政治权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要限制和监督各种政治权力，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顽强反抗。

第四，主要由失意政客和文革余孽构成的毛左派，近几年影响迅速扩大，大大增强了反改革的社会力量。由于权贵豪强持续加强对民众的掠夺和压迫，加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都落进他们的口袋，以致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群发性事件逐年递增，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这就使毛左派获得了扩大影响的大好机会。他们一方面把当代社会上的种种弊端，都归罪于改革开放；同时渲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清廉，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成就，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的诽谤加欺骗，吸引了大量对历史不甚了了的中青年人，构成为反改革的强大势力。

第五，十三大提出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国社会已经经过几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人们和睦相处，比较平等自由，对改革的未来普遍怀有美好的憧憬。政治权力虽然缺乏制度性的制约与监督，但总的说来，权力的运行还是比较克制的。不过，由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许多因滥用权力而引发的不良现象已经不断出现，如依仗特权走私贩私，倒卖批条；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党委干预司法，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对私人企业无理刁难，敲诈勒索；等等。实现党政分开，正是有效地遏止权力滥用的第一步。二十多年来，由于十三大的政改方案被置之高阁，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阻，许多不良现象恶性发展，导致今天的两极分化，官民对抗，社会分裂，危机重重。改革政治体制、制约与监督权力运行，已经成为眼下最严重最迫切的任务。

第六， 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八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相对自由宽松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的干部和群众，自觉地投入到反思和再学习的热潮中，特别是大量翻译引进的西方学术著作，打开了人们久被禁锢的头脑，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过去，重新认识未来。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政治体制改革准备了牢靠而宽广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8964”大镇压，把经过“十年教训”培育起来的朝野改革力量消灭殆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官方报刊和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即使这20年的历次中共代表大会都在政治报告里写上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有所论述，表明它还列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但在会后连篇累牍的宣传里，却难觅政治体制改革的踪影。20多年的蓄意掩盖，抹煞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人思想里的存在，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少了，人们热衷于追逐物质利益。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应有的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七，但现阶段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十三大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就是互联网的普及。这是现代科学赐给世人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礼物，一座肥沃丰饶、浩瀚辽阔的百花园，它无所不有，无远弗届，而且威力无穷。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已经有五亿以上网民。我们不妨设想，五亿多人可以在那里欣赏各种各样的思想成果和文化产品，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同时也可以畅叙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见解，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舞台，一所多么宏伟的学校。这里既有孕育真理的苗床，也有滋长谬论的园地，人们在比较中认识真理，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进步的趋向。在互联网的培育下， 新一代青年正在健康成长，他们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

第八，互联网还将成为连接朝野改革派的纽带，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单向的运动过程，而应该是朝野合作、上下互动的成果。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就是最好的说明。二十多年来，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冲突不断加剧，朝野之间已经完全丧失了合作互动的条件。民间强烈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得不到当局的正式回应；在朝改革派的改革主张，也得不到民间的有效支持。在互联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的情况下，这是很难避免的。但互联网功能的不断扩大，将会干改变这个局面。例如，我们可以从一年多来官方微博的陆续出现，窥测微博作为沟通朝野、协调官民的工具的可能，也看到了上下合作、共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
 
前面所胪列的二十多年来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加困难，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日益高涨的呼声和成堆的难题，许多仁人志士各抒所见，提出各种不同的政改主张；也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借着批判普世价值的名义，把政改的呼声淹没在丑化妖魔化的唾沫和反帝反西化的喧闹之中。徐景安认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我十分赞成。从诸多反普世价值的文章来看，这个判断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政治体制与反对改革政治体制之争。肯定还是否定普世价值, 是改革与反改革的试金石，也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

（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假改革派素描

按照对改革的态度来划分，除了一些对改革漠不关心的群体以外，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反改革派，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义派，所以也被称为毛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处心积虑加以阻挠。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就是他们对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最初反抗。这个小小的政治运动只推动了二十多天就被胡耀邦制止了。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他们弹冠相庆，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开会写文章，把改革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签。中宣部甚至发布正式文件，宣告反自由化是1977年全党的中心工作。赵紫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一个大会报告就浇灭了这场反改革的熊熊大火。“8964 ”后，朝野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接着发生苏东事变，他们又把改革同和平演变挂起钩来，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口号，有些会议明批赵紫阳，暗批邓小平。这个动向迫使邓小平离京南下，大讲改革，才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反改革的声浪随之消退。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只能以发布几个万言书的形式来表达反改革的心意。进入新世纪后，他们又从上书言事转向有组织的活动，先后成立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共产）党。前者成立于2008年，以上海为基地，公然提出要推翻共产党现在的领导集团。2010年他们兴冲冲地跑到重庆去开代表大会，要推举毛新宇当他们的主席，薄熙来当总书记，不想反被薄熙来抓了起来，由此一蹶不振，只留下一些谈资笑料。后者成立于2009年，基地在北京。他们比较策略，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要“同心协力帮助中共”，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三年多来，他们不断发布“建言献策函”，宣称国庆60周年天安门前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方阵，是中共接受他们的建议才安排的。

第二类是假改革派，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权贵豪强，和依附他们、为他们服务的御用知识分子。他们不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他们正是这个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的成果，大部分落进了他们的口袋。但他们反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政企分开，切断企业连接权力机关的脐带，意味着民营企业向垄断经济进军，把垄断企业纳入市场经济，这个趋向势必削弱权贵资产阶级安身立命、既得利益的经济基础。所以一些突破垄断的政策，如两个“36条”，就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反对用民主自由的理念来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想用一些不触动现有政治体制的小修小补来维持现状。近几年来朝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引起了他们的警觉，适逢《南方都市报》关于四川灾情的报道里提到普世价值，被司马南抓住非难，进而引动了通过批判普世价值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

从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些批判者的拙劣手法和险恶用心。《南方都市报》在救灾的报道中提到政府对普世价值的承诺，指的是“以民为本”、赈灾济困这些民族传统里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这些批判者却把它偷换成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进而又说成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人权，引申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者则是帝国主义的奸细、叛徒、卖国贼。

近几年来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趋向，就是反改革派和假改革派的协力合作。这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虽然目标各异，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回归毛泽东时代，但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焦点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语言。加上一个掌握权力却缺乏群众基础，另一个则有相当多民众的认可拥护却没有权力，两者联合正好优势互补。从“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出现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合作的端倪。工人（共产）党成立三年多来，发布过好几十份宣言、声明、建言等等，召开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受到干扰、追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最明显的相互合作和相互渗透表现在重庆的“唱红”和“重庆模式”上，这是两派合流的杰作。在毛左派的重要喉舌“乌有之乡”上，开辟有热点专题“重庆经验”的专栏，据他们自己去年6月的统计，收纳吹捧重庆模式、重庆经验的文章，竟有1184篇之多。今年2月发生的意外事件，打破了这两类反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扫除了政改的部分障碍，但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实力犹在，反政改的统一战线没有受到破坏，这仍然是政改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

第三类是改革派，就是民主派。因为他们的改革主张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不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而是要以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他们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民主传统的继承者，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履践者。远的如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就不说了，在六十多年的当代史中，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1976年的“四五”民主运动，都是以高扬民主自由的旗帜为特征的。文革后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平反冤假错案，西单民主墙，真理标准大讨论，承认商品经济等等，都是在特定范围内对专制垄断体制的突破，具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意义。这些民主主义的动态和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孕育出富有民主意识的一代新人。1986年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兴起的民主运动，就是他们从觉醒到行动的表现，可惜，这个运动还没有进入高潮就被制止了，并且成为胡耀邦下台的导火索。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再次激起了人们反专制争民主的热情和勇气，于是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八九民运的主要诉求是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运动遭镇压后，腐败愈演愈烈，政改被束之高阁，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则在随后的清查运动中受到全面的摧残。此后的十多年是民主诉求和政改呼声趋于低潮的时期，民主自由之星陨落了，代之而兴的是争夺财富的厮杀，在京城和各地，只有少数书刊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民主之光，传播着理性和希望。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窒息的社会空间有了新鲜的氧气，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和科学真理的探讨，唤起了人们思想上潜在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文化和舆论的严酷统制，政法机器黑社会化，占地强拆，暴力维稳，官商勾结，官匪一家，迫害异见者，等等，使人们意识到政治权力得不到制约与监督的专制体制，是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因而加强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和期望。这就使改革派即民主派获得了日益扩大的社会基础。尽管他们的理论主张到处被封锁，无法通过公开的报刊书籍来传播；尽管他们的先锋人物经常被监控、盯梢、殴打、拘捕，甚至判刑入狱；但对民主理念和改革前景的自信却使他们成为当代最具活力、最有前途的群体。

（四）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

前面我简要地分析了中共十三大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描画出对政改持有不同态度的三类群体的特点，意在说明，在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被搁置25年后的今天，再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何等困难。25年来，一方面是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持续增强；同时，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矛盾不断加深，危机日益深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无限扩大，随处滥用，归根到底在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和难题的长期积累，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只有及早改革政治体制，才能避免巨大的社会灾难。但政治体制改革之难度，又已经到了无所措手足的地步，不论从哪里下手，都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因而遭到激烈的对抗，反而引起新的矛盾。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急需进行的，是要先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指导改革的理念等，在全党全国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求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上取得符合于历史规律的共识，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开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这个思想准备和社会基础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体制的外围选择一些难度较小、反抗不很激烈的改革课题，有序推进，以利于政改的全面开展。

概括我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观点是：目前到处存在着的触目惊心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清楚地表明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社会远没有完成以反专制反垄断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改革在实质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用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远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改革就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方式，一个途径。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介绍的普世价值和《08宪章》，就是论述我国为什么要经过民主主义、如何经过民主主义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坚持包含民主主义在内的普世价值的理念，才能走上符合于历史发展方向的道路。

当然，我在书里表述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为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同志和朋友提供参考，希望它能够有助于促进这一场意义重大的讨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发挥有益的作用。

2012年7月15日初稿，8月1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