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甘地的思想及其对抗争者的启示（2）

 

摘要
终其一生，报纸是甘地传播自己理念的最拿手的工具之一。他选择的这个有力武器也是出于他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了解：他不善于言辞（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写作能力很强。如果作品含有足够多、足够纯的真理，就会像长了翅膀，传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之所以能感召众多的参加者、也在全世界吸引众多的同情者，与他的笔有很大的关系。
———————-

1.3 在南非（1） – “小绿书”

甘地回到老家，开起了律师事务所。但是他不懂印度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拙于口才。他的事务所门可罗雀，收入连交房租都不够。

两年后，大哥给甘地介绍了一个远在南非的工作，为期一年。工作的收入不高，但甘地看不到在本地呆下去的前途，心有所动。

“这哪里是律师的工资，分明是仆人的工资。但我有点想离开印度。能认识一个新的国家、增加一点新的经历的机会也让我心动。我还可以给我大哥寄回105镑，补贴家用。我没有讨价还价就答应下来，开始准备去南非。”【8】

1893年，23岁的甘地乘船前往南非。

刚在德班安顿下来，甘地去当地法庭旁听审案。

在法庭上，白人法官注意到了旁听席上甘地戴的头巾。他命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拒绝从命，离开了法庭，随后写信给报纸谈论这件事，声明自己有在法庭上戴头巾的权利。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了大讨论。有人说我是‘不受欢迎的来客’。这事也给落脚未稳的我作了个意想不到的广告。有些人支持我，也有些人批评我胆子太大。”【9】

遇到这样的场面，所有人可能都会感到受了侮辱，而对此的可能反应方式有许多种：性格懦弱的会表面上忍气吞声，而在暗中郁结怨恨；性格强势的可能会在当场与法官辩理、聚众抗议、或到法官的上级那里告状等。甘地在自传中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给报纸写信，但是比较起上述这些可能选项来，甘地的选择是最有成效的：

首先，戴头巾的权利涉及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大的话题，而报纸是讨论这些道理的好平台：报纸上的讨论不强迫任何人做什么事；它只是给所有的读者一个思考问题的机会，开启读者自己价值观中的辩论，让他们自己判断何为是、何为非。比谁的拳头硬、谁的嗓门大都不是解决歧视的有效方式。

其次，歧视存在于社会中多数人的心中，但它又因为违背了普世的善恶观而拿不上台面。那么把它拿到台面上去公开讨论就是对付歧视的有效方式。

第三，写信的内容不是指责法官一个人，而是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普遍现象来讨论。这是伸张整个阶层的人的自尊，而不只是发泄自己一个人的怨气，同时也体现了对那位法官的尊重。

第四，报纸的广阔传播范围可以让最广大的白人人群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自己心中这个阴暗的角落。

最后，把诉求在公开的平台上进行，让被歧视者和歧视者都有机会参与，是被歧视者对歧视者的信任。这是增进社会凝聚力、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甘地的这封信应该是他此后五十多年政治生涯中的处女作。他这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进入了角色。
终其一生，报纸是甘地传播自己理念的最拿手的工具之一。他选择的这个有力武器也是出于他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了解：他不善于言辞（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写作能力很强。如果作品含有足够多、足够纯的真理，就会像长了翅膀，传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之所以能感召众多的参加者、也在全世界吸引众多的同情者，与他的笔有很大的关系。

甘地在南非找到的工作是为一个经济诉讼案提供法律帮助。诉讼发生在两家印度侨民开办的商贸公司之间。双方的老板既是同乡，也是亲戚。他研究了案件之后发现，如果继续把官司打下去，诉讼将会旷日持久，双方都将难以承受高昂的律师费用，而胜诉方也只能拿回其损失的一部分。“我感到我的责任是同时与双方为友，把他们拉到一起。我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劝说双方妥协”。【10】最终双方同意以仲裁的方式迅速结案。之后甘地又成功地说服胜诉方允许败诉方以小额分长期偿付赔款，避免了后者破产和在社区中名誉扫地的结局。

“双方对结果都很高兴。双方在社区中的形象都提升了。我欢喜无比。我学会了如何当律师。我学会了如何发现人性中善的一面、如何赢得他人的信任。我意识到律师的真正作用是促成撕裂的双方重归于好。这一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我在此后二十年的开业生涯中努力在数百起案件中促成了双方的和解。我这样做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 不仅肯定没有丢失我的灵魂，并且也没有经济损失。”【11】

从甘地对这个官司的处理方式和官司结束后感到的成就感可以看出甘地看重和解，不喜欢你死我活的斗争。甘地一生都自豪于和事佬的角色，而他的和解不是靠隐藏、扭曲真相，而是摊开真相的所有细节、让双方都看个真切。这样的和解是可以长久的和解。

诉讼案圆满结束后，甘地本来打算立即返回印度。就在这个时候，纳塔尔省议会出台了关于取消印度侨民选举权的议案，促使那里的印度人决定请甘地留下来帮他们用法律维权。甘地在南非呆了下来，靠诉讼私人案件来得到收入，同时免费为印度侨民社区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前者是他的谋生手段，后者是他愿意做的事。

甘地服务的印度侨民社区分布于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少数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商人、白领，多数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劳工。契约劳工是南非殖民政府委托印度殖民政府从印度招募来的体力劳动者。招募的许诺是工作五年后他们就成为南非的自由人，可以拥有地产。在契约期间，劳工没有离开雇主的自由，逃跑者要以刑事犯来审讯、下狱，其法律地位与奴隶差不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英语就更谈不上，所以没有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印度侨民，他们与南非白人的不同宗教信仰、蹩脚的英语、不讲卫生的习惯等造就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而为这群二等公民争取权利正好是甘地最愿意做的事。年轻的甘地在这件事上发现了他一生钟情的事业所在。

1896年，26岁的甘地回印度探亲。那时他已经是在南非站住了脚跟的律师，收入不错，也渐渐成为受到印侨信任的维权活动家。甘地回印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把妻儿接去南非定居，第二个是争取印度各界对南非印侨的声援。甘地写了一个关于南非印侨生存状况的小册子（因封皮为绿色，后来俗称“小绿书” (The Green Pamphlet)），在印度印刷了一万份，寄给印度所有的报纸和各界名流。

“准备这些小册子的邮寄工作并非易事。如果我雇人去做，会很昂贵。但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我召集了我家附近的小孩，请他们在不上学的时候来做义工，每次一个上午，大约两三个小时。他们很愿意来做。我把我收集的用过的邮票给他们来作为奖励。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工作。这是我用小孩子来做义工的第一个实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直到今天（注：指甘地写成这一章时；大约是三十年之后的1925 – 1926 年左右）还是我的同工。”【12】

召集小孩来准备信封，不仅经济成本低、是他们力所能及，而且启发了孩子们以具体行动帮助他人的善念。这办法很能体现甘地组织群众运动的原则：用最小的成本办最多的事。

甘地在后来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中不仅努力将经济成本最小化，也努力将政治成本最小化。甘地后来在印度的三巴朗 (Champaran) 抗争运动中的反思可以作为后一种努力的例子：

“我发现，即使一个抗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政治的，而其起因是非政治的，把它政治化会损害这个运动，而把它局限在非政治的范畴则会对它有助益。三巴朗抗争运动证明了，不论在哪个领域，对大众的非政治化的服务最终都会在政治上对这个国家有帮助。”【13】

几乎所有的著名报纸都对“小绿书”的内容加以报道、评论。印度各界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甘地很注意的一个工作是将弱势群体受到不公的状况讲给更多的人听，其目的是争取更大范围的同情心。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他要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对听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甘地一个终生未变的信仰就是每个人意识深处的善性，包括他的政治对手。以此出发，只要社会成员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通畅，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爱心就可以实现。

另一方面，“小绿书”能引起巨大反响，与甘地的写作也有不小的关系。这里引用其中几段对印裔人在纳塔尔省的遭遇的描述：

“纳塔尔省有大约40万土著人、近5万欧裔人和5万1千印裔人。印裔人中包括契约劳工1万6千人，契约期满后的自由定居者约3万人，和商贸人士约5千人。……

“请允许我引用我写给纳塔尔省议会的公开信中描述欧裔人如何对待印裔人的一段话：

‘街上的人讨厌他、骂他、向他吐口水、把他从人行道上推下去。报纸上好像穷尽了英文词典中最强烈的侮辱言辞，这是几个例子：‘吞噬社区活力的恶疾’；‘这些寄生虫’；‘狡猾、恶毒、半野蛮的亚洲人’；‘又黑又瘦又脏的该死的印度人’；‘他吃米饭、爱使坏。我讨厌死了印度人’；‘满嘴谎话、做事狡诈的肮脏的苦力’。……印裔人不许乘坐公交车。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不把印裔人当人待。旅馆不许他们住。公共浴室不许印裔人使用。……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一是因为它已经在南非发表近一年半、被南非几乎所有的报纸讨论，而其中叙述的事实未遭到质疑（事实上，一家报纸对公开信明确表示支持），二是因为这里描述的这些事实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改变。”【14】

从这几段话中可以看到甘地很重视搜集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用严密的逻辑来构筑他的诉求。这与他的律师职业训练应该有一定关系。有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写作就可以客观、准确、少一些感情用事和任性驰骋想象力。

甘地一生致力于“自我纯化” (self purification) 的努力, 这可以解读为在每日的生活和做事之中尽力去除自己的私欲和偏见。这努力也体现在他的写作风格中：不讲究艺术华彩，但是准确简洁、避免掺入个人杂念和偏见；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对他人抱有最大的善意。读者可以从本文中引用的甘地的文章片段来自行体味。

甘地对南非印侨生存状况的报道也辗转流传到英国，又从英国传回南非。消息在转手几次之后通常都会被添油加醋，离最初的形状越来越远，这次也不例外。德班的白人读到被夸大了的报道，感到被造谣污蔑。这导致甘地在后来回到德班时被一群白人暴打，险些丧命街头。后来甘地拒绝指认和起诉打他的人，因为“他们听到的报道是我在印度对纳塔尔省白人的行为有不实的夸张，损害了他们的形象。如果他们相信了这样的报道，我不奇怪他们会生气。”【15】

 

1.4 在南非（2） – 《印侨舆论》

甘地把妻儿接到南非，让习惯了光脚的他们穿上鞋袜，也改用刀叉吃饭。全家过起了欧式上等人的生活。

“那时我相信，要看起来像文明人，我们的衣着和仪表要尽量接近于欧洲标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影响力，而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为我们的社区做什么事。”【16】

后来，甘地开始做简化生活的实验。他不再去洗衣店、理发店，开始自己浆洗衬衫、自己给自己理发。后来又从买面包改为自己在家里磨面做面包。甘地一生致力于简化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退了南非高尚区的房子、到乡下农场自己种地为生。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影响力不需要用装束和餐具来维持。

在简化生活的问题上，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拉斯金，而他们对甘地的影响也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与甘地自己的想法一拍即合。

简化生活不仅让甘地省下大量的生活开销，减少了为生计的奔忙，腾出时间来做他感兴趣的公益事业，而且后来成为他发动的抗争运动的基石之一。人不敢与权势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舍不得放弃已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所以如果能把生活大大简化，拥有的自由就大大增加。后来甘地多次入狱而不以狱中生活为苦，除了他强大的意志力，与他提前简化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一定关系。
给自己理发的另一个动机是被白人理发师拒绝服务。

“那位理发师拒绝为我理发并没有什么错。假如他给黑皮肤者理了发，他很可能会丢掉许多顾客。在印度，我们也不让我们的理发师给贱民兄弟们理发。我在南非得到这样的奖赏不只一次，而是很多次。我坚信这是我们自己的罪孽遭到的报应。这样一想，我就不再生气。”【17】

甘地自己被歧视为二等公民的遭遇促使他后来为印度社会的低种姓阶层的权利做了许多工作。

甘地也努力促请印侨社区改变他们的卫生状况。这可能出于两个考虑：首先，甘地感到，印侨们的不讲卫生的习惯是他们被南非白人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甘地自己对卫生极为重视，也懂得卫生与健康的关系。在《实验》中，甘地用了好几个整章的篇幅来记录他在许多地方整顿卫生、改进厕所的努力。

但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我发现，做帮大家声张权利的工作好做，做要求他们承担责任的工作就难多了。在一些地方我遭到的是侮辱，在另一些地方碰到的是礼貌的冷漠。请他们清洁自己的周边环境真是太难了。如果这需要他们掏腰包，就更是想都不要想。这些经历给我的教训是：没有无穷的耐心，让大家做任何工作都不可能。但话说回来，并不是大众想要改革，而是改革者自己想要改革，所以他应该对自己被反对、厌恶、甚至迫害的待遇有所期待吧。改革者自己热情洋溢要去做的事，大众有权利不把它当回事。”【18】

遇到阻力和打击时，甘地给自己开的解药是站在对方的处境上想问题，其结果不仅是为自己宽了心；他也由此对社会现实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清晰地设计自己可做的事。

“为南非印侨服务的每一件事都向我昭示真理的一些新的侧面。真理像一棵大树，你看顾它越多，它结出的果实就越多。在真理的矿井中挖掘越深，发现的宝石 – 在这里就是服务的诸多可能性 – 的种类就越丰富。”【19】

《实验》中极少见到抱怨之词。甘地服务的人群对他的主意反应冷淡时，这对于他也是真理的一个侧面，给他开启另外一些服务的可能性。

甘地如此钟情于服务他人，其动力来自于他的信仰。他自称他信仰的是“服务的宗教” (religion of service)。真理就是他的神，而真理是在为大众的服务之中显现。

1904年，周报《印侨舆论》 (Indian Opinion) 在南非创刊，甘地是主要撰稿人。

“直到1914年的十年之间，除了我在狱时之外，几乎没有一期的《印侨舆论》上没有我的文章。我不记得在那些文章中有任何一个词没有经过我的仔细考虑、或是有故意的夸大，或是纯为取悦读者而写。……

“我总是努力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亲密而干净的关系，所以写专栏也成为我观察人性的诸多侧面的方式。无数的读者给我写信，其中有的友善，有的是严厉的批评。阅读、思考和回复它们对我是极好的教育。这些来信好象是大家的有声的思考，让我彻底懂得了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我与印侨社区通过这个方式建立的关系也使得后来的抗争运动更容易实施、更有尊严、更不可阻挡。”【20】

成年人大概都不会陌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时，这个关系也很容易开始受到利益和权力欲的污染。中国古语中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就是基于这个背景。从甘地在这里强调的“亲密而干净的关系”可以看出甘地对把握社会关系的思虑之细密，也可以看到他下笔之谨慎。

甘地与读者的多年的纸上交流使得他们的抗争运动不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是充满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丰富细节。这样的长期交流也使得甘地在印侨社区中建立的信任牢不可破。后来甘地回到印度后创办了英文报纸 Young India 和古吉拉特语报纸 Navajivan，继续以报纸为与大众交流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