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衣襟饱含着油腻？
因为我没功夫打理。
——艾红
安宁是个伪民工，虽说打扮得质朴粗糙，身材也足够壮实，仍隐隐透露着一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秀才味。一次他到北京来，我俩同去挤公交车，他歪三斜四地穿了件邋里邋遢的夹克，扣子也不好好扣整齐，衣襟上沾了汤水和其它扫荡物。而那衣服上却仍有某种隐隐的光泽，虽被穿得油亮，那光泽尤自透过油光含蓄而出。于是我好奇地捏了捏他的衣角，料子厚实且质地柔和。他似乎洞明了我的心事，低头看了我的手一眼，又抬头看着我疑惑的眼神，咧开嘴憨态可掬说：“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公交车上挤满了男女屌丝，他们纷纷试图把自己打扮得整齐一些方才出门，尽管出门亦需要象民工一样挤公交车。有几个人略带疑惑地看着我们，他们不太明白，这两个穿戴得活似丐帮弟子的家伙，为何谈吐起来兴高采烈。
“你是个能把什么都穿出民工范儿来的人。”每当有机会调侃他时，我总是兴致盎然，我认为他对时尚界的贡献，堪与大卫.贝克汉姆相提并论，在时尚领域，他们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后者能把什么都穿出明星范儿。
“我是个天生的草根，无论到哪，我总要站在草根一边，而且也只会站在这边。”他更加得意洋洋，唾沫星子都快从牙缝里溅出来了。因此我更加认定他不过是个伪民工，一介书生而已。草根立场不靠穿成叫花子来证明，而且，那也证明不了草根立场。每念及此，总忍不住偷着乐：有个家伙千方百计想要挤进民工队伍中来，下次再见着他时，应该让他先交份投名状，扛两罐煤气从香山送到央视大裤衩楼去。
一九八六年夏天，墨西哥世界杯开踢了，起伏跌宕的墨西哥人浪，伴随球王马拉多纳鬼斧神工的技艺，倾倒着那些有幸看得起电视的中国球迷。还有三色旗、仙人掌、辣椒、宽沿草帽，多少人神魂颠倒？在郑州，即将面临高考的十八岁少年安宁魂不守摄，每日所想的，皆是上哪里去找电视看世界杯，几乎一场不落。当时想找电视机看球赛，是件颇费周折的事，想必这少年一定穷极心力。估计瞒着家里，谎称自己去复习温书，准备考高之类，也是有的。甚至到球赛时间飞檐走壁翻墙逃走，亦非没有可能，因为我自己，就干过很多类似的事。世界杯结束不久，高考来临，因为看球分心，他考得并不十分理想，只考上了北大考古系。
北大上学期间似乎乏善可陈，印象中北大的一切都浓缩成学生运动。在那里，他热衷于社会活动，尤其热衷于选举。那也许是红色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选举：八十年代大学学生会选举。和大部分人不同的是，他并不热衷于去参选学生会主席或者人大代表，而是热衷于组织选举，为他所中意的候选人拉票造势，就象是成熟民主社会里某个竞选团队的负责人一般。很多候选人都纷纷来找他拜票，因为他在“选民”中拥有极高声誉。学生运动在一九八九年达到高潮并迅速以流血结束，那场学运高潮之中，他本有机会成为一名所谓“学运领袖”，就象王丹、柴玲那样的人物，并一度入选过学生对话代表团。若论民主实践经验及在北大学生中积累的多年影响，学运初起之时，在当时的北大，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少之又少。然而倾向草根的天性令他迅速从一个召集人一步步下降成为“跑腿的”。后来有人评价他说：“安宁，你让他干什么合适？就让他送东西最合适，把个东西从这地方送到那地方去，他最喜欢干这种事。”只能说此君天生就是个跑腿的命，聚会场合不愿出头露面而愿去做服务性的实务，社交场合不愿结交名流而愿亲近无名之辈。古人云：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安君是也。他最愿意去做的，是那些别人看不上眼的琐碎事，并且似乎只会干这类事。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事永远不会少，永远做不完，因此很难抽出精力再去张罗别的。去为这些事奔走效命，从来都是辛劳有余而告慰不足。不必问他为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那些可以为自己添加光环的事，总是不会缺少去经营它们人；而那些看起来似乎卖力不讨好的事，却总是人手短缺。但我并不认为他并非自觉为之，需要随时告诫自己，要去填补那些空缺。他的选择仅仅是因为出于天性而已。
随着学运逐渐向深入发展，他在学运中的“地位”亦“江河日下”。“那是我一生最闪亮的岁月，我生命的全部光华好象都凝固在那时候。”每逢说起，眼中神秘的光芒教人琢磨不透。广场上为学运四处奔走效命的岁月，仿佛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个被击碎的梦境，或是一段被忽然割断的往生，还来不及忘记就匆匆忙忙投胎到这个世上。那生活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似乎亦不属于眼前这位叫安宁的人。一个人忘记了一切，心中仅有的是民主事业。“就好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编织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一样。”
我有一位在深圳的朋友，他叫张津郡。一九八九年的某一天，有人对他远在四川老家的父母说：“快去北京看看你儿子吧，你儿子在广场上绝食呢。”老人被政治运动整怕了，一听儿子和政治沾上了边，连忙匆匆收拾行装，上北京来找儿子。到得北京城，一看四处人山人海，老父亲心头高兴：“这下好了，儿子没事了，有这么多人。”但是老母亲见状反而更加忧心忡忡，她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忍不住想要哭喊，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大事不好：“这些孩子们要坏了！”
或许在当时，结局出乎安宁预料之外。不是因为他智力水平不足，或者人生阅历有限，而是他过于热爱，投入。仿佛这个国家几千年的命运，就在自己的辛勤奔走之中即将得到逆转。不是他本人在发梦，而是他生活一小段由梦幻织成的历史里。青年学生只可能成为历史的先锋，而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基石，这是一个全人类通行的历史原理。只有当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这个社会的主体——在运动中成为主角，历史才有可能走到真正的十字路口。但是在那几个月里，这个历史原理被普遍忽略了，青年学生们情不自禁将自己当成了历史的基石，并坚信自己已经在扮演着历史基石的角色。
那是北大荣耀最后的余辉，自一九八九年爱国民主运动之后，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精神，在做最终垂死挣扎之后彻底撒手人寰，剩下一座坟墓式的躯壳，挂着“北京大学”招牌，实则不过是全国最高级的青年洗脑中心。那一年秋天，后来成为安宁同案的矿业学院学生陈青林，遇上了另一位他们的共同的同案高玉祥。小贩高玉祥在街边练摊，靠卖些袜子、鞋垫之类为生，陈青林和另一位同学去和他买东西。高玉祥问：“你们是不是北大的学生？要是北大学生，就不要你们的钱。”陈青林问却是为何？高玉祥答：就在自己身边，亲眼目睹了北大学生倒在枪声和血泊之中。因此若是北大学生来问自己买东西，悉数不要钱。这对答象是在为北大精神送终的挽歌：莫要流泪，她已远行，在地平线之外。
六月三日，跑腿者安宁被委以一趟跑腿差事，学生自治会让他次日一清早坐火车去趟上海。于是那天晚上，安宁便没有出校门，留在学校里准备次日清晨动身。当夜，满城震惊，不断有同学的尸首被抬回学校，死者中有自己所熟知的亲密朋友，若非机缘巧合当天留在学校里，恐怕自己的尸首如今已和他们躺在一起，二十一岁的安宁人生从此改变。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心头萦绕不去，在打听了那些已化作冰凉尸首的同学们之死的前后经历之后，他明白，若是自己走到街上去，将会做出和他们同样的选择，然后变成一具和他们同样冰凉的尸首。那个广场上幻想着自己正在为祖国编织一个民主未来的安宁，已在当晚死去，但是命运仍然安排他以另一个面目活了下来，在此我们毋需去揣测造化者作此安排的意图。不久，安宁被定性成“动乱”中的“一般活跃分子”，学籍得以保留。有一年北大考古系系庆，安宁又穿着他“油光锃亮”的衣服，到北京来参加系庆。想象了一番那滑稽场面之后，我有些不怀好意地问他：“难道你就这么去参加庆典吗？”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那情景：一群北大同学，想必大多是些在今天社会上“有头有脸”之辈，即便没什么能耐，光靠文凭资历也能在小圈子内混成个角色。这种庆典聚会，当是各自显摆自己社会资本的好机会，想必豪车，也是有的，小蜜，也是有的。而这位连裤腰带都扎不整齐的乡巴佬，居然穿着露大脚趾的球鞋，顶一蓬俩礼拜没洗过的头发前来，实在是滑稽透顶。究竟是安宁成为了那个庆典的笑话，还是安宁结结实实地嘲笑了一把那个庆典？谁说得清楚？
“怎么啦？难道有什么不妥？”他抖抖肩膀让衣服显得妥帖些，得意地象个男模一样展示一番自己的行头。“妥妥地！比上次整齐多了。”我一面称赞一面惊奇。这身行头配他身上真可谓相得益彰，因为他穿着这身行头，无论出入任何场合，既非刻意以此手段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不会因自己的处境和形象流露出丝毫信心不足。不为任何外在环境和自我的内在环境所动，堪称一位奇人，拥有钢铁般坚强的内心，真正的革命者风范。
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广场上的跑腿者安宁已是青年学生团体“中华进步同盟”的重要成员。作为团体的缔造者之一，他以倔强的精神和务实的风度，为这一团体提供着基石性的能量。当他不想说话的时候，哪怕所有人都在催促，他依然一言不发；当他想要行动的时候，哪怕所有人都在反对，他依然一如既往。他的倔强与顽强，和这多愁善感的年龄极不相称，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着他去做自己不愿为之的事，亦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去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他的存在令这个小团体拥有了磐石般的精神，这小团体堪称人才济济，人数虽不是很多，却俱是各色青年才俊。即便放诸整个中国社会，在同时代人中，亦堪称佼佼者。其中有后来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巴菲特”陈远；八九一代异见界的翘楚人物刘贤斌；天才的设计师陆志刚；以及路明峡、陈青林、陈卫、赵昕、谢萍、王佩忠、康玉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任挑出一个，都足以成为同时代的青年的象征和代表。未久，中华进步同盟与另一个反对派团体“中国自由民主党”合并。安宁从北大毕业，因为受“六四”牵连，他毕业后被发回原籍郑州。在郑州，他是自由派们团结的象征，他是跑腿者安宁，不为功名，不为荣誉，但为自由。广场上的幻觉消失了，而经营民主的精神不改。奔走中已经没有了广场上那种自己正在改变着这个国家数千年宿命的虚幻成就感，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明白这种奔走成效甚微。然而腿依然需要继续跑下去，即便滴水需要三千年方可穿石。
一九九二年，自由民主党案案发，安宁在北京被捕。在北京政保眼里，这个反革命青年也许算不上一条甚么“大鱼”，而河南政保却当成捞到一条“大鱼”。于是河南政保将安宁从北京政保手上抢下，象是捞到一笔外快一般。
“要是留在北京，估计我和老康判得差不多。”提起往事，他似乎还有些庆幸之色。康玉春作为自由民主党案的第二被告被判刑十七年。而安宁，因为回了河南，对他的定性轻了许多，他仅仅被视为自由民主党在河南的一个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来对待，判了五年。若是留在北京，他将被当成此案的中坚分子，刑期将至少在十年以上。
感谢造化的垂青，没有让他在六月三日夜里死去，没有让他的全部青春都葬送在监狱之中。跑腿者安宁，穿着他的破旧衣衫，顶着暴风骤雨从这里跑到那里，为那地平线之外的民主曙光中捕捉一个萤火虫，从不好高骛远，更不夸夸其谈。有一天一块新的大陆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而我们将伴随这旧世界沉没。他已经死过一次，或者两次、三次，神奇的造化尤令他活着，象是那数千年前的诗句：虽九死而未悔。
因为我没功夫打理。
——艾红
安宁是个伪民工，虽说打扮得质朴粗糙，身材也足够壮实，仍隐隐透露着一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秀才味。一次他到北京来，我俩同去挤公交车，他歪三斜四地穿了件邋里邋遢的夹克，扣子也不好好扣整齐，衣襟上沾了汤水和其它扫荡物。而那衣服上却仍有某种隐隐的光泽，虽被穿得油亮，那光泽尤自透过油光含蓄而出。于是我好奇地捏了捏他的衣角，料子厚实且质地柔和。他似乎洞明了我的心事，低头看了我的手一眼，又抬头看着我疑惑的眼神，咧开嘴憨态可掬说：“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公交车上挤满了男女屌丝，他们纷纷试图把自己打扮得整齐一些方才出门，尽管出门亦需要象民工一样挤公交车。有几个人略带疑惑地看着我们，他们不太明白，这两个穿戴得活似丐帮弟子的家伙，为何谈吐起来兴高采烈。
“你是个能把什么都穿出民工范儿来的人。”每当有机会调侃他时，我总是兴致盎然，我认为他对时尚界的贡献，堪与大卫.贝克汉姆相提并论，在时尚领域，他们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后者能把什么都穿出明星范儿。
“我是个天生的草根，无论到哪，我总要站在草根一边，而且也只会站在这边。”他更加得意洋洋，唾沫星子都快从牙缝里溅出来了。因此我更加认定他不过是个伪民工，一介书生而已。草根立场不靠穿成叫花子来证明，而且，那也证明不了草根立场。每念及此，总忍不住偷着乐：有个家伙千方百计想要挤进民工队伍中来，下次再见着他时，应该让他先交份投名状，扛两罐煤气从香山送到央视大裤衩楼去。
一九八六年夏天，墨西哥世界杯开踢了，起伏跌宕的墨西哥人浪，伴随球王马拉多纳鬼斧神工的技艺，倾倒着那些有幸看得起电视的中国球迷。还有三色旗、仙人掌、辣椒、宽沿草帽，多少人神魂颠倒？在郑州，即将面临高考的十八岁少年安宁魂不守摄，每日所想的，皆是上哪里去找电视看世界杯，几乎一场不落。当时想找电视机看球赛，是件颇费周折的事，想必这少年一定穷极心力。估计瞒着家里，谎称自己去复习温书，准备考高之类，也是有的。甚至到球赛时间飞檐走壁翻墙逃走，亦非没有可能，因为我自己，就干过很多类似的事。世界杯结束不久，高考来临，因为看球分心，他考得并不十分理想，只考上了北大考古系。
北大上学期间似乎乏善可陈，印象中北大的一切都浓缩成学生运动。在那里，他热衷于社会活动，尤其热衷于选举。那也许是红色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选举：八十年代大学学生会选举。和大部分人不同的是，他并不热衷于去参选学生会主席或者人大代表，而是热衷于组织选举，为他所中意的候选人拉票造势，就象是成熟民主社会里某个竞选团队的负责人一般。很多候选人都纷纷来找他拜票，因为他在“选民”中拥有极高声誉。学生运动在一九八九年达到高潮并迅速以流血结束，那场学运高潮之中，他本有机会成为一名所谓“学运领袖”，就象王丹、柴玲那样的人物，并一度入选过学生对话代表团。若论民主实践经验及在北大学生中积累的多年影响，学运初起之时，在当时的北大，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少之又少。然而倾向草根的天性令他迅速从一个召集人一步步下降成为“跑腿的”。后来有人评价他说：“安宁，你让他干什么合适？就让他送东西最合适，把个东西从这地方送到那地方去，他最喜欢干这种事。”只能说此君天生就是个跑腿的命，聚会场合不愿出头露面而愿去做服务性的实务，社交场合不愿结交名流而愿亲近无名之辈。古人云：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安君是也。他最愿意去做的，是那些别人看不上眼的琐碎事，并且似乎只会干这类事。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事永远不会少，永远做不完，因此很难抽出精力再去张罗别的。去为这些事奔走效命，从来都是辛劳有余而告慰不足。不必问他为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那些可以为自己添加光环的事，总是不会缺少去经营它们人；而那些看起来似乎卖力不讨好的事，却总是人手短缺。但我并不认为他并非自觉为之，需要随时告诫自己，要去填补那些空缺。他的选择仅仅是因为出于天性而已。
随着学运逐渐向深入发展，他在学运中的“地位”亦“江河日下”。“那是我一生最闪亮的岁月，我生命的全部光华好象都凝固在那时候。”每逢说起，眼中神秘的光芒教人琢磨不透。广场上为学运四处奔走效命的岁月，仿佛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个被击碎的梦境，或是一段被忽然割断的往生，还来不及忘记就匆匆忙忙投胎到这个世上。那生活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似乎亦不属于眼前这位叫安宁的人。一个人忘记了一切，心中仅有的是民主事业。“就好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编织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一样。”
我有一位在深圳的朋友，他叫张津郡。一九八九年的某一天，有人对他远在四川老家的父母说：“快去北京看看你儿子吧，你儿子在广场上绝食呢。”老人被政治运动整怕了，一听儿子和政治沾上了边，连忙匆匆收拾行装，上北京来找儿子。到得北京城，一看四处人山人海，老父亲心头高兴：“这下好了，儿子没事了，有这么多人。”但是老母亲见状反而更加忧心忡忡，她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忍不住想要哭喊，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大事不好：“这些孩子们要坏了！”
或许在当时，结局出乎安宁预料之外。不是因为他智力水平不足，或者人生阅历有限，而是他过于热爱，投入。仿佛这个国家几千年的命运，就在自己的辛勤奔走之中即将得到逆转。不是他本人在发梦，而是他生活一小段由梦幻织成的历史里。青年学生只可能成为历史的先锋，而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基石，这是一个全人类通行的历史原理。只有当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这个社会的主体——在运动中成为主角，历史才有可能走到真正的十字路口。但是在那几个月里，这个历史原理被普遍忽略了，青年学生们情不自禁将自己当成了历史的基石，并坚信自己已经在扮演着历史基石的角色。
那是北大荣耀最后的余辉，自一九八九年爱国民主运动之后，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精神，在做最终垂死挣扎之后彻底撒手人寰，剩下一座坟墓式的躯壳，挂着“北京大学”招牌，实则不过是全国最高级的青年洗脑中心。那一年秋天，后来成为安宁同案的矿业学院学生陈青林，遇上了另一位他们的共同的同案高玉祥。小贩高玉祥在街边练摊，靠卖些袜子、鞋垫之类为生，陈青林和另一位同学去和他买东西。高玉祥问：“你们是不是北大的学生？要是北大学生，就不要你们的钱。”陈青林问却是为何？高玉祥答：就在自己身边，亲眼目睹了北大学生倒在枪声和血泊之中。因此若是北大学生来问自己买东西，悉数不要钱。这对答象是在为北大精神送终的挽歌：莫要流泪，她已远行，在地平线之外。
六月三日，跑腿者安宁被委以一趟跑腿差事，学生自治会让他次日一清早坐火车去趟上海。于是那天晚上，安宁便没有出校门，留在学校里准备次日清晨动身。当夜，满城震惊，不断有同学的尸首被抬回学校，死者中有自己所熟知的亲密朋友，若非机缘巧合当天留在学校里，恐怕自己的尸首如今已和他们躺在一起，二十一岁的安宁人生从此改变。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这个问题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心头萦绕不去，在打听了那些已化作冰凉尸首的同学们之死的前后经历之后，他明白，若是自己走到街上去，将会做出和他们同样的选择，然后变成一具和他们同样冰凉的尸首。那个广场上幻想着自己正在为祖国编织一个民主未来的安宁，已在当晚死去，但是命运仍然安排他以另一个面目活了下来，在此我们毋需去揣测造化者作此安排的意图。不久，安宁被定性成“动乱”中的“一般活跃分子”，学籍得以保留。有一年北大考古系系庆，安宁又穿着他“油光锃亮”的衣服，到北京来参加系庆。想象了一番那滑稽场面之后，我有些不怀好意地问他：“难道你就这么去参加庆典吗？”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那情景：一群北大同学，想必大多是些在今天社会上“有头有脸”之辈，即便没什么能耐，光靠文凭资历也能在小圈子内混成个角色。这种庆典聚会，当是各自显摆自己社会资本的好机会，想必豪车，也是有的，小蜜，也是有的。而这位连裤腰带都扎不整齐的乡巴佬，居然穿着露大脚趾的球鞋，顶一蓬俩礼拜没洗过的头发前来，实在是滑稽透顶。究竟是安宁成为了那个庆典的笑话，还是安宁结结实实地嘲笑了一把那个庆典？谁说得清楚？
“怎么啦？难道有什么不妥？”他抖抖肩膀让衣服显得妥帖些，得意地象个男模一样展示一番自己的行头。“妥妥地！比上次整齐多了。”我一面称赞一面惊奇。这身行头配他身上真可谓相得益彰，因为他穿着这身行头，无论出入任何场合，既非刻意以此手段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不会因自己的处境和形象流露出丝毫信心不足。不为任何外在环境和自我的内在环境所动，堪称一位奇人，拥有钢铁般坚强的内心，真正的革命者风范。
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广场上的跑腿者安宁已是青年学生团体“中华进步同盟”的重要成员。作为团体的缔造者之一，他以倔强的精神和务实的风度，为这一团体提供着基石性的能量。当他不想说话的时候，哪怕所有人都在催促，他依然一言不发；当他想要行动的时候，哪怕所有人都在反对，他依然一如既往。他的倔强与顽强，和这多愁善感的年龄极不相称，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着他去做自己不愿为之的事，亦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去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他的存在令这个小团体拥有了磐石般的精神，这小团体堪称人才济济，人数虽不是很多，却俱是各色青年才俊。即便放诸整个中国社会，在同时代人中，亦堪称佼佼者。其中有后来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巴菲特”陈远；八九一代异见界的翘楚人物刘贤斌；天才的设计师陆志刚；以及路明峡、陈青林、陈卫、赵昕、谢萍、王佩忠、康玉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任挑出一个，都足以成为同时代的青年的象征和代表。未久，中华进步同盟与另一个反对派团体“中国自由民主党”合并。安宁从北大毕业，因为受“六四”牵连，他毕业后被发回原籍郑州。在郑州，他是自由派们团结的象征，他是跑腿者安宁，不为功名，不为荣誉，但为自由。广场上的幻觉消失了，而经营民主的精神不改。奔走中已经没有了广场上那种自己正在改变着这个国家数千年宿命的虚幻成就感，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明白这种奔走成效甚微。然而腿依然需要继续跑下去，即便滴水需要三千年方可穿石。
一九九二年，自由民主党案案发，安宁在北京被捕。在北京政保眼里，这个反革命青年也许算不上一条甚么“大鱼”，而河南政保却当成捞到一条“大鱼”。于是河南政保将安宁从北京政保手上抢下，象是捞到一笔外快一般。
“要是留在北京，估计我和老康判得差不多。”提起往事，他似乎还有些庆幸之色。康玉春作为自由民主党案的第二被告被判刑十七年。而安宁，因为回了河南，对他的定性轻了许多，他仅仅被视为自由民主党在河南的一个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来对待，判了五年。若是留在北京，他将被当成此案的中坚分子，刑期将至少在十年以上。
感谢造化的垂青，没有让他在六月三日夜里死去，没有让他的全部青春都葬送在监狱之中。跑腿者安宁，穿着他的破旧衣衫，顶着暴风骤雨从这里跑到那里，为那地平线之外的民主曙光中捕捉一个萤火虫，从不好高骛远，更不夸夸其谈。有一天一块新的大陆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而我们将伴随这旧世界沉没。他已经死过一次，或者两次、三次，神奇的造化尤令他活着，象是那数千年前的诗句：虽九死而未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