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是换届交班的大会，而交接班是当代中国——以及其他一切君主专制业已毁灭、民主宪政尚待建立的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十八大的焦点自然不是政治报告中无关宏旨的新词藻和新提法，更不是塞入党章修正案藉以抚慰旧党魁的新思想，而是政治局常委的新面孔和新排名。欲知中共“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既要看它旗上怎么写、路标往哪里指，更要看是谁来举旗、何人带路。在十八大这样的特定场合，选对人比用对词更重要，而这也正是十八大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如果它真有所谓历史意义的话。
然而，人们大失所望了。我们等待了太久，等待呆板木讷、暮气沉沉、稳重有余而冲劲不足的胡锦涛时代快点结束，希望等来一个即使在前景晦暗的时刻也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团队：一个有朝气、有想法、有魄力、有志向、以政治改革为职守、为使命的常委新班子。这样的等待多少有点儿消极，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耽于幻想、自作多情。结果，我们的消极等待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惩罚：我们等来了一个年龄偏大、城府极深、关系网极强、权术老练而政道浅薄、手腕高超而信念萎靡、利害纠结而道义价值薄弱的常委新班子。五个新晋常委均非无能之辈，全是官场好手，是老成保守、游刃有余的技术官僚，擅长做官而未必善于从政。他们的过往业绩尽显人治之功，而缺少民主法治特色。在这五人之中，有一位正是以扼杀言论自由为职志、人称“天朝第一网监”和“五毛党总书记”的中宣部长刘云山。看起来，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接班团队不是一个改革团队，绝无可能成为政改破题、体制转轨的领导集体——除非有奇迹出现。
令人失望的倒不是排名在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一则此二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是当今威权函数的已知数，不用猜、不用赌，也就无所谓期望与失望；二则此二人一个是人品正派、作风开明的老一代改革干将习仲勋的儿子，另一个曾经是言行活跃、思想新潮的北大学子。迄今为止，二人的低调常委生涯虽乏善可陈、无可称道，但如果他们身上多少还残存着一些未被官场消磨湮灭的正气和锐气，我们是有理由期待二人有所作为的。
令人失望之处甚至也不全在那五个新常委身上。事实上，新班子里没进什么人比进了什么人更加重要，热门人选汪洋、李源潮未能如期入常，新班子里没有一个态度鲜明的改革者，不仅没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也没有温家宝那样坚持不懈的政改喊话者，这才是十八大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在薄熙来逼走黑打英雄自毁前程之后，汪洋的政治行情原本一路看涨，因为汪洋被公认为能力丝毫不逊于雄心勃勃、精明干练的薄熙来，走的却是与薄氏相对立的开明政治路线。汪的政绩并不特别优异，却一向以改革创新见长；他的治道并不老辣，却不时闪现新思维的火花；他也许不是解决现行体制弊病的能手，却有可能成为开创新体制的推手。政治局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汪洋是所有常委候选人之中最有资格被称为改革派的人物。但汪洋竟然落选了。
如果说汪洋是地方改革的领头羊，那么，在89风波中曾设法保护舆论界知识分子、目前主掌中组部事务的李源潮则是党内民主的长期思考者和主要设计者。党内民主未必可行，但无论如何，真心诚意赞同民主、支持政改，在中共高层仍属难能可贵。但李源潮也落选了。
汪、李落选给人留下了恶劣的观感：新常委班子岂止是缺乏改革派，简直就是大张旗鼓拒斥改革派！这样的观感未必客观，未必公正——比如王岐山，就曾经是经济、金融、财税改革的行家里手，但做了常委的王岐山如今被打发去执掌党的“家法”了。对于新班子的形象和威信，这样的恶感也许是致命的，有心人不妨对比一下戈尔巴乔夫赶走叶利钦在苏联社会所留下的恶感和后来所得到的报应。
改革仍然是支撑中共政权的主要支柱。不错，中国社会的确缺乏改革共识，但所缺的只是关于如何改的共识，至于要不要改，是从无疑义的。大多数国人之所以忍受着严重的官场腐败、社会不公、人权薄弱、法治不彰而没有奋起反抗，仅仅是因为相信产生这些灾难的旧体制正在被改革、将会被替换。一旦人们普遍确信有能力发动改革的那个威权机构已经变成了拒斥改革派的堡垒，那么，心怀不满而又失去希望的人民还能够继续保持克制和忍耐以消极配合当局“维稳”吗？
是什么原因使得67岁的俞正声入常而57岁的汪洋靠边——这两人都曾是“总设计师”亲自相中的人物？据说，常委会门槛之高低取决于以下三条规则：一曰“七上八下”，二曰“传男不传女”，三曰“传长不传贤”。根据规则一，“七上八下”，小于68岁的前届政治局委员优先获得十八大的入常资格（若人数不足，再从中央委员中“蕴酿产生”），此类候选人共有十人，除习、李之外还有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汪洋、李源潮；根据规则二，“传男不传女”，刘延东因而自动淘汰（此前的吴仪，将来的孙春兰，或许也是如此？），十人剩下九人；根据规则三，“传长不传贤”——此处“长”不指年龄而指政治资历，习近平、李克强是上届的老常委，当然资历最长，可以首正大位，其次是刘云山、俞正声、张德江，此三人是十六届政治局委员，而王岐山、李源潮、汪洋三人十七届才进政治局，再次是王岐山，王的资历又比李、汪为长，因为王岐山是十六届中央委员，李源潮、汪洋只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如此一来，假如常委人数仍是九人，则除一名女性委员独自垂泪之外，其余委员皆大欢喜可以通通入常；但假如常委人数改为七人，则汪洋、李源潮只好循规礼让，输得口服心服。十九大上，这两位落选者将成入常选秀的头两名。——我的疑问是：以上三条版权可疑有抄袭大周王朝之嫌的常委遴选规则竟然是真的？如是，十八大常委又何必九变七，是否因人立制，专门针对汪洋、李源潮？
“国情专家”胡鞍钢不久前曾盛赞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比美国制度更加优越，他显然是闹笑话了。中国有常委，却未见得有什么常委制度。人数五、六、七、九不定，入常标准只有“潜规则”而不见明文，议事决策秘而不宣，究竟是简单多数，还是协商一致，还是需要奏报元老、请求拍板？一个位于体制最顶端的威权机构，制度化水平如此之低，实在是不敢恭维，要叫板美国制度，还拿不出手吧。
对于汪洋、李源潮的落选，无论有什么样的解释——当然不可能有官方解释，都难掩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最有可能协助习、李发动政治改革的那两个人丧失了他们本应获得的威权席位。接下来，即便习、李有意政改，但处在层层保守圈中，怕也有心无力。
然而，人们大失所望了。我们等待了太久，等待呆板木讷、暮气沉沉、稳重有余而冲劲不足的胡锦涛时代快点结束，希望等来一个即使在前景晦暗的时刻也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团队：一个有朝气、有想法、有魄力、有志向、以政治改革为职守、为使命的常委新班子。这样的等待多少有点儿消极，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耽于幻想、自作多情。结果，我们的消极等待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惩罚：我们等来了一个年龄偏大、城府极深、关系网极强、权术老练而政道浅薄、手腕高超而信念萎靡、利害纠结而道义价值薄弱的常委新班子。五个新晋常委均非无能之辈，全是官场好手，是老成保守、游刃有余的技术官僚，擅长做官而未必善于从政。他们的过往业绩尽显人治之功，而缺少民主法治特色。在这五人之中，有一位正是以扼杀言论自由为职志、人称“天朝第一网监”和“五毛党总书记”的中宣部长刘云山。看起来，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接班团队不是一个改革团队，绝无可能成为政改破题、体制转轨的领导集体——除非有奇迹出现。
令人失望的倒不是排名在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一则此二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是当今威权函数的已知数，不用猜、不用赌，也就无所谓期望与失望；二则此二人一个是人品正派、作风开明的老一代改革干将习仲勋的儿子，另一个曾经是言行活跃、思想新潮的北大学子。迄今为止，二人的低调常委生涯虽乏善可陈、无可称道，但如果他们身上多少还残存着一些未被官场消磨湮灭的正气和锐气，我们是有理由期待二人有所作为的。
令人失望之处甚至也不全在那五个新常委身上。事实上，新班子里没进什么人比进了什么人更加重要，热门人选汪洋、李源潮未能如期入常，新班子里没有一个态度鲜明的改革者，不仅没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改革派政治家，也没有温家宝那样坚持不懈的政改喊话者，这才是十八大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在薄熙来逼走黑打英雄自毁前程之后，汪洋的政治行情原本一路看涨，因为汪洋被公认为能力丝毫不逊于雄心勃勃、精明干练的薄熙来，走的却是与薄氏相对立的开明政治路线。汪的政绩并不特别优异，却一向以改革创新见长；他的治道并不老辣，却不时闪现新思维的火花；他也许不是解决现行体制弊病的能手，却有可能成为开创新体制的推手。政治局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汪洋是所有常委候选人之中最有资格被称为改革派的人物。但汪洋竟然落选了。
如果说汪洋是地方改革的领头羊，那么，在89风波中曾设法保护舆论界知识分子、目前主掌中组部事务的李源潮则是党内民主的长期思考者和主要设计者。党内民主未必可行，但无论如何，真心诚意赞同民主、支持政改，在中共高层仍属难能可贵。但李源潮也落选了。
汪、李落选给人留下了恶劣的观感：新常委班子岂止是缺乏改革派，简直就是大张旗鼓拒斥改革派！这样的观感未必客观，未必公正——比如王岐山，就曾经是经济、金融、财税改革的行家里手，但做了常委的王岐山如今被打发去执掌党的“家法”了。对于新班子的形象和威信，这样的恶感也许是致命的，有心人不妨对比一下戈尔巴乔夫赶走叶利钦在苏联社会所留下的恶感和后来所得到的报应。
改革仍然是支撑中共政权的主要支柱。不错，中国社会的确缺乏改革共识，但所缺的只是关于如何改的共识，至于要不要改，是从无疑义的。大多数国人之所以忍受着严重的官场腐败、社会不公、人权薄弱、法治不彰而没有奋起反抗，仅仅是因为相信产生这些灾难的旧体制正在被改革、将会被替换。一旦人们普遍确信有能力发动改革的那个威权机构已经变成了拒斥改革派的堡垒，那么，心怀不满而又失去希望的人民还能够继续保持克制和忍耐以消极配合当局“维稳”吗？
是什么原因使得67岁的俞正声入常而57岁的汪洋靠边——这两人都曾是“总设计师”亲自相中的人物？据说，常委会门槛之高低取决于以下三条规则：一曰“七上八下”，二曰“传男不传女”，三曰“传长不传贤”。根据规则一，“七上八下”，小于68岁的前届政治局委员优先获得十八大的入常资格（若人数不足，再从中央委员中“蕴酿产生”），此类候选人共有十人，除习、李之外还有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汪洋、李源潮；根据规则二，“传男不传女”，刘延东因而自动淘汰（此前的吴仪，将来的孙春兰，或许也是如此？），十人剩下九人；根据规则三，“传长不传贤”——此处“长”不指年龄而指政治资历，习近平、李克强是上届的老常委，当然资历最长，可以首正大位，其次是刘云山、俞正声、张德江，此三人是十六届政治局委员，而王岐山、李源潮、汪洋三人十七届才进政治局，再次是王岐山，王的资历又比李、汪为长，因为王岐山是十六届中央委员，李源潮、汪洋只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如此一来，假如常委人数仍是九人，则除一名女性委员独自垂泪之外，其余委员皆大欢喜可以通通入常；但假如常委人数改为七人，则汪洋、李源潮只好循规礼让，输得口服心服。十九大上，这两位落选者将成入常选秀的头两名。——我的疑问是：以上三条版权可疑有抄袭大周王朝之嫌的常委遴选规则竟然是真的？如是，十八大常委又何必九变七，是否因人立制，专门针对汪洋、李源潮？
“国情专家”胡鞍钢不久前曾盛赞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比美国制度更加优越，他显然是闹笑话了。中国有常委，却未见得有什么常委制度。人数五、六、七、九不定，入常标准只有“潜规则”而不见明文，议事决策秘而不宣，究竟是简单多数，还是协商一致，还是需要奏报元老、请求拍板？一个位于体制最顶端的威权机构，制度化水平如此之低，实在是不敢恭维，要叫板美国制度，还拿不出手吧。
对于汪洋、李源潮的落选，无论有什么样的解释——当然不可能有官方解释，都难掩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最有可能协助习、李发动政治改革的那两个人丧失了他们本应获得的威权席位。接下来，即便习、李有意政改，但处在层层保守圈中，怕也有心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