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一直对中国改革有一种评论，叫做“政改滞后论”。刘晓波博士更有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他将中国的改革称作“跛足改革”。持此种评论者大都认为，经济改革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进程，它只是全面转型的一小部分。如果缺少了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如不有的放矢地将经济改革纳入宪政转型的整体进程，经济改革绝不可能孤军深入、凯歌而还。即使有所成就，也终究意义有限，而且代价沉重、后果堪忧。这种观点还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许多尖锐矛盾和严重问题——如政治腐败、“三农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冲突等等——均与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缺乏配套支持有关，特别是由缺少必要的政治改革所致。

但是，也有另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即是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无需相互配套，均可自成一体，独自完成。持这种看法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做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以确保基本政治框架不变，只进行局部、有限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模式要大大优于全面启动、多头并举、纵深挺进的系统改革。他们说，前者是“边行船，边换帆”，而后者是“停船换帆”或“毁船换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之所以会比“苏东模式”的转型国家更为“成功”，实在是得益于专制政府在迅速变革的过程中保持了政制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由此便确保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不变的政治控制之下，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权威崩溃、秩序瓦解、社会骚乱、国家分裂的巨大改革风险。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拒绝了“激进”的政治改革（这些人认为凡政改，必“激进”），而专注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奥妙所在。简言之，“中国模式”改革道路的优越性不在别处，就在于“只经改、不政改”。

笔者深信后一种看法是浅薄的、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要认真梳理上面两种观点以明辨是非，三言两语恐怕也说不清楚。因为这需要对所谓“中国特色”和“苏东模式”的改革实践进行深入的比较（注：笔者并不认同“中国特色”和“苏东模式”这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中国特色”其实一无定色，通常只是维护一党之私、拒斥普世价值的一个笼统借口，而所谓“苏东模式”实际上也并不存在——15个原苏联国家、5 个原南斯拉夫国家、8 个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相同的时间段、因几乎相同的原因而展开了各自的转型进程，但这些进程不仅与中国的改革很不相同，相互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并将在未来的演变中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它们与中国的差别并非出自于政治当局的主动选择，而是由许多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所造成，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苏东模式”），也需要对一党制社会主义的弊端以及改革的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只经改、不政改”优越论首先涉及到一个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不搞政治改革，即使经济改革可以成功，甚至可以更加成功，难道不民主、少自由、缺人权的“一党专政”政体就应该永世长存吗？难道政治改革只能作为经济改革的附属物而存在，凡是不为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就没有独立的价值吗？暂且撇开这个议题不论，本文针对“只经改、不政改”优越论所涉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简单的反驳。这个问题是：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旧政体不做重大改革的前提下，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真的有可能单独推进、独自完成吗？

我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党专政+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病急乱投医”、“乱点鸳鸯谱”、“拉郎配”的结果，它们只能发生“一夜情”，至多也只是过渡时期的临时组合，做不了长久夫妻。

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曾经极具说服力地论证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安排（即“中央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不能相容，它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大体上，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安排（即“共产党一党专政”）与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也绝不可能相容。诚如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所说，“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和谐有效的配合。其结局，不外乎是“一党专政”扭曲和败坏了“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摧毁和埋葬掉“一党专政”，二者必居其一。

但“只经改、不政改”论者会立即反驳说，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说，共产党也可以代表资产阶级（“三个代表”），它们之间不仅没有根本的矛盾，甚至还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一党专政”并不妨碍经济改革，甚至还可以为经济改革提供比多党民主制更加坚强的政治保障，减少改革的“交易成本”，成为社会变革的“安全阀”和“稳定器”；而经济改革也不会妨碍“一党专政”，甚至还可以反过来为“一党专政”提供比计划经济更加雄厚得多的财政资源和GDP绩效，使其足以实现“一百年不动摇”的“长治久安”。

乍听起来，这一类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但这里至少存在着以下三层误解。

第一，说“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曾经得益于“一党专政”的政局不变，这恐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理由有二：

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源于毛式极权体制的彻底失败。1976至1979年从毛体制到邓体制的转变为经济改革的启动创造了起码的政治条件，如果没有这一转变，任何与“集体化”、“公有制”相背离的经济改革都是不可想象、无从起步的。虽然这一转变很难称之为“政治改革”——它多半只是由毛的死亡和宫廷权力斗争所导致的政治转变，但在当时，那也已经算得上是“天翻地覆”的政治大变局了。就凭这一点即可以反证，所谓“只经改、不政改”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处的“改”，既包括主动的改革，也包括被动的应变）。而国际的经验也表明，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往往发生于政体革新与政治革命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

二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未得到过政治改革的有力支持，但经济改革往前迈出的每一小步，其实都伴随着中共政权的“政治衰变”——如极左势力的式微、意识形态的弱化、纵向集权的梗阻、代际权威的递减、维权运动的兴起等等（注：关于“政治衰变”这一概念，请参见拙作“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无规则的“政治衰变”替代了规范性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空间。如果中国的政治形势、政治局面在近三十年间完全不变，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的经济改革居然会不终止、不倒退而可以独自前行。虽然中共可以拒不进行政治改革，但他们无法阻止日复一日的“政治衰变”。而消极的“衰变”劣于积极的政改，它毫无“模式”优越性可言。

第二，说“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已经成功，正如说“苏东模式”已经失败一样，这恐怕言之过早。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尚停留在浅表层次，目前的经济架构离“完全市场经济”还相差甚远，最关键的一些经济领域——如金融、能源、交通、电信、新闻出版等等——还远远没有市场化。在政治改革之前，人们甚至也根本就看不到中国经济真正市场化的最终前景。因为“一党专政”由其贪婪本性使然，它必定要保留一些行政垄断的关键领域以作为“一党专政”的私家“自留地”之用。这就注定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任务不可能彻底完成。

二是虽然以GDP和财政收入计量的经济发展有相当不俗的表现，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问题，它几乎不敢正视“谁在发展”、“谁的发展”、“为谁发展”等社会敏感问题。如无民主政治，这些问题将永不可解。而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些问题势将迅速恶化，直到不可收拾。所以，我们只能说：经济改革尚未成功，发展前景未必看好。因政治的原因而使几十上百年的经济积累毁于一旦，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诚当引为中共借鉴。

第三，说“一党专政”降低了经济改革的政治风险、减少了“交易费用”、实现了社会稳定，这恐怕也只是一种幻想和假象。原因也有二：

一是“一党专政”使得经济改革成了政治腐败的乐园。虽然强悍的专制政府为“权贵私有化”之类的“改革交易”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安全，它阻止了失地农民、下岗工人们的维权努力，限制了“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减少改革的“交易费用”。相反，它支付了比民主法治的“产权交易”高昂得多的“腐败损失”（也许中共官僚不认为这是“损失”而当成是“收益”）。事实上，改革与腐败随波逐流、水涨船高，腐败已经成为“一党专政”政体在改革时代固定不变的联系结构和唯一的生存方式。如无政治改革，这种情形必将继续下去，直至市场倾覆或政治翻盘，此外并无第三解。

二是“一党专政”没有、也不可能为经济改革提供长久可靠的政治保障。因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毕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一党政治——比如新加坡的一党制或民主转型之前台湾的国民党一党制，它终究是一个遗传了马列斯毛政治基因的统治集团，是一个以“公有”、“共产”为正式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如何，除非改名易帜、脱胎换骨，否则，共产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它带给经济改革的，只有短期的政治安全，却是长期的政治隐患。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但中共内部左与右、社与资的争论从来也没有停息过。如无政治改革，这种争论必将伴随经济改革的全程，直至争论使得政局僵持、使得改革夭折。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对“一党专政”的旧政体进行实质性的重大改革，经济改革绝不可能单独推进、独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