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有两项政治利好信息：一个是北京地方初级法院审判河南省在京“黑监狱”截访案件，由媒体正式公开，这意味着採取截访方式的维稳是非法的；另一个是最高法院在新刑诉法徵求意见稿中删除了处罚律师条款，这意味薄左势力对司法的渗透得到了初步清理。然而，要消除维稳政治对中国社会的毒化，绝不比邓小平时代对“文革”贻害的清理要容易。

邓小平於一九七七年七月复出，至一九八一年全面掌权（以华国锋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辞职为标志），四年间无奈“文革”余毒。后来，才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发起以全面清理“三种人”为主要目的之整党运动，至次年十月初见成效。习李自然无法企及邓小平的权威，更何况习李本无将维稳与“文革”并列的意思。由此可见，习李两届十年任期内，维稳余毒还会继续毒化社会！

一个搪塞电话招致麻烦

我本人以学术为志业又以写作谋生，时间不够用，故绝少社会应酬，但也有脱不开的人情关系要稍事打理，尤其涉及他们的权益需要维护的时候。一位旧交因工厂转卖方面出了些麻烦，经常给我打电话谘询法律与经济两方面的处理程序。他在十八大召开的第一天下午打我手机，由於我太忙而由太太按惯例代接。一般情况下，太太代我“说谎”推事的理由有两个，或曰“到乡下陪老娘去了”或曰“去北京买书了”。这次，太太选择的是“去北京”。

不期，此“说谎”引来大麻烦。先是我的三妻妹从天津打回电话，以关心的口吻对我太太说：“北京正开十八大，大姐夫这么敏感的人不能去北京，你得拦住他！看好了他！”。至夜间十点，我整理资料太累（给《民主中国》网刊准备一篇政治学术文章），早睡。刚换上睡衣，两位警官到我家门口敲门，请我外出喝茶。

两位警官并非国保警察而是管片派出所正副所长，其中一个是与我私人关系不错的打羽毛球的球友。外出后，由我建议改为就近喝咖啡。二人在咖啡馆告诉我是受局里分管国保的副局长之托，登门看我“去了北京没有”。此时，更上级（沧州市）的一位副局长正在泊头坐镇“要结果”。结果是虚惊一场。

街道干部两传威胁信息

维稳政治是一种特务政治，更是酷吏政治，而现代酷吏政治并不一定要致受迫害的人皮肉受苦，其惯用手段是间接威胁.三妻妹打给我太太的电话并非她的本意，而是她的二姐与她在一起。二妻妹接到我所在的街办处干部姚某的电话，被问“你大姐夫去北京了不？”

这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十一月二日即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二妻妹登门以关心的态度说我不该管闲事，“街办处的老金让我给你带个话儿，管闲事儿对他没好处”。姓金的与后来姓姚的是男是女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二人具体职务，但毫无疑问，二人是在行使维稳权力。对於二妻妹的传话，我太太也很不高兴，说：“他们要想了解什么，就自己上门嘛！”

二妻妹所说的管闲事儿，具体指我曾做诉讼代理人的一桩下岗职工（十七人）工龄补续案和一桩水务局拖欠农民河道佔地补偿费之集体民事诉讼.我确实应邀与下岗职工的代表去过河北省信访局，但在十八大期间“领着他们上北京”则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对於“管闲事儿”的说法，我非常不满.因为在我们本地习俗中，只有“吃饱了撑的”那种人或者无事生非的社会流氓才有此类作为。我破天荒地斥责二妻妹，并宣佈不允许她再登门.让我更气愤的原因则是，她也是下岗职工（被邮局中断合同），我以放弃一部三万元收入的书稿合同为代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帮她打赢了劳动关系纠纷案。到头来，与她同样的受害者们却成制造“闲事儿”的人了？！

风烛老人旅游计划搁浅

我太太原籍浙江丽水，是现在父母收养的孩子，因此，我们夫妇比其他子女对老人更尽孝心。比如去年十一月份，我太太和三妻妹陪两位老人去杭苏沪旅游，回到沧州（高铁站）时恰逢暴雪天气，我一个人在泊头租车去沧州接站，并在回泊头时加僱了一部出租车。

年近八十的岳母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脑梗死患者），她希望今年冬季仍去南方旅游.这很可能是她今生最后一次旅行。我和太太商定这次由我们夫妇共陪全程。但是，在十一月初做准备时，三妻妹从天津打回电话，说了一大堆老人不能成行原因。最重要的是她哥哥（我内弟）不同意。但是，我和内弟关系颇好（如我入狱期间，我写信给他，由他转我太太），而内弟并未向我表达阻行的任何意见。事后回头一想，才知道计划中陪老太太出行期正是我的将遭监控的敏感期。

维稳的敏感是既得利益集团自造的，不过为说明自己“有活儿干”。另一方面，早前，地方国保警察与我沟通过，希望从私人角度帮忙，“国庆与十八大期间，别管上访的事儿，也别写敏感文章”。沟通的中间人仍是我的那两位球友（派出所负责人）。我答应了“不去北京”一项，并开玩笑地说：“看来，我一个人去北京买书也不行啦！”

“业余特务”让人羞耻

坦白说，国保警察与我沟通，我并不绝对反感，除非就个别问题（如刘晓波该不该抓）谈崩了。刚说的玩笑其准确时间是九月十五日。彼时，民间“保钓抗日”风潮颇起，我们这个小城市也有动静.我的表态是，不反对游行（但我不会参加），但绝对反对打砸日系汽车尤其伤害车主的行为。对方表示认同。

足让我感到辱耻的是，我的两位妻妹竟成了“业余特务”！还有，我也无法排除那位曾为工厂主的旧交在做“维稳兼职”，毕竟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警方当协勤。即便我不怀疑他报告了我“去了北京”的错误信息，也说明他打到我手机上的电话由於我被监听，也遭到了监听。因此，为了让他免於牵入我“被维稳”的麻烦，我把手机卡销号，不再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