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9周年之际，香港众志发表以「我们要有不爱国的自由」为题的六四宣言，指「爱国」两字已被政权操弄至变质，港人必须对「爱国」及「爱国民主运动」作出反思与批判。众志的宣言主要是针对「爱国」沦为中共压迫人民的工具，而中外不乏公民有不爱国自由的论断与司法案例，更从历史，人权，哲学等角度印证，既要警惕爱国成为专制工具，也要警惕政客借爱国谋利成为爱国贼。
陈独秀批国家是骗人偶像
众志的宣言指出：「在『爱国』被挪用作压迫人民的工具的今天，倘若港人不对以『爱国』之名进行的压迫加以提防;反让国家认同成为民主运动的绊脚石，无疑是对八九民运中的牺牲者最大的讽刺。」以年轻人为主的众志的这番感言，其实质应是要区分中共与中国，区分国家与政权，区分中国与香港，不让爱港，爱国，爱党之间出现等号，这只是朴素的政治诉求，有人在众志的Facebook的专页斥之为偏激，甚至叫嚣有滚出中国的自由，实在无视古今中外对公民应有不爱国自由的论述，这其中包括中共创党人之一陈独秀。
近百年之前，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指出：「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后来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明言：「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不幸的是，百年过后，中共创党人所批判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沦为中共钳制中港两地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工具。
事实上，对国家，对爱国论保持警惕和距离的，不只是在忠君爱国意识浓厚的中国生长的政治人物，也包括外国的科学家。1931年11月22日，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一个好听的但却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在以「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为训辞的中共眼中，退出德国籍的爱因斯坦岂不是成了叛国贼？
香港高官政客变身爱国贼
众志的六四宣言还以“国歌法”本地立法为例，批评中港政府企图借此将「侮辱国家」以刑事罪名立法，意图恫吓市民，消灭反对声音。“国歌法”之所以法网陷阱多多，正因为当局视之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迥异于民主国家国旗法，国歌法的宽松。
香港学者庄耀洸，卢恩临多年前曾撰文<学生是否有不爱国的自由？>，引用了美国两宗权威案例，包括西维珍尼亚教育局，伊利诺伊州先后通过决议和法例，要求学生参加升旗礼时朗诵效忠誓约，但都遇到学生因宗教信仰而拒绝。结果，法庭裁定有关决议，法例违宪，法官更寄语国会和学校，民族团结不应靠消减反对声音来达成，强迫统一意见只会造成恶果。
不幸的是，香港仍在反其道而行。“国旗法”的执行，“国歌法”的订立越来越严苛，正正暴露中共在香港推行爱国爱党政治，司法的真面目，暴露香港亲共高官，政客变身爱国贼爱港贼的真面目。
在中共的一党专政之下，在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之际，我们想有不爱国的自由，是何等艰难？众志的六四宣言，只是重拾百年前中共创始人的论题，但难免受到爱国贼爱港贼的围攻，而北京大学前校长胡适的名言亦堪为激励：「！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