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的政治势力可分为体制维持派和体制改革派、反体制稳健派和反体制激进派。它们以其不同力量对比，形成三种博弈模式：以西班牙“主动变革、安抚和磋商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政府力量强大且体制改革派处于优势地位；以菲律宾“政变与暴力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体制维持派反对任何变革，反对势力强大且反体制稳健派占优势；以韩国“对峙与妥协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政府和反政府间以及内部各派之间势力均衡。此外，军队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以及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是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充分条件。
关键词：“第三波”；民主化转型；政治势力；博弈模式；主动变革；政变与暴力；对峙与妥协；政治精英
民主化转型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指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权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学界关于“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已有很多研究，但对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是如何通过力量对比采取不同方式取得民主化进程中的领导权，最后推进本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目前还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亨廷顿曾概括提炼了“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亦称“第三波”）的三种形式，即变革、置换和移转〔1〕，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但值得探讨的是，若以以上转型方式存在为前提，那么采取这些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有没有可以总结归纳的博弈模式，满足这种模式的条件是什么？笔者试就以上问题做粗浅分析。
一、民主化转型中博弈的理论前提和博弈结构
政治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指的是统治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是一个集团，一个“权势重大的群体”，“包括家族、金融联系、血统渊源等等”〔2〕）是政治权力生活中永恒的推动力，必须以它为核心才能理解政治过程的本质和走向；民主化转型是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行为的结果，转型动力来自于原统治精英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由于政策分歧而产生的派别对立。确实，一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是各大政治势力在国家政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制约与平衡的综合反映。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决定其基本政治权力结构的主要政治势力无外乎政治精英、政党、军队、工商界组织和宗教势力。政治精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他几种政治势力的代表。“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1〕，还必须要由直接参与政治进程的人们去选择和推动。因此，“应该更多地注意那些可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用的战略”〔3〕。
在“第三波”中，拥护和反对民主及其他目标的社会团体、形形色色的政党精英、社会精英等政治势力以各种形式粉墨登场，依照各自在政治系统中的实力，展开了决定国家制度走向的角逐。按照博弈论观点，制度安排就是在解决人与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互动和多次重复的博弈之后，就会形成对大家都有利、或至少不损害任何人的制度安排〔4〕。制度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均衡解，其变更是经济行为人通过不同的战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有学者补充指出，纯粹将制度作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结果是不行的，大量的“制度悖论”的出现（即为什么人们会维持一个对自身不利的制度？ ）说明人们在衡量制度变迁的得失时，经济效率往往只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方面，他们同时会把制度变迁的政治后果考虑在内。例如，一种制度变迁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使政治当权者获利，但它在未来也会给其政治市场中的竞争对手带来丰厚的利益，这种潜在竞争对手经济实力的增强意味着会在未来对其政治地位造成更大的威胁，而未来的政治权力的配置又会影响下一时刻的经济利益分配。由于担心政治权力受到冲击，政治当权者也会选择以效率标准来看对自身不利的制度安排，会抵制这种变迁并有动机和积极性去长期维持这种低效率的状态〔5〕。这一理论有效地解释了既有统治者竭力维持已有政权的深层原因。
我们将“第三波”中的各种政治精英和政治势力作为博弈参与人，根据他们对民主化的态度，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阵营、四个派别：统治阵营或执政联盟中的保守派（体制维持派）和改革派（体制改革派），反对势力阵营中的温和派（反体制稳健派）和激进派（反体制激进派，也称极端主义者）。这些介入到民主化政治中、由各自政治领袖所发起和领导的派别、势力和团体在目标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矛盾和冲突。改革派和保守派在自由化和民主化问题上会产生分歧，且在关于引进民主规则和民主制度方面立场是对立的，但在维持国家权力和压制各反对派力量方面却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他们一旦继续掌权，相互间又会就政权形式问题产生分歧。反对派中的两派在要求结束非民主体制方面观点是一致的，但对其实现手段和新体制形式却有不同的想法。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创立民主上具有共同利益，但常常在如何分担创立民主的代价和进行权力的分配方面产生分歧。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谁应该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上截然对立，但在削弱居于中心位置的民主团体的势力，即在社会中实行两极化政治方面却有共同利益〔1〕。各种势力构成了博弈所需的互动关系。但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三项是最关键的互动关系，即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在所有的民主化转型中，这三种主要的互动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不过，这种互动的相对重要性，其冲突或合作的性质会随着转型过程的总体性质而有所不同”〔1〕。分析126第1期田雪梅“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博弈模式分析这种互动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于民主主义具有不同态度的博弈参与人的博弈，其参与主体力量的强弱在不同阶段和时期是不同的，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实际上构成了民主化转型期的博弈力学，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博弈结构。各参与主体适应不同时期的力学关系而选择的战略和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不同的转型形式。
笔者受日本学者武田康裕在东亚民主比较研究中思路的启发〔6〕，根据亨廷顿对变革、置换和移转的三种民主化转型方式的归纳，以及以上对博弈结构的分析，将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与转型方式的关系列示如表1.在此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和反对势力、政府内的维持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势力内部的稳健派和激进派的相互作用。
二、民主化转型中博弈的三种模式
从表1可以看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分别构成不同的博弈模式，有各自的条件要求。实际转型的过程和博弈方式如何，直接取决于是否满足它们的条件和要求。
（一）“主动变革、安抚和磋商型”博弈
它由改革派所主导，适合于以下情况：政府力量比反对派势力强大，体制改革派和反体制稳健派在各自阵营内处于优势地位。体制改革派要具有压制、削弱和安慰保守派并与反对派合作的能力，要掌握权力。体制改革派是否能在统治集团中掌握主导权，与反体制稳健派是否比反体制激进派势力强大紧密相关（这是因为改革派是从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分离出来的，必须通过从反对派那里获得支持来扩大政治舞台）。在阻止由体制维持派所发起的针对体制改革派的镇压方面，反体制稳健派必须要有较高的统治各种社会势力的能力，能够抑制由分散的大众所发起的反对活动。当政治势力对比呈现以上状况时，政治精英们多会自上而下争取民众和国际支持，主动采取民主化改革措施，增强其合法性基础，并采用安抚和磋商并行的温和过渡方式。西班牙、巴西、墨西哥、匈牙利以及前苏联的民主化转型都可算此模式。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转型是自上而下变革的样板，西班牙还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此后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典范。西班牙的政治变迁由体制内以苏亚雷斯为首的改革派发起，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和相对于保守派的优势，充分展现了改革派主导型变革的特点。该国权威体制的退让是经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一系列小心安排和控制的磋商和协议后才发生的。通过对敏感议题的协商，如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承认，该国过渡领导层缓和了其对陆军的恐惧，获得了陆军的默认并进而开展民主化。改革派精英在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进行了自我克制，也从中获益良多。“这种局面提供了行动的自由、自主性，扩大了倡议、谈判、协商解决潜在的分裂性问题的空间。这个典型在西班牙特别令人惊讶。在那里转型的过程是在一种显著的信任、共识和节制的气氛中展开的，大大有助于其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成功。”〔7〕改革派精英有效协商的能力成为西班牙民主化转型和巩固中最显著的特色，其领导人苏亚雷斯、胡安·卡洛斯和冈萨雷斯在转型和制度巩固的关键几年扮演了重要角色。卡洛斯在1981年军事政变失败期间对西班牙民主的戏剧性支持，成为领导阶层对民主巩固作出贡献的经典例子。他选择苏亚雷斯并赋予其民主转型的重任，而苏亚雷斯在执行其民主政策时所表现出的敏锐眼光和采取的战略，对转型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与此相比，巴西的民主化转型则是“逐渐的、缓慢的和有把握的”，经历了12年时间。巴西1985年确立文职总统，1988年通过新宪法，1989年以普选方式选举总统。其中，还不时有改革派安抚军方和其他强硬分子的行为。如盖塞尔总统所说，他们不能“只前进，不后退”，因此偶尔也会向保守派作出让步。如在1977年“四月交易”中，他们声称自己是“主张开放的独裁者”〔1〕，以迫使军方退出政治。通过这些方式，改革派确保了自己的政治基础，维持了其昔日的合法性，占据了民主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二）“政变与暴力型”博弈
此种博弈是由反体制稳健派所主导的“置换型”变动，适合于以下情况：政权内部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的保守派反对任何政权变革，反对势力比政府强大，反体制稳健派相对于反体制激进派而言处于优势。反体制稳健派要具有这样一种动员和组织能力，即：要将消极的体制支持者和体制批评者转变为积极的反体制势力，要将军队转变为反对势力或支持反对势力者，至少使其在镇压行动中保持政治中立。当政治势力对比呈现以上诸种状况时，政治精英们就会将变革重点放在与过去的制度、程序、思想和人物彻底地一刀两断的决裂上，其统治合法性要在未来才能建立。他们与统治者的博弈将会以倒戈、政变、流血、暴力、激烈冲突等形式出现。阿根廷、希腊、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等国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菲律宾则是置换型变革的典型。
1986年2月，菲律宾一部分国军发起“二月政变”，大众运动与之呼应，马科斯独裁体制戏剧般垮台。阿基诺革命政权在次年经国民投票制定了新宪法，进行了上下两院的议会选举，复活了民主主义体制。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菲律宾国内政治危机就开始显现，以1983年8月上院议员阿基诺被暗杀为契机，多种社会集团开始形成，希望马科斯早日结束统治的大众运动展开。1984年国民议会选举给反对派提供了可以公开发表异议的机会。反对派中出现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反体制激进派和以在野政党、工商阶层和宗教团体为中心的反体制稳健派。在1984年的选举中，在野党势力在183议席中占据61议席。在马尼拉首都圈，在野党势力控制了其21议席中的15议席。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的势力激增，军队内部也出现了以霍纳桑为首的士官学校出身者与以维尔参谋总长为代表的预备役训练部出身者的分裂。1985年3月，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中心形成“改革武装力量运动”，在马科斯体制的垮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马科斯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统治精英内部面临权力继承问题，为此伊梅尔达及其亲信维尔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拉莫斯、国家警察部队司令官的对立加深。前者出于对总统个人的忠诚期待着权力的禅让，后者想获得权力并得到文官技术官僚和军内不满分子的支持。开始反马科斯的主要是分散的民众和起义军，后来商业精英、天主教教会、都市中产阶级等加入了反体制势力；军队中“改革武装力量运动”发挥了“二月政变”的先导作用，为扭转势力平衡状况起了决定性作用。1986年总统选举后，体制维持势力和反体制势力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后者力量激增，但在统治者内部还未形成能够称得上体制改革派的集团。马科斯体制是以技术官僚和军队为支撑、以总统为核心、由极少数人构成的权力中枢，体制内没有产生能和反体制稳健派携手改革的派别，最后只剩下武力对决这种选择。此外，菲律宾基督教徒占全国国民的九成，由于在野党对国民缺乏动员和统制能力，因而代替它起政治作用的是红衣主教会。红衣主教会是具备全国性网络系统的唯一的宗教组织，通过它运营的学校、医院、杂志、报纸和广播使其影响力浸透至社会基层，其作用在和平的体制转型中不可替代。
相反，由于马科斯的倒台，体制维持派因失去向心力势力迅速变弱，反体制激进派则由于在“二月政变”中不能发挥指导作用而缺乏发言权。反体制稳健派虽有内部矛盾，但在民主主义体制的形成局面上仍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新的力学关系，忠实地反映在1986年5月阿基诺总统任命的宪法制定委员会的构成上：在49人中，除2人外，其余名额全部由反体制稳健派占据〔8〕。
（三）“对峙与妥协型”博弈
此种博弈强调在体制改革派和反体制稳健派共同协商下实现“移转”变革，适合于以下情况：政府致力于实施一些自由化措施，开始丧失自己的权威，给了反对派力量成长的空间，又极力遏制其成长，这是“移转”过程产生的基本前提。政府和反政府势力力量均衡，除共同协商交涉之外不能改变任何事态。体制维持派和体制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稳健派和激进派势力呈对峙趋势。体制改革派不愿主动改变政权，反对派中稳健派势力强大，但还不128第1期田雪梅“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博弈模式分析足以推翻政府。双方谁会在力量对比中占上风具有不确定性，因而谈判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体制改革派和反体制稳健派为了在各自阵营内获得主导地位，都认识到相互妥协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当政治势力对比呈现这种状况时，政治精英们就会由开始的强硬、镇压、对峙转而采取试探、对话、妥协、谈判等方式，其博弈过程也常常伴随罢工、抗议、示威、选举、镇压、监禁、围剿、暴力和军管，形成讨价还价的拉锯战。“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协议是移转的中心因素”，“不论是政府的某一方，还是反对派一方，还是双方首先发起民主化，这些关键人物在某一时刻，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要创立的新体制达成协议”〔1〕。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35个国家中，大约有波兰、捷克、乌拉圭和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民主化转型接近这种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韩国。
1979年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解禁措施，韩国民主力量得到迅猛发展。“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同时登台，活跃了韩国的政治气氛。代理总统崔圭夏在当时军队和中央情报部门这两个势力最大的部门缺乏基础，无力主导韩国政治发展方向。全斗焕通过镇压民主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权威统治，韩国军队和旧体制势力明显占上风。80年代，政党政治逐步活跃。在1985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新韩民主党（新民党）取代民主韩国党成为执政的民主正义党（民正党）的政治对手，对全斗焕的权威统治带来很大冲击，朝野关系转变为直接的对抗关系，统治集团出现少壮改革派和顽固派的分裂。新民党发动了要求修宪的大规模签名运动，要求直选总统并进行其他相应的政治改革。执政的民正党坚决反对，但签名运动相继在全韩境内展开。后新民党机构遭到袭击，金泳三被逮捕，金大中被软禁，其他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被逮捕。鉴于民众压力，全斗焕不久解除了对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金泳三和其他民主人士，并被迫同意与在野党进行对话，协议改宪。在这场博弈中，在野党逐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当民主运动达到一定阶段时，权威统治集团内部和反对派内部都会发生分化，如何把握这种分化和利用这种分化，从而形成有利于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政治力量的分布，往往是政治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一般来讲，只有当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派地位得到巩固，反对派内部基本处于统一情况下，改革派政治精英发动的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行动才能完全成功。韩国的政治转型也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民正党改组后的领导人卢泰愚提出了以民主化为原则的对话政治，采取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化措施，开始树立新的政治形象，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健派与强硬派分化加剧。经卢泰愚的斡旋，全斗焕逐步接受了朝野协议改宪的主张，但在如何改宪上双方僵持不下。在全斗焕的打击和拉拢下，在野党内部出现分化，李哲承开始接近政府立场，新民党总裁李敏雨在感到自己将被金泳三取代后企图借助民正党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提出“七点民主化计划”；而民正党则希望借助李敏雨的计划来离间和削弱“二金”力量。1987年3月新民党投了对李敏雨的不信任票，新民党随之分裂。
权威体制内强硬派发现“二金”在直选总统方案上主张反而更坚定一致后，其领导人全斗焕宣称宪法修正将挪到汉城奥运会之后进行，搁置讨论并将责任完全推给在野党。这无疑给了争取民主的韩国人民一记耳光，社会各界反对全斗焕的斗争如火如荼。新民党正统派人士成立了以金泳三为总裁的统一民主党，并联合民主势力组成了规模空前的“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这是自1961年以来韩国最大规模的反对派组织。半个月中，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游行示威，要求改宪与结束军事权威统治。在全斗焕与金泳三谈话破裂后，“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又组织了“六月抗争”，进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这是民主势力和体制维持派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反对派掀起的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最终推动了韩国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在严峻形势下，卢泰愚被迫发表包括迅速改宪、实行直接选举总统制等八点民主化内容的宣言，并与在野党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这样，韩国政治转型因权威体制内部改革派的全面妥协而取得实质性进展。卢泰愚最后采取的这种对反对派全面让步的政治战略，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民主改革派的美名，还重新掌握了政局的主动权。这是通过让步与妥协来消除危机的迂回办法。在修宪、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等方面的讨论中，体制改革派与反体制稳健派的观点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并互相克制和让步。1987年10月，韩国第九部宪法诞生；根据宪法，又先后进行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实现了韩国战后政治史上政权的首次和平转变〔9〕。
三、民主化转型中博弈的两大充分条件
以上分析中我们抽出了三种民主化转型形式中的共同力学关系，实际上还略去了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反体制稳健派的力量。如果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作为开始民主化的必要条件，要实现民主化，还必须有以下两个充分条件。
（一）军队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军队不干预政治
在第三世界，军事权力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冷酷的力量”，其无言的存在与“发言”始终制约着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和集团，军人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引人瞩目的政治要素之一〔10〕。只要军队还与体制维持派保持一体化，体制改革派和反体制稳健派期望能单独或者合作实现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对政治精英之间围绕统治规则的交涉过程，军队必须要采取不介入、不干预的立场。军队要保持独立，其内部必须要具有对国家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只拥护特定的政府和政治体制，这就涉及到军队的专门化和职业化问题。“第三波”中军队的形式和态度如何也直接决定了博弈形式。如何通过军队的职业主义化来抑制军队的政治参与？这个问题若不加以制度性解决，即使是建立了新的民主制度，也同样会存在不能持久和巩固的民主回潮问题，大量政治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反体制稳健派能力的培养
在权威体制解体过程中，为了能对政府的体制变革施加更有效的压力，反体制稳健派必须具有与反体制激进派相互合作和随时有机地动员组织民众的能力，必须具有保持相对独立（与反体制激进派保持距离）、抑制和分散大众过于激进行动、平衡和把握运动趋势的能力以及善于通过妥协和谈判达成统治规则的能力。为此，必须有培养反体制稳健派这种指导能力的制度基础，必须要重视政党的日常党务训练作用。反观在“第三波”中的菲律宾等国家的政治现实，我们会发现，通常在动员反对势力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工会、宗教团体、职业团体、知识分子及学生等社会势力，反对党的作用却不被重视。其原因是：在权威体制下，许多国家公民和政党的结社、集会自由被限制，不能展开选举活动；政党作为联系公民和国家的纽带职能被严重弱化，政党活动遭到严格限制，政党能力也得不到训练，因而难以承担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重担，往往只能起辅助作用。反体制稳健派要保持相对于激进派的优势，必须要学会运用政党组织来壮大自己，同时培养和训练自己的政党精英。
武田裕夫指出：“政党和军队的定位，是由变迁前的政治体制规定的，但能对民主化成功产生影响的，并不是政治体制的形式本身，而是与军队的专门化职业化和统制运营政党相关的具体制度和制度化问题。影响民主化实现的制度要因不是在野党的组织强度，而是政党体系的制度化。”〔6〕斯言极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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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雪梅（1970—），女，重庆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制度、比较政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