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罗市民对特首、政协的选举没有投票权，但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力。在港人强烈反对梁振英及梁振英2.0的声浪下，北京至少要调整策略，放软一面倒撑林郑月娥的口风，不再以不任命其它当选人威胁选委，对梁振英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放风称可能对其就职时间另作安排。但是，无论从中共政治协商的历史看，还是从中共权斗的现实看，既定的政治任命并未改变，也难以改写中共把政治协商变成政治羞辱的结果。
恐吓刺激反抗 北京调整策略
林郑月娥宣布参选之初就散布不信任论、不任命论，中共港澳系统官员及香港亲共政客、媒体也一直以此恐吓选委，似乎曾俊华如果当选就得不到中央任命，香港就会出现宪政危机。但这种政治恐吓，既刺激市民、选委的反抗情绪，助长曾俊华的民望，又加重外界对林郑政治立场、管治能力的质疑，令选委面对更大压力，投票时转軚不投林郑的可能性增加。
受香港舆论影响，北京不得不调整策略，藉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平台放风，减少不任命论的负面影响，连林郑月娥竞选办资深顾问、人大代表郑耀棠也表示，看不到今届有任何一名候选人当选，中央会不任命。当然，有人唱红脸，也有人唱黑脸。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就强调，相信中央支持林郑的态度没变，中央强调四个条件，是怕被人认为钦点，并作为打击林郑的手法。
至于港人反对梁振英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声浪更为强烈，中共也不能不顾忌梁振英一旦未能自收取澳洲公司巨款的丑闻中脱身，将影响全国政协的声誉，一旦梁振英身兼国家领导人加重世界舆论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质疑，将不利香港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中发挥窗口功用。因此，北京又向香港媒体放风，指梁振英可能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或当选后请假至特首任期结束。
政治安排矛盾 反映权斗激烈
然而，中共的这些策略改变始终只是旨在纾缓民意压力，既未改变奖赏家奴梁振英的决定，也未改变力撑梁振英2.0出任香港特首、扶植新家奴的决定，到头来对民意的欺骗、羞辱更深更重。没有尊重民意的政治协商、没有相对公平公正的选举，只会令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对特首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度刷出新低。
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产生，本应是中共落实政治协商、争取民意支持的良机。政治协商曾为中共建政提供巨大助力，在中共建政之初也令一批非中共人士取得实质权力，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六名副主席中有三名非中共人士、政务院四名副总理中有两名非中共人士、政务院34个部委中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正职的14个，但后来经历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政协成为中共的政治花瓶，民主党派成为中共的附庸，政治协商变成政治羞辱。
从港人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历史看，中共1990年代首次委任安子介、霍英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奖赏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无关香港民意与政治协商。2005年，在民怨沸腾中「脚痛」请辞的董建华获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既要他查找不足、要他下台，又让他跻身国家领导人，无异于自掴又掴人。梁振英在全城ABC怒吼中被弃选，反而也能晋升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自相矛盾的政治安排，除了反映中共权斗之激烈外，也反映政治协商再沦为政治羞辱，是对香港民意的羞辱，也是对中共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