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王丹日前在台湾出版回忆录，以个人的记忆回顾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经过。王丹说，他的故事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所经历的一个时代。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世人不要忘记中国曾经有一段精神昂扬向上的时代。
《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一书今年十月在台湾出版。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王丹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对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发生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回顾和反思。他在书中也回顾了童年岁月、中学时代、北大求学过程、两次入狱，流亡美国，以及到台湾工作的经过。
王丹说，通过回忆录，他希望为六四提供自己的历史见证。“做为一个公民，我有义务和责任做为一个见证者，把我当年的经历对后人有个交代。第二就是六四事件，我亲眼目睹到中国人精神上的深化， 那段时候每个人都把个人思虑抛在一边，为了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我觉得在之前或之后都很少看到中国有这种集体的精神深化，我希望这也能经由我的见证，让后人看到。”
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最希望通过本书让世人知道的是，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精神昂扬向上、渴望民主的时代，中国大陆曾经有80年代那种路线的选择。
“中国的80年代是最近60年以来发展最好的十年，国家跟社会的关系也不错，整个社会都是欣欣向荣的， 所以我很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或关心中国发展的人，知道中国曾经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80年代那种路线，并不是说只有今天所谓这种北京共识的中国，中国本来是有80年代那样的选择的。”
王丹在高中时曾一心一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带领同学阅读马列著作，高二以后是标准的学校团干部，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还在1987年被评为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但是他在偶然的情况下读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影响了他的一生。
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这天开始，学生纪念胡耀邦的活动逐渐发展成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民主运动。中国当局拒绝和学生对话，反而采取高压政策，宣布在北京戒严。于是，学生开始的请愿变为后来的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和绝食，学生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直至后来戒严部队大开杀戒，暴力清场。
从北京当局宣布戒严开始，学生领袖之间对于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出现意见分歧。经过多年的反思，王丹认为，如果学生可以主动撤出广场，以后发展必定会有所不同。王丹说，六四期间最大的决策失误就是没有采取灵活策略，一味坚守广场，他认为，发动绝食没有错，就错在没有在适当时机撤出广场。他对自己在学运中的评价是三分功，七分过，就因为他认为他没有尽全力促成学生的撤离。
王丹相信，有一天，六四会获得平反。“不要说我自己，今天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都知道六四平反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会平反，或什么方式，可能各方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六四有一天会获得平反，我想没有人会有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