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内在动力研究」系列之6
简短说明：本文涉及到了一些仍在重要政治位置上任职的人士，但这并不必然构成对他们的“揭露”或批判，而是从政治学的实证角度来做学术研究，以便对中国可能的美好前景贡献些微成果。
引言：雨灾政治的未解之谜
中共十八大开完，升任北京市委书记仅仅四个月的郭金龙进入了政治局，完成了个人仕途上的最重要一步。这里面本无什么看点，因为各大直辖市的党首拥政治局委员资格已成惯例。与郭金龙进入政治局有可比意义的是李源潮未能成为政治局常委，此中原因为何或有几种，只能凭各种传说来推测。但是，有一点或是简介原因——他在2007年凭以进入政治局的江苏治绩产生了强烈的负效应——江苏的启东事件是科学发展观遭遇重挫的最直接证明。
在中共高层官场上，一些人的升迁会抹掉他们过去的政治污点，也即以往历史中的重大政治败行被官方刻意掩盖。在郭金龙尚未由北京市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时候，雨灾善后尚在紧张地进行，掩盖就发生了。这又是习近平所讲的中共“组织优势”之体现，或曰此为统治体系“实际神”宗教功能的发挥。
“七•二一”雨灾发生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郭金龙辞去北京市长职务，由王安顺以代市长的身份接任。外媒过度敏感，猜为郭金龙因雨灾而引咎，中共官媒则称为是正常程序【注1】。在这个微妙的变化背后却有一个大问题无法搞清——郭金龙向王安顺移交北京市防汛抗旱总指挥（以下简称该机构为“防指”）一职了吗？还有，“防指”总指挥这一职务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一、首善之区：北京从来就不是
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与坊间闲议说郭金龙向王安顺移交了防指职务，而防指总指挥作为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非正式编制职务与北京官场的政治魔术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郭金龙的防指总指挥职务承接自他前任王岐山。郭在2007年11月份由安徽省委书记任上调至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次年1月正式任市长。表明他有防指总指挥身份的官媒报道见于《北京日报》2008年5月30日，该报道称：“29日上午，2008年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北京市委常委牛有成主持会议，并代表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郭金龙宣布6月1日8时全市上汛。”【注2】此次会议还明确了“防指”的人事结构，郭仍任总指挥，而“牛有成和副市长赵凤桐任副总指挥」【注3】。最关键的是，该次会议要点是“加强极端天气的有效应对，确保奥运赛事正常举行”【注4】。简单地说，北京市该次高规格的防指会议是对外的，是“一切为了奥运”的具体表现。至于套话所讲的“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2012年7月的“七•二一雨灾”中遭到了最后否定。
郭的前任王岐山在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上进了政治局，卸任市长之职，一并将防指总指挥职务移交（尽管有关报道未提此非编制职务），具体时点是该年11月29日【注5】。市长自兼防指总指挥虽然是非常之举【注6】，接任者郭金龙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王岐山从2003年由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调至北京任代市长直至市长，乃至2007后10月进政治局之前，都有一项非编制职务“北京奥运会执委会主席”，而且其进了政治局后仍兼任该职，并未如防指总指挥职务一样移交给郭金龙。很显然，王岐山在2006年7月19日出任防指总指挥，此举目的是“一切为了奥运”；后来（2008年5月29日），郭金龙宣布“6月1日8时全市上讯”亦王规郭随之意也。相比之下，王岐山很幸运，郭金龙则有些不幸，因为在他刚刚升任书记的当月就发生了“七•二一雨灾”。雨灾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北京奥运只是政治化妆舞会，“一切为了奥运”的远期成本终于让北京市大折面子。虽然说“七•二一雨灾”并未动摇郭金龙的地位，其进政治局的升阶亦未出现波折，但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却在这里遭到重大挫折。科学发展观，在北京这个所谓的首善之区就是“只进不出”。
二、历史记住：幸未实施的“打网”
让郭金龙个人无形资产大受挫折的情节不仅是这场天灾本身，而且两大人祸也成了其个人历史上难以洗脱的污点。第一个是北京卫视2012年7月23日的新闻报道说“北京市民高度肯定这次暴雨中北京政府的应对工作”，此种说法不仅被网民斥为“强行代表民意”【注7】，而且郭金龙被网民暗讽为“高度哥”【注8】，尽管专栏作家鲁国平在微博上说要寻找那位接受北京卫视采访的市民【注9】。这似乎意味着郭金龙本人不一定就应了“高度哥”的谑称，但民意对郭金龙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与“高度哥”的讽刺有关，郭金龙个人历史的第二个污点无意间加给的。在“七•二一雨灾”善后未见任何效果的情况下，北京市属媒体自吹市民高度满意，引起了网络大规模呛声。为了压住网络不满情绪，7月24日，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傅政华对媒体表示：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给予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打击【注10】。此项表示，被有关评论人士称为“打网”，而“打网”的根本原因恰恰是郭金龙选择了不当的“高度”【注11】。尽管傅政华所说的“打网”未最终付诸实施，但从“高度”到“打网”之变可以看出所谓首善之区北京的官员素质。
对于谣言，不管是网络传播的还是小众当中口耳相传的，社会学家对此现象曾予高度关注，认为谣言尽管不符合社会发生的事实，但它反映了一种公众态度。比方说，《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报告（2012）》一书说：“谣言以及‘流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误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充满伪造、虚幻信息的流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情境的一个真实侧面；而得到广泛接受及传播的流言，反映了特定语境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文化氛围的真实。’”【注12】借助中国现实环境的实证研究是一种不小的学术进步，尽管引述者仍然保持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高调批判以示政治上正确【注13】。而从学术源头上看，对谣言的深刻研究仍是西方（美国）社会学的成果。比方说，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对谣言的界定是：“最散漫的信息共享方式就是谣言和闲话，它们通常产生于当人们无法获得所需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不甘接受缺乏信息这一现实。“【注14】
在利益权衡后，北京市的主要权力分子做出了相应的让步。这种让步仍然是政治技巧式的而不是明言“打网”狂言的错误。7月27日，郭金龙与王安顺等人到十渡镇视察，在前头港村向北京暴雨遇难者致哀。相关报道在“市委书记郭金龙、代市长王安顺等市领导”的表述中没提到傅政华【注15】，并说：“郭金龙和王安顺都表示，媒体和社会批评建议对北京市是很大的帮助。”【注16】
在诸此类的政治技巧的掩盖下，北京市的防指总指挥是谁，网上搜索仍无可确信结果。涉及到该项职务的最权威信息是它的另一位副职出现在7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正是由于这个新闻发布会在前，才有了次日郭金龙王安顺出现在十渡镇前港村的政治安排。名叫潘安君的“北京防汛抗旱副指挥、新闻发言人”在7月26日8时许的新闻发布会上，“起身鞠躬，向遇难民众表示哀悼”。但是，潘安君没说自己代表防指总指挥，更没提及防指总指挥是何人。
三、中南海学：“更像苏联”的印证
郭金龙还是不是防指总指挥？王安顺是否在接任（代）市长时接任防指总指挥职务？——成了中国高层官场的大大谜团，或许这将是日后中共党史需要揭秘的一大看点。有人说，不管郭金龙仍任还是王安顺接任防指总指挥职务，实际行使权力的都是曾有北京副市长职务（没常委衔）的现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可以追溯的历史资料是2006年10月19日的北京水务局网站上的一则信息，其称：“日前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副市长牛有成组织召开防汛及应急工作会议，就主汛期的安全迎汛工作进行了布置。”【注17】
再早一点同类信息见于北京市政府网站（2006年4月8日），告示公众曰：“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加挂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牌子。”【注18】显然，应急指挥部是防指下属的二级机构。因此，时任副市长兼防指副总指挥的牛有成出任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也顺理成章。不过，应急指挥部毕竟只是二级附属机构，不是防指本身。北京奥运会后，牛有成于2008年11月卸任副市长改任党职统战部长（常委衔，2008年4月牛有成任北京市委常委）。奇怪的是，官方公布的其正式履历有2008年11月“任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同时，还标示“兼任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但未提及其北京市防指职务。
以上扑朔迷离的北京市官场情况能够表明两点：其一，牛有成作为防指的副总指挥即常务主持人，在完全转任党职后，实质上对防指已经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其二，作为防指总指挥的市长郭金龙只是挂了名，几乎不过问防指的事情。正然是由于这两点，公众没法知晓王安顺任代市长时是否接手了防指总指挥一职。
套用世界政治学术界公认的术语“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一词【注19】，中国高层官场是“中南海学”。克里姆林宫学是“对依据间接和暗示材料去分析苏联政治情况的称谓”，这是因为：第一，“苏联政治的惯例一向是严禁政治分岐公开暴露，尽力塑造内部高度团结统一的形象”；第二，“各个领域的政策争论通常是借助伊索寓言方式的语言或一种晦涩难懂、暗码式的术语学来展开的，其目的就是将意见交锋限制在发起者的范围内”。克里姆林宫学毫无疑问地是中南海学的“学术源泉”之一。而克里姆林宫学的历史文化的支撑即拜占庭式宫庭阴谋【注20】，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支撑即外儒内法（法术势）治术不谋而合。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全面失败后，统治集团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向中国传统退守，由此而使内儒外法之传统政治治理策略体系得以复活。与此同时，从前苏联习得以克里姆林宫学为精髓的拜占庭式政治文化，与法术势三相权力维护策略相结合，使得中国政治更加远离政治透明的现代文明需要。任何一个看似光鲜的政治绩效都会隐藏不愿告人的丑陋。
“不愿”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统治集团政治哲学素养之差的心理表现，不必也不可能完全等于“不可”。然而，正是他们的“不愿”而致使其行为完全与“不可告人”等同起来。这就是中共所有作为均陷入习惯性质疑的政治逻辑，“当官方掌握绝对权力、法制未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又未完善时，要让民众相信政府是真心地做好事，确产比登天还难”【注21）】。与北京“七•二一雨灾”发生在同一月份里的江苏“启东事件”再一次写照了中共全面陷入习惯性质疑的境况，也即现统治集团政治的前现代性与国民现代政治诉求之间的尖锐对立。
四、两个率先：漂亮口号与常委考察
江苏省的启东市是江苏苏中地区【注22】的一个县级市。按照习惯性的政治地理观念，即便那里发生了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也不能说它具有完整的政治学分析意义。换言之，按中国现在中央地方分级的党权统治结构，发生一线大城市的大规模持续性抗议才具有动摇统治基础的能量。这也是一九八九年春季之交的民主运动被武力镇压的原因，也是当局至今高度提防阿拉伯之春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注23】。启东作为苏中小城市，它与上海在地理与经济上都有明显的一体化趋势。首先，沪陕高速公路在上海市区过长江隧道至长江口的永兴岛，又在永兴岛上穿过，经上海长江大桥至崇明岛，穿崇明岛经崇启大桥进入启东辖区，而后又与沈海高速汇合；其次，上海浦东新区西北企太仓、望南通连成一线，崇明岛北企启东而西及海门、南通划成一孤，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简单地说，无论南通那样地级市也无论启东、海门、太仓这样的县级市，任何一地有风吹草动，均会让作为超大国际都市的上海坐卧不宁。
在整个江苏的理范围内，可分为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三区域的经济差别很大乃人所共知。苏北之穷，一直是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前任江苏省委书记（2007年任政治局委员、先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李源潮关注的重点。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江苏书记的李源潮提出了“两个率先”的口号，即江苏率先在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两个率先”作为政治口号，得到已经卸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的肯定，更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肯定。胡江两人先后到“两会”江苏代表团去听汇报、发指示，媒体也借此大造其势。胡锦涛对李源潮的“两个率先”高度关注，曾于2004年5月5至6日、2005年10月12至13日，两次都去江苏考察。第一次指示云“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于发展全程”，第二次再次提出希望，言曰：“江苏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要坚持科学发展，也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要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上，努力实现江苏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注24】江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实验基地。广东，是第二名，它是汪洋与李源潮同进政治局之后的事情，即2007年汪洋由重庆调任广东，先是主张解放思想，而后确立了“谋划科学发展”、“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治省思路。北京的巨头级政治人物对李源潮“两个率先”的肯定，绝不亚于后来“六大常委肯定重庆唱红打黑”的热潮【注25】。在胡锦涛2004年5月之行后，贾庆林在2005年4月22日至苏北淮安涟水王嘴村视察，温家宝在2005年10月22日下午飞抵南京考察江苏大型企业。还有，2006年初，周永康领衔的中央综治委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第一”的荣誉颁发给了江苏。
李源潮对江苏的发展规划是超越他的任期的，假设他在十七大时未奉调进京而以地方党首晋级政治局委员（汪洋亦此），规划期限显然也超过了的第二个任期。他规划的小康时间表（即第一个率先）是：苏南，2007年前；苏中，2012年前；苏北，2017年前；最落后的宿迁市，2019年之前。可谓谋一时亦谋「万世」的经典，也是谋一域说谋全局的力作。李源潮版的江苏长期发展规划带有明显的“大跃进”因素，尤其是苏中地区的2012时限。因此，就在奉调进京之前，为把苏中地区相对落后的南通经济提上一个台阶，江苏省委拍板引进了日本王子造纸企业，使其落户南通工业区。该企业能给南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推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负面效果是污染必将成为问题，尤其扩大生产能力产生的污水必将成为问题，扩大生产能力产生的污水需要企业投入巨额且持续的处理费用。也正是在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王子造纸才选择往东铺设长达百公里的排污管道，使污水不再往长江河道排而往黄海海域排。
由于引起抗议者即群体事件，排污项目无条件停止。而就算社会认可王子造纸自称的经处理的污水比中国规定的污染值要低即没有危险，那么，南通经处理后的工业废水排入长江河道后，是否会影响下游的上海饮用水质量，仍然是个现在公信力水平无法解答的问题。启东事件也很可能诱发上海的抗议，进而迫使最高当局“复制六四”，尽管两者都没有实际发生。
结语：科学发展观阻碍中国转型
对于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江苏来说，存在着巨大疑问：要发展（也就是增长），就不可能有“绿色江苏”【注26】。对于已写进中共党章及中国宪法的科学发展观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只吞食而不排泄的“巨人”；或者说，它是传说中的貔貅，“吞万物而从不泄”。何止科学发展观与它的第一实验场完全貔貅化，就是整个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也貔貅化。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改变貔貅化的中国，因为它本身是貔貅化的逻辑结果！
质而论之，北京与江苏的失败更是新加坡模式移植到中国后的彻底失败。更形象地说，“北京共识”对新加坡模式的拙劣模仿，一点比薄熙来“五个重庆”模仿李源潮的“五个江苏”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共识”顽固地相信“经济上自由，政治上专制”会出现治理奇迹，因此才出了放言“打网”的事情。“北京共识”顽固地相信政治权术可以隐蔽性地持续压制民意、压制转型诉求而保持政治不透明的状态。这正然是它的悲剧结局的最大伏笔——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任何一种转型诉求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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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参见网易财经新闻2012年7月27日转引《华夏时报》报道，“王安顺‘火线‘上任”，报道引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刘维林的话说：“任免事项安排与抗击雨灾没有关系，这一议程早就确定，之所以提前，是为了让王安顺同志早一点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
【2】&【3】、【4】参见人民网〈北京频道〉2008年5月30日转引《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宣布6月1日8时全市上汛”。
【5】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11月30日转引《北京日报》报道，“王岐山不再兼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等职，郭金龙接任”。
【6】参见搜狐网2006年7月20日转引《华夏时报》报道，“王岐山任北京防汛抗旱总指挥，负责安全迎汛工作”。
【7】&【8】、【9】参见中华会计网校论坛2012年7月25日帖文，“北京雨灾爆红了‘高度哥’”。
【10】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7月25日转引新华网消息，“北京公安局长：网上攻击领导轻者警告重者打击”。
【11】关于“打网”与“高度”的关系，可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文章，“傅政华狂言「打网」，郭金龙自降「高度」”（作者：荆冬雨）。
【12】参见该书P33，原文转引自蔡静《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79页）。《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主编：谢耘耕）。
【13】同【12】，P410，认为网络思潮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最典型的如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冲突，并预谋建立新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14】参见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汉译本，李强等译），P659；李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波普诺没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色彩，但他对前苏联制度的社会学批判（P291-292，〈苏联：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平等〉）显然可以归为中国语境中的“新自由主义”，因为中国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政治势力最担心苏联国家失败案例在中国重复。
【15】&【16】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7月27日转自千龙网的报道，“郭金龙王安顺向北京暴雨遇难者致哀”。
【17】参见北京水务局网站2006年10月19日信息，“副市长牛有成出席防汛及应急工作会议加大力度解决六大积滞水点”。
【18】参见北京市政府网站2006年4月8日信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加挂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牌子有关事项的通知”。
【19】词条详见韦农•波格丹诺夫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等译编），P333；邓译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0】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的《世界文明史》（汉译本，赵丰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2001），涉及到拜占庭帝国政治文化时，写道：「正因为拜占庭因其不可胜数的幕后交易而声名狼藉，所以后人常常使用『拜占庭』一词表示极其复杂而曲折的密谋。」（上册，P480）。
【21】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7月6日文章，“习惯性质疑”（作者：沈泽玮）；《参考消息》7月9日译介，“「习惯性质疑」考验政府公信力”，第16版〈中国大地〉。
【22】作为江苏省内的一个习惯分法所指的区域，苏中包括泰州、扬州、南通3个地级市，计有20个县（含县级市）。
【23】同【12】，相关描述曰：“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许多冲突，势必导致社会管理的大坍塌。比如突尼斯城管打人事件最终导致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发生颜色革命。”（序言，P3）。
【24】具体见腾讯网2006年10月25日转引《扬子晚报》长篇报道（9700余字），“科学决策，引领‘两个率先’壮丽征程”。
【25】我们也看得到，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考察重庆时，对薄熙来是不吝赞词的。他说：“重庆打黑除恶，打得好，打得狠，打得准，大快人心！”而对于唱红，他则说：“重庆广泛开展『唱读讲传』活动，使经典歌曲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今后还要创作更多为群众的喜闻乐见的新歌、好歌词，让人民的歌曲占领舞台。”具体情况，可见凤凰网（资讯）2011年4月19日转引《重订晚报》报道，“李源潮调研重庆：黑社会不打社会要变质”。
【26】李源潮暨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在2006年10月提出了“五个江苏”的口号，即：法治江苏、平安江苏、文化江苏、诚信江苏、绿色江苏。后来，薄熙来对此进行了模仿，在2008年7月提出“五个重庆”的口号，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
简短说明：本文涉及到了一些仍在重要政治位置上任职的人士，但这并不必然构成对他们的“揭露”或批判，而是从政治学的实证角度来做学术研究，以便对中国可能的美好前景贡献些微成果。
引言：雨灾政治的未解之谜
中共十八大开完，升任北京市委书记仅仅四个月的郭金龙进入了政治局，完成了个人仕途上的最重要一步。这里面本无什么看点，因为各大直辖市的党首拥政治局委员资格已成惯例。与郭金龙进入政治局有可比意义的是李源潮未能成为政治局常委，此中原因为何或有几种，只能凭各种传说来推测。但是，有一点或是简介原因——他在2007年凭以进入政治局的江苏治绩产生了强烈的负效应——江苏的启东事件是科学发展观遭遇重挫的最直接证明。
在中共高层官场上，一些人的升迁会抹掉他们过去的政治污点，也即以往历史中的重大政治败行被官方刻意掩盖。在郭金龙尚未由北京市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时候，雨灾善后尚在紧张地进行，掩盖就发生了。这又是习近平所讲的中共“组织优势”之体现，或曰此为统治体系“实际神”宗教功能的发挥。
“七•二一”雨灾发生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郭金龙辞去北京市长职务，由王安顺以代市长的身份接任。外媒过度敏感，猜为郭金龙因雨灾而引咎，中共官媒则称为是正常程序【注1】。在这个微妙的变化背后却有一个大问题无法搞清——郭金龙向王安顺移交北京市防汛抗旱总指挥（以下简称该机构为“防指”）一职了吗？还有，“防指”总指挥这一职务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一、首善之区：北京从来就不是
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与坊间闲议说郭金龙向王安顺移交了防指职务，而防指总指挥作为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非正式编制职务与北京官场的政治魔术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郭金龙的防指总指挥职务承接自他前任王岐山。郭在2007年11月份由安徽省委书记任上调至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次年1月正式任市长。表明他有防指总指挥身份的官媒报道见于《北京日报》2008年5月30日，该报道称：“29日上午，2008年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北京市委常委牛有成主持会议，并代表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郭金龙宣布6月1日8时全市上汛。”【注2】此次会议还明确了“防指”的人事结构，郭仍任总指挥，而“牛有成和副市长赵凤桐任副总指挥」【注3】。最关键的是，该次会议要点是“加强极端天气的有效应对，确保奥运赛事正常举行”【注4】。简单地说，北京市该次高规格的防指会议是对外的，是“一切为了奥运”的具体表现。至于套话所讲的“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2012年7月的“七•二一雨灾”中遭到了最后否定。
郭的前任王岐山在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上进了政治局，卸任市长之职，一并将防指总指挥职务移交（尽管有关报道未提此非编制职务），具体时点是该年11月29日【注5】。市长自兼防指总指挥虽然是非常之举【注6】，接任者郭金龙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王岐山从2003年由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调至北京任代市长直至市长，乃至2007后10月进政治局之前，都有一项非编制职务“北京奥运会执委会主席”，而且其进了政治局后仍兼任该职，并未如防指总指挥职务一样移交给郭金龙。很显然，王岐山在2006年7月19日出任防指总指挥，此举目的是“一切为了奥运”；后来（2008年5月29日），郭金龙宣布“6月1日8时全市上讯”亦王规郭随之意也。相比之下，王岐山很幸运，郭金龙则有些不幸，因为在他刚刚升任书记的当月就发生了“七•二一雨灾”。雨灾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北京奥运只是政治化妆舞会，“一切为了奥运”的远期成本终于让北京市大折面子。虽然说“七•二一雨灾”并未动摇郭金龙的地位，其进政治局的升阶亦未出现波折，但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却在这里遭到重大挫折。科学发展观，在北京这个所谓的首善之区就是“只进不出”。
二、历史记住：幸未实施的“打网”
让郭金龙个人无形资产大受挫折的情节不仅是这场天灾本身，而且两大人祸也成了其个人历史上难以洗脱的污点。第一个是北京卫视2012年7月23日的新闻报道说“北京市民高度肯定这次暴雨中北京政府的应对工作”，此种说法不仅被网民斥为“强行代表民意”【注7】，而且郭金龙被网民暗讽为“高度哥”【注8】，尽管专栏作家鲁国平在微博上说要寻找那位接受北京卫视采访的市民【注9】。这似乎意味着郭金龙本人不一定就应了“高度哥”的谑称，但民意对郭金龙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与“高度哥”的讽刺有关，郭金龙个人历史的第二个污点无意间加给的。在“七•二一雨灾”善后未见任何效果的情况下，北京市属媒体自吹市民高度满意，引起了网络大规模呛声。为了压住网络不满情绪，7月24日，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傅政华对媒体表示：对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给予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打击【注10】。此项表示，被有关评论人士称为“打网”，而“打网”的根本原因恰恰是郭金龙选择了不当的“高度”【注11】。尽管傅政华所说的“打网”未最终付诸实施，但从“高度”到“打网”之变可以看出所谓首善之区北京的官员素质。
对于谣言，不管是网络传播的还是小众当中口耳相传的，社会学家对此现象曾予高度关注，认为谣言尽管不符合社会发生的事实，但它反映了一种公众态度。比方说，《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报告（2012）》一书说：“谣言以及‘流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误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充满伪造、虚幻信息的流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情境的一个真实侧面；而得到广泛接受及传播的流言，反映了特定语境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文化氛围的真实。’”【注12】借助中国现实环境的实证研究是一种不小的学术进步，尽管引述者仍然保持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高调批判以示政治上正确【注13】。而从学术源头上看，对谣言的深刻研究仍是西方（美国）社会学的成果。比方说，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对谣言的界定是：“最散漫的信息共享方式就是谣言和闲话，它们通常产生于当人们无法获得所需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不甘接受缺乏信息这一现实。“【注14】
在利益权衡后，北京市的主要权力分子做出了相应的让步。这种让步仍然是政治技巧式的而不是明言“打网”狂言的错误。7月27日，郭金龙与王安顺等人到十渡镇视察，在前头港村向北京暴雨遇难者致哀。相关报道在“市委书记郭金龙、代市长王安顺等市领导”的表述中没提到傅政华【注15】，并说：“郭金龙和王安顺都表示，媒体和社会批评建议对北京市是很大的帮助。”【注16】
在诸此类的政治技巧的掩盖下，北京市的防指总指挥是谁，网上搜索仍无可确信结果。涉及到该项职务的最权威信息是它的另一位副职出现在7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正是由于这个新闻发布会在前，才有了次日郭金龙王安顺出现在十渡镇前港村的政治安排。名叫潘安君的“北京防汛抗旱副指挥、新闻发言人”在7月26日8时许的新闻发布会上，“起身鞠躬，向遇难民众表示哀悼”。但是，潘安君没说自己代表防指总指挥，更没提及防指总指挥是何人。
三、中南海学：“更像苏联”的印证
郭金龙还是不是防指总指挥？王安顺是否在接任（代）市长时接任防指总指挥职务？——成了中国高层官场的大大谜团，或许这将是日后中共党史需要揭秘的一大看点。有人说，不管郭金龙仍任还是王安顺接任防指总指挥职务，实际行使权力的都是曾有北京副市长职务（没常委衔）的现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可以追溯的历史资料是2006年10月19日的北京水务局网站上的一则信息，其称：“日前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副市长牛有成组织召开防汛及应急工作会议，就主汛期的安全迎汛工作进行了布置。”【注17】
再早一点同类信息见于北京市政府网站（2006年4月8日），告示公众曰：“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加挂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牌子。”【注18】显然，应急指挥部是防指下属的二级机构。因此，时任副市长兼防指副总指挥的牛有成出任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也顺理成章。不过，应急指挥部毕竟只是二级附属机构，不是防指本身。北京奥运会后，牛有成于2008年11月卸任副市长改任党职统战部长（常委衔，2008年4月牛有成任北京市委常委）。奇怪的是，官方公布的其正式履历有2008年11月“任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同时，还标示“兼任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但未提及其北京市防指职务。
以上扑朔迷离的北京市官场情况能够表明两点：其一，牛有成作为防指的副总指挥即常务主持人，在完全转任党职后，实质上对防指已经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其二，作为防指总指挥的市长郭金龙只是挂了名，几乎不过问防指的事情。正然是由于这两点，公众没法知晓王安顺任代市长时是否接手了防指总指挥一职。
套用世界政治学术界公认的术语“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一词【注19】，中国高层官场是“中南海学”。克里姆林宫学是“对依据间接和暗示材料去分析苏联政治情况的称谓”，这是因为：第一，“苏联政治的惯例一向是严禁政治分岐公开暴露，尽力塑造内部高度团结统一的形象”；第二，“各个领域的政策争论通常是借助伊索寓言方式的语言或一种晦涩难懂、暗码式的术语学来展开的，其目的就是将意见交锋限制在发起者的范围内”。克里姆林宫学毫无疑问地是中南海学的“学术源泉”之一。而克里姆林宫学的历史文化的支撑即拜占庭式宫庭阴谋【注20】，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支撑即外儒内法（法术势）治术不谋而合。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全面失败后，统治集团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向中国传统退守，由此而使内儒外法之传统政治治理策略体系得以复活。与此同时，从前苏联习得以克里姆林宫学为精髓的拜占庭式政治文化，与法术势三相权力维护策略相结合，使得中国政治更加远离政治透明的现代文明需要。任何一个看似光鲜的政治绩效都会隐藏不愿告人的丑陋。
“不愿”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统治集团政治哲学素养之差的心理表现，不必也不可能完全等于“不可”。然而，正是他们的“不愿”而致使其行为完全与“不可告人”等同起来。这就是中共所有作为均陷入习惯性质疑的政治逻辑，“当官方掌握绝对权力、法制未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又未完善时，要让民众相信政府是真心地做好事，确产比登天还难”【注21）】。与北京“七•二一雨灾”发生在同一月份里的江苏“启东事件”再一次写照了中共全面陷入习惯性质疑的境况，也即现统治集团政治的前现代性与国民现代政治诉求之间的尖锐对立。
四、两个率先：漂亮口号与常委考察
江苏省的启东市是江苏苏中地区【注22】的一个县级市。按照习惯性的政治地理观念，即便那里发生了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也不能说它具有完整的政治学分析意义。换言之，按中国现在中央地方分级的党权统治结构，发生一线大城市的大规模持续性抗议才具有动摇统治基础的能量。这也是一九八九年春季之交的民主运动被武力镇压的原因，也是当局至今高度提防阿拉伯之春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注23】。启东作为苏中小城市，它与上海在地理与经济上都有明显的一体化趋势。首先，沪陕高速公路在上海市区过长江隧道至长江口的永兴岛，又在永兴岛上穿过，经上海长江大桥至崇明岛，穿崇明岛经崇启大桥进入启东辖区，而后又与沈海高速汇合；其次，上海浦东新区西北企太仓、望南通连成一线，崇明岛北企启东而西及海门、南通划成一孤，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简单地说，无论南通那样地级市也无论启东、海门、太仓这样的县级市，任何一地有风吹草动，均会让作为超大国际都市的上海坐卧不宁。
在整个江苏的理范围内，可分为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三区域的经济差别很大乃人所共知。苏北之穷，一直是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前任江苏省委书记（2007年任政治局委员、先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李源潮关注的重点。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江苏书记的李源潮提出了“两个率先”的口号，即江苏率先在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两个率先”作为政治口号，得到已经卸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的肯定，更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的肯定。胡江两人先后到“两会”江苏代表团去听汇报、发指示，媒体也借此大造其势。胡锦涛对李源潮的“两个率先”高度关注，曾于2004年5月5至6日、2005年10月12至13日，两次都去江苏考察。第一次指示云“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于发展全程”，第二次再次提出希望，言曰：“江苏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要坚持科学发展，也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要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上，努力实现江苏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注24】江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实验基地。广东，是第二名，它是汪洋与李源潮同进政治局之后的事情，即2007年汪洋由重庆调任广东，先是主张解放思想，而后确立了“谋划科学发展”、“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治省思路。北京的巨头级政治人物对李源潮“两个率先”的肯定，绝不亚于后来“六大常委肯定重庆唱红打黑”的热潮【注25】。在胡锦涛2004年5月之行后，贾庆林在2005年4月22日至苏北淮安涟水王嘴村视察，温家宝在2005年10月22日下午飞抵南京考察江苏大型企业。还有，2006年初，周永康领衔的中央综治委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第一”的荣誉颁发给了江苏。
李源潮对江苏的发展规划是超越他的任期的，假设他在十七大时未奉调进京而以地方党首晋级政治局委员（汪洋亦此），规划期限显然也超过了的第二个任期。他规划的小康时间表（即第一个率先）是：苏南，2007年前；苏中，2012年前；苏北，2017年前；最落后的宿迁市，2019年之前。可谓谋一时亦谋「万世」的经典，也是谋一域说谋全局的力作。李源潮版的江苏长期发展规划带有明显的“大跃进”因素，尤其是苏中地区的2012时限。因此，就在奉调进京之前，为把苏中地区相对落后的南通经济提上一个台阶，江苏省委拍板引进了日本王子造纸企业，使其落户南通工业区。该企业能给南通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推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负面效果是污染必将成为问题，尤其扩大生产能力产生的污水必将成为问题，扩大生产能力产生的污水需要企业投入巨额且持续的处理费用。也正是在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王子造纸才选择往东铺设长达百公里的排污管道，使污水不再往长江河道排而往黄海海域排。
由于引起抗议者即群体事件，排污项目无条件停止。而就算社会认可王子造纸自称的经处理的污水比中国规定的污染值要低即没有危险，那么，南通经处理后的工业废水排入长江河道后，是否会影响下游的上海饮用水质量，仍然是个现在公信力水平无法解答的问题。启东事件也很可能诱发上海的抗议，进而迫使最高当局“复制六四”，尽管两者都没有实际发生。
结语：科学发展观阻碍中国转型
对于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江苏来说，存在着巨大疑问：要发展（也就是增长），就不可能有“绿色江苏”【注26】。对于已写进中共党章及中国宪法的科学发展观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只吞食而不排泄的“巨人”；或者说，它是传说中的貔貅，“吞万物而从不泄”。何止科学发展观与它的第一实验场完全貔貅化，就是整个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也貔貅化。科学发展观不可能改变貔貅化的中国，因为它本身是貔貅化的逻辑结果！
质而论之，北京与江苏的失败更是新加坡模式移植到中国后的彻底失败。更形象地说，“北京共识”对新加坡模式的拙劣模仿，一点比薄熙来“五个重庆”模仿李源潮的“五个江苏”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共识”顽固地相信“经济上自由，政治上专制”会出现治理奇迹，因此才出了放言“打网”的事情。“北京共识”顽固地相信政治权术可以隐蔽性地持续压制民意、压制转型诉求而保持政治不透明的状态。这正然是它的悲剧结局的最大伏笔——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任何一种转型诉求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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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参见网易财经新闻2012年7月27日转引《华夏时报》报道，“王安顺‘火线‘上任”，报道引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刘维林的话说：“任免事项安排与抗击雨灾没有关系，这一议程早就确定，之所以提前，是为了让王安顺同志早一点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
【2】&【3】、【4】参见人民网〈北京频道〉2008年5月30日转引《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宣布6月1日8时全市上汛”。
【5】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11月30日转引《北京日报》报道，“王岐山不再兼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等职，郭金龙接任”。
【6】参见搜狐网2006年7月20日转引《华夏时报》报道，“王岐山任北京防汛抗旱总指挥，负责安全迎汛工作”。
【7】&【8】、【9】参见中华会计网校论坛2012年7月25日帖文，“北京雨灾爆红了‘高度哥’”。
【10】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7月25日转引新华网消息，“北京公安局长：网上攻击领导轻者警告重者打击”。
【11】关于“打网”与“高度”的关系，可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文章，“傅政华狂言「打网」，郭金龙自降「高度」”（作者：荆冬雨）。
【12】参见该书P33，原文转引自蔡静《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79页）。《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主编：谢耘耕）。
【13】同【12】，P410，认为网络思潮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最典型的如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冲突，并预谋建立新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14】参见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汉译本，李强等译），P659；李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波普诺没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色彩，但他对前苏联制度的社会学批判（P291-292，〈苏联：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平等〉）显然可以归为中国语境中的“新自由主义”，因为中国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政治势力最担心苏联国家失败案例在中国重复。
【15】&【16】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7月27日转自千龙网的报道，“郭金龙王安顺向北京暴雨遇难者致哀”。
【17】参见北京水务局网站2006年10月19日信息，“副市长牛有成出席防汛及应急工作会议加大力度解决六大积滞水点”。
【18】参见北京市政府网站2006年4月8日信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加挂北京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牌子有关事项的通知”。
【19】词条详见韦农•波格丹诺夫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等译编），P333；邓译编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0】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的《世界文明史》（汉译本，赵丰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2001），涉及到拜占庭帝国政治文化时，写道：「正因为拜占庭因其不可胜数的幕后交易而声名狼藉，所以后人常常使用『拜占庭』一词表示极其复杂而曲折的密谋。」（上册，P480）。
【21】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7月6日文章，“习惯性质疑”（作者：沈泽玮）；《参考消息》7月9日译介，“「习惯性质疑」考验政府公信力”，第16版〈中国大地〉。
【22】作为江苏省内的一个习惯分法所指的区域，苏中包括泰州、扬州、南通3个地级市，计有20个县（含县级市）。
【23】同【12】，相关描述曰：“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许多冲突，势必导致社会管理的大坍塌。比如突尼斯城管打人事件最终导致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发生颜色革命。”（序言，P3）。
【24】具体见腾讯网2006年10月25日转引《扬子晚报》长篇报道（9700余字），“科学决策，引领‘两个率先’壮丽征程”。
【25】我们也看得到，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考察重庆时，对薄熙来是不吝赞词的。他说：“重庆打黑除恶，打得好，打得狠，打得准，大快人心！”而对于唱红，他则说：“重庆广泛开展『唱读讲传』活动，使经典歌曲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今后还要创作更多为群众的喜闻乐见的新歌、好歌词，让人民的歌曲占领舞台。”具体情况，可见凤凰网（资讯）2011年4月19日转引《重订晚报》报道，“李源潮调研重庆：黑社会不打社会要变质”。
【26】李源潮暨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在2006年10月提出了“五个江苏”的口号，即：法治江苏、平安江苏、文化江苏、诚信江苏、绿色江苏。后来，薄熙来对此进行了模仿，在2008年7月提出“五个重庆”的口号，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