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未来的启示，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未来，只有在未来和人民当中，才能摆脱当下所有的负面因素。我在《80后和90后是民国当归的主力军》一文中提出：体制内的一切人都有着专制原罪。然而几乎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资源，都在他们手上，迫使开明官员和知识精英提前站在民众一边，如为帮助民众维权，如此可以护住公民社会，减缓震荡。开明官员和知识精英提前将体制内资源倒腾给民间，只要有大规模的转移，将来的革命，就可能是一个新的辛亥革命，一个类似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广场革命，不会造成大规模持久的社会动荡和军事对抗。参加维权运动有助于开明官僚和公知将来获得政治原罪的豁免。
过去体制内良心，公知与右派的道义性，来自喋喋不休的受迫害，来自弱者，用弱势受害来打击瓦解专制的正当，却无助于让民众相信我们是强者，是可以依靠的人，可以坚固他人软弱的手，也同样让我们去攻击更弱者，如公知欺辱民众。只有依赖民众和未来的能量强过体制，才能屈服体制内的人，让他们归顺折服。如果这一些人有着进入历史，接受历史法庭审判的心理，就不应该以自己的特权地位，作为鼓吹中国路径的条件，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而应该如《道德经》上说的，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把民众的基本人权放在首位，把民众的自然正当立场，当作自己的政治立场。
当下他们何去何从，为民众说话，还是为权贵的改革说话呢，一般而言，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以法律人为例，现在有两种法律人，上层的，与下层的，上层的，为钱权共同体的人权辩护。坏人也有基本人权，不能说没价值，但意义不大。下层的首要任务为民众的抵抗革命权辩护。
想一下民国历史吧，也只有为政治犯辩护的，为反对派辩护的，会被记住，会留在历史当中。那有一个为贪污犯，为权贵集团为非作歹的人辩护的律师，会被记住，会留在历史当中？没法在历史中挂号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辩护，其本身的政治效果是混沌不明的，并没有塑造未来秩序的能力。
他们现在占据最主要的社会地位资源声誉，总不能依赖死亡和时间来清洗他们，所以尽可能地统战和对话，帮助他们治病。但是他们已经是中国的病人，可是如何对待是一个很政治的问题。时间和重大形势会改变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后知后觉，但那是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已经丧失。没有中共的瓦解作为前提，断不可能有他们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等他们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之上，由于他们对摧毁专制贡献不足，甚至是帮倒忙，根本不可能像晚清改革派那样，或成为掌权者，而只能说轻微清算和豁免的对象，被打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权利的概率很大。
在未来军事，金钱和道义资源三足鼎立的“三国演义”当中，当下就把体制内良心，公知与右派边缘化，贬低到一个专制原罪之中，从而使最为弱小的民间道义资源，足以自保。
体制内良心，公知与右派主导的社会秩序和将来社会转型，肯定是很烂的。就像今天的，官僚不外乎是进了体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外乎是进不了体制，而在外面发酸的准官僚。阿伦特说，知识分子与官僚制同时兴起，同构同在。八十年代改革范式给中国带来的，是一种王朝治乱轮回的气象，所以我们致力于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引导到公民社会，为民众维权，不要幻想挤入体制内。如此维权运动的努力，以打破王朝治乱轮回。当然效果未知。
拉动撕裂知识分子权贵官僚联盟
2003年以来，我一直为维权运动背书，让维权运动尽可能侵占八十年代以来启蒙运动的道义性资源和光环，把新闻记者的镜头，从对准学院内知识圈，拧转向98年之后教育产业化产生的数千万蚁族参与其中的公民社会，如以网络抗争为主体的草根维权。
当体制内最有良心，最有光环的知识界，失去了道义性资源，成为一种暧昧的半正半邪的灰黑色，那么整个体制就是黑乎乎的，就意味着体制内原本自信满满，以为自己是“道路在我”的正面力量，就得重新评估自己的作用，到底是负面的，将来更可能遭到清算，还是正面的，将来会得到奖赏的。网络微博上对公知和体制内良心，最为尽情地痛恨和辱骂，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此一来，要撕裂知识分子权贵官僚联盟，制造拉动出来的一种空档：原来属于体制内良知的位置，就由原本官僚内最负面的部分人补上来。也就是太子党成了体制内良知。这两三年来，如胡德平、马晓丽或者张木生邓太子党频频在北京开会，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或者鼓吹新民主主义，原因就在于此。
太子党与整个民族的对立，政府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这本是一种严重的事实，但是二者的与鸿沟，淹没在一个伪装当中，也就是淹没在知识分子权贵官僚共同体当中，而看不见。如今通过维权运动撕裂知识分子权贵官僚联盟，又重新暴露出来。两种“敌我之间”群体之间的对立，并不是通过最遥远距离，隔膜得天上地下的那两部分人之间的不同和对立，凸显出来，而是通过在最前沿领域交叉起来的两部分人或者看起来可以沟通交叉的两部分人的差异极端化，而凸显出来。也就是当太子党成为体制内良知时，太子党与整个民族的对立，成为大家都看得到的现象。
太子党之外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将无足轻重，不过是刀俎之下的鱼肉。我在《六四后郭少坤们的宿命》中说，“六四”之后，除了最核心的五百家权贵集团之外，体制内的人仅仅是坐不稳的奴隶。从政不再作为自我实现的最高领域，官员都是技术性官僚，无法关怀公共性和政治问题。而政治空间，已经到了民间。所以体制内再多精英，也无法阻挡九鼎在野。
由于条条块块被分割，被党纪约束，他们毫无政治空间，毫无政治性，又有政治幻想而在话语权上和政策极度自私而压迫民众，有幻想自己是精英，从而成为转型和民主中国的领导者，将来别清算的概率，没有为人民服务，就没有成为领导的可能。并不是素质高低决定的，而是起了多大作用决定的。
世袭制的形成，说明官僚体制并不是一个提供大多数人包括公务员自我实现的路径，绝大部分公务员不外乎平常人，人上人与他们无关。体制再也无法提供希望，而是提供了比较可能稳定的普通生活。
我在《六四后郭少坤们的宿命》中说，在八十年代，靠近人道主义有良心的生活方式，还是有较大可能的，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即使在体制内，也是逐渐靠近的。而六四之后，一种体制内有良心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八十年代遗留的人道主义和“说真话”和21世纪之后的哈维尔，如今顶多对于体制外边缘人士，例如市场化媒体和学院公共知识分子，才是可以的。有追求卓越渴望的官员，要么是潜在的政治犯，要么就是潜在的贪污犯。总之官场是监狱的预备役。
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命运，说明了除了五百家太子党之外，其他人都是临时坐稳的家奴和奴隶。王立军清楚地把自己比喻为口香糖。
《炎黄春秋》老干部的维权问题
对于体制内官员，党纪约束很大，没法显现，其内心是否是良知，一点意义都没有。显现在公共空间中，在政治中很重要。罗马奴隶主，甚至害怕奴隶穿着统一制服走在大街上。在奴隶制的古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曾设想规定奴隶们必须佩戴统一而明显的标识，以便能达到全面监控的目的。但统治者又想到，这一做法不仅会让奴隶们产生共同意识，而且还会发现：原来骑在自己身上的主子的数量竟然如此微弱、渺小，只需一口吐沫就能淹死他们。这一联想，竟使统治阶级陷入无比惊恐之中。
快十年以来，我一直鼓吹退休老干部参与维权。我即使遭遇了被左王魏巍告到中央军委，都巍然不动，还是力劝左右派老干部联合起来维权，利用他们的体制内资源，为人民维权。杜光老先生干的挺不错，虽然他们不肯放弃启蒙的主张，但是花了很大力气为维权鼓与呼，为具体维权案件说话，算《炎黄春秋》诸多右派老干部最正面的一个。
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在自己家里喋喋不休谴责腐败没有民主，一到了公共领域就维护专制，肯定是民众的敌人。即使内心不维护专制，以言论性行动来推动民主，不参与公民维权，却很容易被专制收割为花瓶，如《炎黄春秋》。在老干部维权这一方面，左派老干部起的作用，要比右派大上一百倍，这样的趋势下去，原来过去挺负面的左派老干部，要成为历史的正面力量，而右派老干部即将面临政治清算的命运。
主张一种主义，成为一种思潮，认为比维权重要，这是一种自己获得特权渴望的放大，是阳具在指挥脑袋。又不是在八十年代，如今思想革命根本无法带动政治革命，在多元局面中，知识远没有金钱暴力重要。知识分子主导变革的幻觉，已经破碎不堪，只有维权才能帮助建立起与民众及低层抗争精英的鱼水之情。
我们不需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给我们旗帜，给我们方向，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对带着你们的支票来，别带你的嘴巴来，这话我在推特上对达赖喇嘛说过，对你们也合适。别和我们谈主义和思想，如果你们没有高位，随便网上找一个八零后九零后，谈起来都比你们强几倍。代表性和道义权威，并不使用主义的高度建设起来的，而是通过为人民维权动员起来的，建设起来的。
知识分子与改革派官员，以及民主人士，要投入维权，而且要放弃仅仅以精英受害维权为全部维权的维权。原来那个是一个没有自我反思，永远被动接牌，被压在被动的边缘，没有防守反击的能力。围棋上怎么说？脱先布局，腾挪，进行弃子，并不是一味大龙逃着挣扎。过去的做法，注定没有两口气，活不了，更别提大气势。
当维权运动已经出现十年，又是革命的预备，同是是改良的外挂延伸，争论改革与革命的范式，还有什么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只能说是微博上的底层知识分子，试图与公知争夺话语权的战役。仅此而已。体制内开明官员，既然要改革，就加入维权，他们不要革命，也只能加入维权。他们选择改革立场，则必然促成革命。
可以看到将来一种倾向：以社会为出发点，直接目的和承载中国出路之地，以社会压倒虚化秩序，从而为重建秩序预备。新“社会”主义灵魂和党外性在复兴。以正义感和常识作为基点来“超越左右”，也是开始超越当下符号化表达困境的努力，已是行动产生共识。这样共识不再是党内路线斗争，与党内性断裂开来，狼奶吐尽；也是改良或者善政的终结，党内思想不再牵引政改或者民生。
有知识分子看到底层抵抗扛着毛泽东像就破口大骂，看到乌坎的农民说拥护党，就不高兴放弃支持。维权运动兴起的举着宪法旗帜，也被争议过。底层民众总是诉诸于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也争议过。也许是策略，更也许是他们能想到的抵抗道义资源和路径。这一些的暧昧性，会消解净化在民众抗争的大力度里面。也就是说，小力度没作用的启蒙运动，这一些负面作用才特别大。疗效好坏假广告无关紧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只要将假广告置于好药之下，假广告及其坏处会逐渐消失。
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内专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
我在《维权运动是一种“民国当归”》中说，宪法认同并不在鼓吹启蒙宪法认同这种方式中存在，而是在当下行动与宪法的不可分，如民国行宪区的扩大。2003年维权兴起，紧紧与宪法认同纠缠在一起。维权运动本身就有抵抗性原罪，具有暧昧性，因为必须依赖于1949年之内的政治符号，维权运动兴起时国内维权与海外民运就有过争论，海外民运某一些人指责国内维权在政治立场不够彻底，且根据共党颁布的《宪法》是为帮闲帮凶。
维权运动是一个政治品质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这是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肯定会过渡到“民国当归”，中共宪法中的人权法案，是最为靠近民国的地方。与宪法认同纠缠在一起，躲开党国话语的纠缠，就是尽可能减少抵抗性原罪。从人权法案到民国宪法的跳跃，获得中华民国行宪区的扩大或者大陆民主化是收复沦陷区的政治效果，就像潘恩把美国法律当作国王，因此实现了没有国王的人民主权的跳跃。
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就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棍，十年来搅动了改革这潭死水。我所做的就是为维权理论背书，就像找到了维权运动的电线插头，把它插进民国这块插电板插座中。这个过程叫做“民国当归”。
民国当归作为最后的政改空间
台湾爱与和平基金会董事长邓文聪2011年11月发表新书“和解”，建议中国大陆在海西平潭试行“民主实验”。1986年就赴大陆投资经商的邓文聪，在“和解”一书中，建议中国大陆选定海峡西岸经济特区平潭试行“民主实验区”，加速民主化进程，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大陆正逐步走向民主化。他认为，中国要稳定的民主，作为化解两岸制度之争的最可行途径，以达成两岸永久和平。
呼吁福建先民主起来。早在十年前，大陆政府就设想将福建省辟为一个专门的对台特区。作为国策海西战略，大陆政府在平潭设置试验区，主张以“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和共同受益”五個共同，來开发平潭。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長俞可平說，大陸有「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但沒有「政治特区」的提法，而「平潭民主试验区」可以作为理念来进行探讨。新党主席郁慕明今天表示，平潭特区是两岸人民的契机。
杨宪宏在访谈中和我说，2016年民进党准备向大陆方面提出，要求推广扩大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到福建全省，把福建租让给中华民国，在福建搞政治特区，实施中华民国宪法。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不管华盛顿还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来几十年还能维持过去存在的那种军事平衡；保护台湾免受胁迫性威胁或行动的更大依靠将不得不置于两岸关系的质素上。 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早已摆在了台湾的面前。保卫台湾，台湾必须超越军事，跟觉醒的大陆人民结成联盟。
我在《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中说，对平潭政治特区的建立，“民国当归”的视野没有期待，而是乐观其“有”。 当然民国派关注它，是因为它有着一定“民国当归”的因素。一种居高凌下的俯视，价值与事实判断分离。看看党内民主派还有几年市场，似乎新市场在平潭和“民国当归”上。请记住，我们批判的是公知和党内民主派的改良立场，并不排斥有政改推进的措施，而且这个批判，并没有民国因素渗透进来，民国当归加进来的语境之下。正如我所说，“民国当归”的因素加入，使平潭模式变为唯一忍受，也是最后的“政改运动”。
或有或无的被清算命运
改革派知识分子与开明官僚，不能为当下民主转型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而需要吃底层民众如农民工与蚁族的人血馒头，却自我认证为精英阶层，民主化之后的政治权利，必须由其掌执。不想付出代价，不想血酬，却幻想着自己能向毛泽东一样，出山沟沟摘抗战胜利的桃子。他们的将来命运，并不是掌权，而是或有或无的清算，如果没有遭受，是因为他们提前忏悔，或者在当下假如维权运动，而算投诚。
由于毛左派在当下政治结构中出局，且是最强烈反对当下政府的群体之一，在未来会被当盟友，而不是清算，相反是极右派，公知权贵联盟，包括开明官僚，相信自己推进改革，却没有看到自己干的都是祸害民族的罪恶勾当，将来必被推到断头台的附近。
不要老是那种没有用的宽恕与和解的道德呼吁，与其呼吁宽恕，还不如呼吁将来的司法清算。在倒台之前，不会有任何来自官方让人感动的忏悔，道歉，没有这种提前的，道德呼吁没用。倒台之后，他们如此做有用没用不好说，人们也未必原谅他们。清算是必然的，但是不要政治清算，而要司法清算。
当下中国，即使面向民主的高官，能转向的概率太小了，因为党纪和政治性，以最高强度捆住他们。且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在官民之间留下如此深的鸿沟，不可逾越。当下没有政治敏感型的民众维权他们都会参与，将来估计也用不着他们。如果说晚清的改革派，因为掌握地方权力，还能推动改革，在革命中还能获得尊重。那么当下的改革派，只有一张嘴巴，与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毫无作为，且时时破坏，肯定将来会被耻笑清算。早在历史中出局。说成白色五毛，已经是很轻微的了。
民主政体是官不聊生，官员自己很不方面极大成本地“为人民服务”，而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官员来说，是艳羡的。我这么说，在于感受到当官的，本能地会产生一种，最方便于自己的主义，对民众的排斥和“烦”，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倾向。在背后，就是法官及其亲友团的这种本能的理论化，简单说“他们烦民众干扰”。
为什么要“官不聊生”。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需要有一个阶层成为替罪羊，民众不过不让精英官僚成为的话，就会被妖魔化。民众退无可退，而精英官僚被当作替罪羊，还有很多退路，因此如此权衡之后，方显公平。如此做官成本太高了无生趣，就不会打破头皮要做官。多牺牲官员精英，有利于公共福祉。所谓高风险高利润，政府官员享受了超出平常人的声望地位荣誉，同时就是承担超出平常人的风险。多牺牲官员个人，对公共福祉有利。如果不愿意承受这种不公平的风险，就别当官。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只要不构成过分违法，不是黑色的，如果是灰色的，就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明朝还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没有名誉权呢。
好歹有个投名状。
专制瓦解之前，开明官员在公共空间说一说民主的好话，民众的好话，虽然没用，但好歹多一人声势更大一些，算是投名状，也算显现在公共空间中。瓦解之后，就得像旧民俗小说那样，提一个敌人的头颅来，或猪八戒倒打一耙，或把大部分家财献上，或举报检举立功。站在民众一边是朋友，投奔民众一边的朋友，不肯站在这个立场，鬼知道是是敌是友，模糊的搞不清楚的，有罪推定为敌人，是没有问题。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举证责任导致，这是很好的政治权衡措施。当下为开明官员公知开辟的站在民众一边的通道就是维权，显现在民众或者舆论面前，让民众可以鉴别为朋友。
将来的转型司法清算，可以根据中华民国惩治汉奸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就像正当防卫和紧急避免，在政治上不能免于罪性，但予以豁免。政治上必须定罪，法律上从宽一揽子赦免。分清大是大非，再来谈和解与宽恕。这是他们的赎罪行为，是否被赦免，还是取决于其赎罪的程度和人民的态度。内心的立场，并不能等于赎罪。被清算的可能性，在或有或无的两可之间。事先的政治豁免，岂能对得起冤死去的近两亿中国人。
普通党员基本不会被损害了什么利益，之前之后差不多，但是必须经过确认其政治原罪，由民国给予法律上豁免的象征意识：也就是政治上归罪，法律上豁免，重点追究经济犯罪，剥夺征收其非法财产，保留其基本生存或者中产阶级生存水平，其他予以没收，来建立全民性社会基本保障。
罪行轻微，免予追究。普通党员基本不会被损害了什么利益，之前之后差不多，但是必须经过确认其政治原罪，由中华民国给予法律上豁免的象征意识：也就是政治上归罪，法律上豁免，重点追究经济犯罪，剥夺征收其非法财产，保留其基本生存或者中产阶级生存水平，其他予以没收，来建立全民性社会基本保障。
未来的启示，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未来，只有在未来和人民当中，才能摆脱当下所有的负面因素。我在《80后和90后是民国当归的主力军》一文中提出：体制内的一切人都有着专制原罪。然而几乎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资源，都在他们手上，迫使开明官员和知识精英提前站在民众一边，如为帮助民众维权，如此可以护住公民社会，减缓震荡。开明官员和知识精英提前将体制内资源倒腾给民间，只要有大规模的转移，将来的革命，就可能是一个新的辛亥革命，一个类似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广场革命，不会造成大规模持久的社会动荡和军事对抗。参加维权运动有助于开明官僚和公知将来获得政治原罪的豁免。
过去体制内良心，公知与右派的道义性，来自喋喋不休的受迫害，来自弱者，用弱势受害来打击瓦解专制的正当，却无助于让民众相信我们是强者，是可以依靠的人，可以坚固他人软弱的手，也同样让我们去攻击更弱者，如公知欺辱民众。只有依赖民众和未来的能量强过体制，才能屈服体制内的人，让他们归顺折服。如果这一些人有着进入历史，接受历史法庭审判的心理，就不应该以自己的特权地位，作为鼓吹中国路径的条件，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而应该如《道德经》上说的，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把民众的基本人权放在首位，把民众的自然正当立场，当作自己的政治立场。
当下他们何去何从，为民众说话，还是为权贵的改革说话呢，一般而言，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以法律人为例，现在有两种法律人，上层的，与下层的，上层的，为钱权共同体的人权辩护。坏人也有基本人权，不能说没价值，但意义不大。下层的首要任务为民众的抵抗革命权辩护。
想一下民国历史吧，也只有为政治犯辩护的，为反对派辩护的，会被记住，会留在历史当中。那有一个为贪污犯，为权贵集团为非作歹的人辩护的律师，会被记住，会留在历史当中？没法在历史中挂号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辩护，其本身的政治效果是混沌不明的，并没有塑造未来秩序的能力。
他们现在占据最主要的社会地位资源声誉，总不能依赖死亡和时间来清洗他们，所以尽可能地统战和对话，帮助他们治病。但是他们已经是中国的病人，可是如何对待是一个很政治的问题。时间和重大形势会改变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后知后觉，但那是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已经丧失。没有中共的瓦解作为前提，断不可能有他们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等他们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之上，由于他们对摧毁专制贡献不足，甚至是帮倒忙，根本不可能像晚清改革派那样，或成为掌权者，而只能说轻微清算和豁免的对象，被打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权利的概率很大。
在未来军事，金钱和道义资源三足鼎立的“三国演义”当中，当下就把体制内良心，公知与右派边缘化，贬低到一个专制原罪之中，从而使最为弱小的民间道义资源，足以自保。
体制内良心，公知与右派主导的社会秩序和将来社会转型，肯定是很烂的。就像今天的，官僚不外乎是进了体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外乎是进不了体制，而在外面发酸的准官僚。阿伦特说，知识分子与官僚制同时兴起，同构同在。八十年代改革范式给中国带来的，是一种王朝治乱轮回的气象，所以我们致力于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引导到公民社会，为民众维权，不要幻想挤入体制内。如此维权运动的努力，以打破王朝治乱轮回。当然效果未知。
拉动撕裂知识分子权贵官僚联盟
2003年以来，我一直为维权运动背书，让维权运动尽可能侵占八十年代以来启蒙运动的道义性资源和光环，把新闻记者的镜头，从对准学院内知识圈，拧转向98年之后教育产业化产生的数千万蚁族参与其中的公民社会，如以网络抗争为主体的草根维权。
当体制内最有良心，最有光环的知识界，失去了道义性资源，成为一种暧昧的半正半邪的灰黑色，那么整个体制就是黑乎乎的，就意味着体制内原本自信满满，以为自己是“道路在我”的正面力量，就得重新评估自己的作用，到底是负面的，将来更可能遭到清算，还是正面的，将来会得到奖赏的。网络微博上对公知和体制内良心，最为尽情地痛恨和辱骂，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此一来，要撕裂知识分子权贵官僚联盟，制造拉动出来的一种空档：原来属于体制内良知的位置，就由原本官僚内最负面的部分人补上来。也就是太子党成了体制内良知。这两三年来，如胡德平、马晓丽或者张木生邓太子党频频在北京开会，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或者鼓吹新民主主义，原因就在于此。
太子党与整个民族的对立，政府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这本是一种严重的事实，但是二者的与鸿沟，淹没在一个伪装当中，也就是淹没在知识分子权贵官僚共同体当中，而看不见。如今通过维权运动撕裂知识分子权贵官僚联盟，又重新暴露出来。两种“敌我之间”群体之间的对立，并不是通过最遥远距离，隔膜得天上地下的那两部分人之间的不同和对立，凸显出来，而是通过在最前沿领域交叉起来的两部分人或者看起来可以沟通交叉的两部分人的差异极端化，而凸显出来。也就是当太子党成为体制内良知时，太子党与整个民族的对立，成为大家都看得到的现象。
太子党之外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将无足轻重，不过是刀俎之下的鱼肉。我在《六四后郭少坤们的宿命》中说，“六四”之后，除了最核心的五百家权贵集团之外，体制内的人仅仅是坐不稳的奴隶。从政不再作为自我实现的最高领域，官员都是技术性官僚，无法关怀公共性和政治问题。而政治空间，已经到了民间。所以体制内再多精英，也无法阻挡九鼎在野。
由于条条块块被分割，被党纪约束，他们毫无政治空间，毫无政治性，又有政治幻想而在话语权上和政策极度自私而压迫民众，有幻想自己是精英，从而成为转型和民主中国的领导者，将来别清算的概率，没有为人民服务，就没有成为领导的可能。并不是素质高低决定的，而是起了多大作用决定的。
世袭制的形成，说明官僚体制并不是一个提供大多数人包括公务员自我实现的路径，绝大部分公务员不外乎平常人，人上人与他们无关。体制再也无法提供希望，而是提供了比较可能稳定的普通生活。
我在《六四后郭少坤们的宿命》中说，在八十年代，靠近人道主义有良心的生活方式，还是有较大可能的，那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如此。即使在体制内，也是逐渐靠近的。而六四之后，一种体制内有良心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八十年代遗留的人道主义和“说真话”和21世纪之后的哈维尔，如今顶多对于体制外边缘人士，例如市场化媒体和学院公共知识分子，才是可以的。有追求卓越渴望的官员，要么是潜在的政治犯，要么就是潜在的贪污犯。总之官场是监狱的预备役。
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命运，说明了除了五百家太子党之外，其他人都是临时坐稳的家奴和奴隶。王立军清楚地把自己比喻为口香糖。
《炎黄春秋》老干部的维权问题
对于体制内官员，党纪约束很大，没法显现，其内心是否是良知，一点意义都没有。显现在公共空间中，在政治中很重要。罗马奴隶主，甚至害怕奴隶穿着统一制服走在大街上。在奴隶制的古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曾设想规定奴隶们必须佩戴统一而明显的标识，以便能达到全面监控的目的。但统治者又想到，这一做法不仅会让奴隶们产生共同意识，而且还会发现：原来骑在自己身上的主子的数量竟然如此微弱、渺小，只需一口吐沫就能淹死他们。这一联想，竟使统治阶级陷入无比惊恐之中。
快十年以来，我一直鼓吹退休老干部参与维权。我即使遭遇了被左王魏巍告到中央军委，都巍然不动，还是力劝左右派老干部联合起来维权，利用他们的体制内资源，为人民维权。杜光老先生干的挺不错，虽然他们不肯放弃启蒙的主张，但是花了很大力气为维权鼓与呼，为具体维权案件说话，算《炎黄春秋》诸多右派老干部最正面的一个。
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在自己家里喋喋不休谴责腐败没有民主，一到了公共领域就维护专制，肯定是民众的敌人。即使内心不维护专制，以言论性行动来推动民主，不参与公民维权，却很容易被专制收割为花瓶，如《炎黄春秋》。在老干部维权这一方面，左派老干部起的作用，要比右派大上一百倍，这样的趋势下去，原来过去挺负面的左派老干部，要成为历史的正面力量，而右派老干部即将面临政治清算的命运。
主张一种主义，成为一种思潮，认为比维权重要，这是一种自己获得特权渴望的放大，是阳具在指挥脑袋。又不是在八十年代，如今思想革命根本无法带动政治革命，在多元局面中，知识远没有金钱暴力重要。知识分子主导变革的幻觉，已经破碎不堪，只有维权才能帮助建立起与民众及低层抗争精英的鱼水之情。
我们不需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给我们旗帜，给我们方向，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对带着你们的支票来，别带你的嘴巴来，这话我在推特上对达赖喇嘛说过，对你们也合适。别和我们谈主义和思想，如果你们没有高位，随便网上找一个八零后九零后，谈起来都比你们强几倍。代表性和道义权威，并不使用主义的高度建设起来的，而是通过为人民维权动员起来的，建设起来的。
知识分子与改革派官员，以及民主人士，要投入维权，而且要放弃仅仅以精英受害维权为全部维权的维权。原来那个是一个没有自我反思，永远被动接牌，被压在被动的边缘，没有防守反击的能力。围棋上怎么说？脱先布局，腾挪，进行弃子，并不是一味大龙逃着挣扎。过去的做法，注定没有两口气，活不了，更别提大气势。
当维权运动已经出现十年，又是革命的预备，同是是改良的外挂延伸，争论改革与革命的范式，还有什么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只能说是微博上的底层知识分子，试图与公知争夺话语权的战役。仅此而已。体制内开明官员，既然要改革，就加入维权，他们不要革命，也只能加入维权。他们选择改革立场，则必然促成革命。
可以看到将来一种倾向：以社会为出发点，直接目的和承载中国出路之地，以社会压倒虚化秩序，从而为重建秩序预备。新“社会”主义灵魂和党外性在复兴。以正义感和常识作为基点来“超越左右”，也是开始超越当下符号化表达困境的努力，已是行动产生共识。这样共识不再是党内路线斗争，与党内性断裂开来，狼奶吐尽；也是改良或者善政的终结，党内思想不再牵引政改或者民生。
有知识分子看到底层抵抗扛着毛泽东像就破口大骂，看到乌坎的农民说拥护党，就不高兴放弃支持。维权运动兴起的举着宪法旗帜，也被争议过。底层民众总是诉诸于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也争议过。也许是策略，更也许是他们能想到的抵抗道义资源和路径。这一些的暧昧性，会消解净化在民众抗争的大力度里面。也就是说，小力度没作用的启蒙运动，这一些负面作用才特别大。疗效好坏假广告无关紧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只要将假广告置于好药之下，假广告及其坏处会逐渐消失。
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内专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
我在《维权运动是一种“民国当归”》中说，宪法认同并不在鼓吹启蒙宪法认同这种方式中存在，而是在当下行动与宪法的不可分，如民国行宪区的扩大。2003年维权兴起，紧紧与宪法认同纠缠在一起。维权运动本身就有抵抗性原罪，具有暧昧性，因为必须依赖于1949年之内的政治符号，维权运动兴起时国内维权与海外民运就有过争论，海外民运某一些人指责国内维权在政治立场不够彻底，且根据共党颁布的《宪法》是为帮闲帮凶。
维权运动是一个政治品质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这是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肯定会过渡到“民国当归”，中共宪法中的人权法案，是最为靠近民国的地方。与宪法认同纠缠在一起，躲开党国话语的纠缠，就是尽可能减少抵抗性原罪。从人权法案到民国宪法的跳跃，获得中华民国行宪区的扩大或者大陆民主化是收复沦陷区的政治效果，就像潘恩把美国法律当作国王，因此实现了没有国王的人民主权的跳跃。
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就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棍，十年来搅动了改革这潭死水。我所做的就是为维权理论背书，就像找到了维权运动的电线插头，把它插进民国这块插电板插座中。这个过程叫做“民国当归”。
民国当归作为最后的政改空间
台湾爱与和平基金会董事长邓文聪2011年11月发表新书“和解”，建议中国大陆在海西平潭试行“民主实验”。1986年就赴大陆投资经商的邓文聪，在“和解”一书中，建议中国大陆选定海峡西岸经济特区平潭试行“民主实验区”，加速民主化进程，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大陆正逐步走向民主化。他认为，中国要稳定的民主，作为化解两岸制度之争的最可行途径，以达成两岸永久和平。
呼吁福建先民主起来。早在十年前，大陆政府就设想将福建省辟为一个专门的对台特区。作为国策海西战略，大陆政府在平潭设置试验区，主张以“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和共同受益”五個共同，來开发平潭。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長俞可平說，大陸有「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但沒有「政治特区」的提法，而「平潭民主试验区」可以作为理念来进行探讨。新党主席郁慕明今天表示，平潭特区是两岸人民的契机。
杨宪宏在访谈中和我说，2016年民进党准备向大陆方面提出，要求推广扩大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到福建全省，把福建租让给中华民国，在福建搞政治特区，实施中华民国宪法。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不管华盛顿还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来几十年还能维持过去存在的那种军事平衡；保护台湾免受胁迫性威胁或行动的更大依靠将不得不置于两岸关系的质素上。 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早已摆在了台湾的面前。保卫台湾，台湾必须超越军事，跟觉醒的大陆人民结成联盟。
我在《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中说，对平潭政治特区的建立，“民国当归”的视野没有期待，而是乐观其“有”。 当然民国派关注它，是因为它有着一定“民国当归”的因素。一种居高凌下的俯视，价值与事实判断分离。看看党内民主派还有几年市场，似乎新市场在平潭和“民国当归”上。请记住，我们批判的是公知和党内民主派的改良立场，并不排斥有政改推进的措施，而且这个批判，并没有民国因素渗透进来，民国当归加进来的语境之下。正如我所说，“民国当归”的因素加入，使平潭模式变为唯一忍受，也是最后的“政改运动”。
或有或无的被清算命运
改革派知识分子与开明官僚，不能为当下民主转型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而需要吃底层民众如农民工与蚁族的人血馒头，却自我认证为精英阶层，民主化之后的政治权利，必须由其掌执。不想付出代价，不想血酬，却幻想着自己能向毛泽东一样，出山沟沟摘抗战胜利的桃子。他们的将来命运，并不是掌权，而是或有或无的清算，如果没有遭受，是因为他们提前忏悔，或者在当下假如维权运动，而算投诚。
由于毛左派在当下政治结构中出局，且是最强烈反对当下政府的群体之一，在未来会被当盟友，而不是清算，相反是极右派，公知权贵联盟，包括开明官僚，相信自己推进改革，却没有看到自己干的都是祸害民族的罪恶勾当，将来必被推到断头台的附近。
不要老是那种没有用的宽恕与和解的道德呼吁，与其呼吁宽恕，还不如呼吁将来的司法清算。在倒台之前，不会有任何来自官方让人感动的忏悔，道歉，没有这种提前的，道德呼吁没用。倒台之后，他们如此做有用没用不好说，人们也未必原谅他们。清算是必然的，但是不要政治清算，而要司法清算。
当下中国，即使面向民主的高官，能转向的概率太小了，因为党纪和政治性，以最高强度捆住他们。且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在官民之间留下如此深的鸿沟，不可逾越。当下没有政治敏感型的民众维权他们都会参与，将来估计也用不着他们。如果说晚清的改革派，因为掌握地方权力，还能推动改革，在革命中还能获得尊重。那么当下的改革派，只有一张嘴巴，与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毫无作为，且时时破坏，肯定将来会被耻笑清算。早在历史中出局。说成白色五毛，已经是很轻微的了。
民主政体是官不聊生，官员自己很不方面极大成本地“为人民服务”，而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官员来说，是艳羡的。我这么说，在于感受到当官的，本能地会产生一种，最方便于自己的主义，对民众的排斥和“烦”，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倾向。在背后，就是法官及其亲友团的这种本能的理论化，简单说“他们烦民众干扰”。
为什么要“官不聊生”。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需要有一个阶层成为替罪羊，民众不过不让精英官僚成为的话，就会被妖魔化。民众退无可退，而精英官僚被当作替罪羊，还有很多退路，因此如此权衡之后，方显公平。如此做官成本太高了无生趣，就不会打破头皮要做官。多牺牲官员精英，有利于公共福祉。所谓高风险高利润，政府官员享受了超出平常人的声望地位荣誉，同时就是承担超出平常人的风险。多牺牲官员个人，对公共福祉有利。如果不愿意承受这种不公平的风险，就别当官。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只要不构成过分违法，不是黑色的，如果是灰色的，就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明朝还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没有名誉权呢。
好歹有个投名状。
专制瓦解之前，开明官员在公共空间说一说民主的好话，民众的好话，虽然没用，但好歹多一人声势更大一些，算是投名状，也算显现在公共空间中。瓦解之后，就得像旧民俗小说那样，提一个敌人的头颅来，或猪八戒倒打一耙，或把大部分家财献上，或举报检举立功。站在民众一边是朋友，投奔民众一边的朋友，不肯站在这个立场，鬼知道是是敌是友，模糊的搞不清楚的，有罪推定为敌人，是没有问题。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举证责任导致，这是很好的政治权衡措施。当下为开明官员公知开辟的站在民众一边的通道就是维权，显现在民众或者舆论面前，让民众可以鉴别为朋友。
将来的转型司法清算，可以根据中华民国惩治汉奸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就像正当防卫和紧急避免，在政治上不能免于罪性，但予以豁免。政治上必须定罪，法律上从宽一揽子赦免。分清大是大非，再来谈和解与宽恕。这是他们的赎罪行为，是否被赦免，还是取决于其赎罪的程度和人民的态度。内心的立场，并不能等于赎罪。被清算的可能性，在或有或无的两可之间。事先的政治豁免，岂能对得起冤死去的近两亿中国人。
普通党员基本不会被损害了什么利益，之前之后差不多，但是必须经过确认其政治原罪，由民国给予法律上豁免的象征意识：也就是政治上归罪，法律上豁免，重点追究经济犯罪，剥夺征收其非法财产，保留其基本生存或者中产阶级生存水平，其他予以没收，来建立全民性社会基本保障。
罪行轻微，免予追究。普通党员基本不会被损害了什么利益，之前之后差不多，但是必须经过确认其政治原罪，由中华民国给予法律上豁免的象征意识：也就是政治上归罪，法律上豁免，重点追究经济犯罪，剥夺征收其非法财产，保留其基本生存或者中产阶级生存水平，其他予以没收，来建立全民性社会基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