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国南方的某城市，滕彪正在主持《十年冤案》纪录片的讨论，39岁的他也是该案的代理律师之一。案件发生在江西乐平，四个年轻人在2000年被控谋杀，在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法庭没有理会他们的喊冤，仍然判处四人死刑、缓期执行，而后改为无期徒刑。
荒谬的是，在他们蹲了11年大牢之后，去年底出现一名新的罪犯，他向警察坦承自己才是当年杀人的真凶。惊愕的警察“立即捂住他的嘴巴，不让他说下去”，冤案家属说，或许这是因为在10多年后，当年“侦破”命案有功的警察早已升到高位。
参与这次纪录片讨论的都是中国最为活跃的维权律师，发言时颇多愤慨：“应该在片子最后加上当初那些警察、检察官、法官的名单，给他们曝光曝光”，“应该要提高片子的艺术水平”，“最好能通过这个片子带出一场在中国废除死刑的讨论”等等。
作为该片策划之一，大学法律系讲师滕彪皱皱眉头，耐心地等人说完，然后拿起话筒，用一种像是在商量但又十分确信的语气说到：“我觉得在中国拍这种纪录片，目的就是要救人。把人救出来是首要的，艺术性、死刑存废的讨论这些都可以放在次要地位。”滕彪说这话的时候，并没忘记自己就是要求大陆废除死刑的最坚定推动者。
今年5月，滕彪力劝盲人律师陈光诚流亡美国，并在陈尚未决定是否离开的时候，就公开了2人的通话录音。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人说滕彪是在给陈制造压力，也有人说陈光诚留在国内的影响更大，更能做点实事。最终，滕彪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状态作为回应：“和陈光诚的安全相比，民主大业算个p，维权大业算个Q.高於个人而且要求牺牲具体个人的什么伟业、大业，该省省了。”
哲学家周国平说，滕彪是个单纯的人。
三博士推开法规审查大门
在中国法制史上，滕彪和许志永都将是被记住的名字。10年前，他们和另一个学者俞江，因为孙志刚事件而被人们称为“上书三博士”。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的死亡引起了社会关注。在此之前，政府的《收容遣送办法》规定，城市内设置收容所以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这个条例沿袭了共产政府严格控制公民流动的传统：只要你在一个新城市停留3天以上，就必须申请暂住证，否则将可能被警察无条件地关押，而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穷人或被殴打，有可能需要参与强制劳动来为自己“赎身”。
大学生孙志刚便是这个条例的受害者之一，自由派报纸《南方都市报》抢在政府新闻审查之前将惨案捅了出来。人们开始对条例内容展开猛烈的批判，而刚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三位博士则关注得更远.这个条例实质上构成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但依据宪法条文，人身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因此，3个年轻人给全国人大传真了两页A4纸，提出要对该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出乎意料的，不到一个月，总理温家宝就签署命令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民间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
“制度是废除了，但是我们要求的违宪审查却没有开始。”国务院抢先下手，避免了立法机关的尴尬，3位博士试图撬动整个法律体系的努力未竟全功，但至少他们的努力让人们明白“原来法律是可能会违宪的！”
官方的《法制日报》承认，“三博士上书，推开法规审查大门”。而他们三人也一时间成为被政府认可的明星，被国家电视台评选为“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那一年，滕彪获得的奖项都是表彰他在孙志刚等案件中对法律的推动，但07年之后，他获得的国际性大奖更多，不过大部分都有了“人权”两个字。
这或许并不是因为他转变了自己的奋斗方向，更可能是因为他身处的社会在变化。一位参与签署了《零八宪章》的律师埋怨，近10年胡锦涛政府对法律界的控制日益加剧，法律维权日益艰难.举个例子，在05年和滕彪一起当选香港《亚洲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13位维权律师中，如今只剩下一人不曾入狱或遭遇官方的暴力。
2007 年12 月7 日，滕彪在德国柏林国际特赦组织抗议现场同该组织负责人交流。（AFP）
维权人的政治化危机
03年之后，三位好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主修法制史的俞江一头扎入书堆做起了研究，再也没出现在争议事件中。主修法律社会学的许志永则跳进了社会运动的大江大海，而且发展出一套“美好政治”的理论，全面参与到各种底层公民运动中。滕彪，处於两人中间，他一方面勇於代理最为敏感的案件，如法轮功、藏独等，成为维权律师的代表性人物；另一方面也成为死刑研究的专家。
许志永称自己身上“有英雄情结”，他身上涂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最近他给新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呼籲“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人间正道。”几天之后，许志永被秘密警察带走。滕彪则与最前沿的案件、社会热点贴得更紧，而且更有一股较真的脾性，这股执拗有时候让他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会比许志永更浓一点.
2011年，滕彪和达赖喇嘛做了一个视频访谈，滕说自己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觉得“这种交流是有意义的”。他不太在乎这样做有可能会同时激怒官方和民间.在中国普通百姓认知里，达赖喇嘛与“藏独”一直捆绑在一起。
“这三个人的不同选择，其实蛮可以代表中国维权运动的不同方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会活动人士分析说：“维权运动究竟应当是去政治化，还是含有政治目的，有很大的争议.”
11月，滕彪在香港以此为题做了一次讲座。他解释说，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律师反对把“政治”污名化，他们主张在司法不独立的前提下，律师可以利用媒体和其他的合法方式去制造舆论，吸引社会关注；而另一批人则呼籲律师谨守自身职责，反对将法律问题上纲上线，按其中一位莫少平律师的观点来说，就应当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将所有的案件放在法律框架内考量”。在大共识之下，路径的分歧远比其呈现出来的要大，任何试图劝慰双方不要一争高低、保持多元存在的努力，都有可能转而被双方攻击为和稀泥，双方都认为必须要进行抉择。
近年来，类似的内部争论发生在中国民间抗争的每一个角落。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维权者和民主人士对何为正确的斗争策略各执一词.有人担心这种争论会导致无意义的内讧，但媒体人宋志标提出：“体制已经无法疏导这些不同群体在不同话语上的歧见，体制确实也没有能力生产出这个托底的功能。温和与革命、赞成与打倒、支持与抗议，一轮轮冲击体制的堤坝。”
滕彪是主张不能惧谈政治的，但是他的每一位朋友都跟我说，滕彪不适合搞政治，他太单纯了，他太直接了。
南京的英语教师珍珠和滕彪一同参与了对陈光诚的营救，她眼里的滕彪有一股子“学究气”：“这是他的优点，也是致命的缺陷。”
与滕一起代理过多起官司的律师李和平则说：“如果把滕彪和许志永做个比较，许志永给人感觉特别正，感觉像是准备在做大事，感觉要做伟人。滕彪就更加随和一点，他总是说自己只是要做一个率性的人。”
许志永也曾撰文评价自己的兄弟：“在坎坷的道路上，我学会了回避一些不可碰触的陷阱，而你还没有学会，或许，你的天性永远也学不会，你是传说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的坚定的批判者。”
独立就是“大众不能惑”
记者去问滕彪，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阴天的傍晚，他房间里没有开灯，孤身一人站在巨大的阴影之中：“我曾经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后面又加了一句，大众不能惑，那我觉得独立知识分子就是不能害怕得罪大众。政府有毛病当然要改，但是民众出问题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
说完又马上补充：“不过我总是反省，觉得自己也还是做不到。药家鑫案（注：交通肇事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但在量刑上有很大争议）的时候我在监狱，出来后虽然也写了几篇文章说不应当判死刑，但仔细想想，自己是否有胆子和现实中要求处决药家鑫的民意抗衡？我说不定。”
滕彪在2010年创办了兴善研究所，致力於废除死刑的工作。废死运动或许在欧洲已经成熟，但是在中国，仍然阻力重重。不要说普通民众，甚至在律师中，仍然有许多人对“一命偿一命”的逻辑毫无怀疑。推动废死常常会被批评为“帮贪官/杀人犯狡辩”，可滕彪却依然固执。他在死刑存废研讨会中，乐呵呵地站起来跟大家宣告：“过去一段时间，我很高兴用两个不一样的理由劝服了两个本来支持保留死刑的人。”
许志永提到过一次和滕彪的争议，2005年他们撰写中国人权报告，许主张三分之一讲进步，三分之一是批评，还有三分之一提建议.而滕彪则很彪悍，他认为公民的立场应当是批评，表扬的声音已经遍地都是。
这种对自己的期许、定位让滕彪一次又一次参与到最敏感、最被政府忌讳的案件中去，代理法轮功有他、代理藏民有他、废除死刑讨论也有他，他律师执照被吊销后不悔改，被秘密警察关押了70天后不悔改，被众人抨击也不悔改。滕彪说，怎么可能不去管呢？他们多惨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就是应当做这些么？
维权律师的维权
滕彪一打开电脑上的Skype，短信声、呼叫声就不绝.或者来自於律师朋友，或者来自於委託人，又或者来自於海外学者、民运人士，凡是担心在电话里被官方窃听的人，统统到skype等待滕彪上线。而且，双方还必须得下载正确的版本，内地网站下载的程序无一例外被政府强行嵌入了窃听、截取信息的代码.不仅是滕彪一人，和滕彪一起讨论记录片的维权律师，无一例外全是秘密警察盯着的敏感人物。
“事实上维权律师这个概念在国外根本没有，律师本来就是要维护委託人的权利，维权和律师重複了嘛。”虽然滕彪的律师证被吊销，但也无损於他在律师群体中受到的尊重，他说：“但是在中国不同，有些律师只为公权力服务，还有一些是给法官介绍贿赂的。所以维权律师这个团体，只在中国语境下才有意义，被官方看成是搞麻烦的。”
今年8月，党报《人民日报》提出美国正在利用维权律师等五类“敌对势力”，阻碍中国的崛起。这种提法让人想起文革年代对公民政治出身的划分，因此被总结为“新黑五类”。
而在纪录片的讨论现场，出现了很多以前不常见的名字，几年之前，只有部分功成名就的律师解决后顾之忧后，才会考虑涉足让政府不舒服的案件。但是到了今年，一位律师透露，经常做维权案件的律师有一百名左右，但是从事过相关案件的律师差不多有一千名。
“一千人呐！”他兴奋地张开手掌，在记者面前来回转着，“而且很多年轻的律师也开始涉足了。”而根据官方统计，今年大陆律师总人数已经超过22万.
另一个数字是，刑事案件中的律师参与比例，不足30%.“因为刑事案件很多时候你代理都没有用，被告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利润也少，那些委託人都是比较穷的。”一位年轻律师说，“而且风险很大，像李庄案那样因为伪证罪入狱的律师不知道有多少。”2009年，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代理一起案件时，被当地检察院怀疑唆使嫌疑人伪造证据，最终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在与这些维权律师接触的几天里，很多人都在不断抱怨律师的社会地位下降，法制的不完善。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可以跟你说上几个小时的和秘密警察打交道的故事。而滕彪的故事，或许能说上几天。
2011年2月29日，即网上号召内地第一波茉莉花集会的前一天，滕彪被秘密警察从楼底带走，一去70天。“他们主要是从精神上折磨你，让你进入隔绝的、没办法把握自己未来的状态.”谈到这里时，滕彪走到房间另一头，打开了房灯，然后靠在桌子上回忆，让人不忍再问，“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就是让你面对着墙，盘腿坐着，不给你站起来。如果遇到特别坏的看守，还必须挺直腰，不能闭眼睛。”
这种折磨被放大施加在了家人的身上，开始，甚至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妻子王玲瞒着四岁的女儿，告诉她爸爸去了非洲帮助别人。整整70天没有丈夫、父亲、女婿的日子，王玲向一直关心他们的华泽倾诉：“我觉得孩子知道了，她这几天特别沉默。”岳母精神病发.
对於中国的民运人士来说，流亡是最后的退路。这些被政府逼得家破人亡的反对派，与外逃的官员、富商一起组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第三波移民浪潮。在不同的语境下，他们都被称为中国社会的精英。滕彪当初力劝陈光诚离开中国，自己却选择暂时留下，他说：“我还要考虑女儿的教育。”
退寸进尺的抗争
和滕彪呆一起会很轻松，按照学者萧瀚的说法，滕彪的招牌表情“就是憨憨地笑，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愿意用憨厚来评价他。”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的林欣怡和滕彪接触过几次，她描述说“滕律师在谈论死刑的时候，就很清楚很智慧；但是说其他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生活中，就会觉得有点迷茫，他像是分不清楚状况似的。”
律师李和平的说法或许更确切一点：“貌似愚拙，实则聪慧。滕彪长着一张无辜的脸，但是其实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是的，作为吉林人，滕彪有时候挺像彪悍的东北爷们，他敢於面对站成一排的法警大声高喊：“我叫滕彪，你敢报出你自己的名字吗？”他敢於代理其他律师都拒绝的案件。但是他与官方一直保持着不算太僵的关系，甚至秘密羁押后也没有遭到太多身体上的酷刑。他看着记者：“我是有自己的原则，不过我又不主动追求进监狱.”
07年，滕彪和李和平等六位律师一起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法轮功大概属於当局敏感词中等级最高的一类，因此当局施压滕彪受聘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校随后找到了滕彪：“你要么取消和法轮功被告的代理，要么就取消和学校的合同。”滕彪不傻，反正辩护书已经完成了，他便退出了案件。但是他又和领导商量：您看法院已经把开庭通知寄给我了，那我就去旁听算了吧。於是，他开庭当天硬是坐到了旁听席上。
“在策略上，我说我是退寸进尺。如果你打招呼让我不要代理一个案子，我往往会答应。但我会在另一个地方弥补回来，我会做两三个类似案情或者敏感程度的案子。”
有一次外出看望敏感人士，滕彪遭到秘密警察们的劝诫：“都像你这样较真儿，警察都没法工作了！得少抓多少小偷！”
在纪录片的结尾，镜头对准滕彪，有人打趣问他：“京城律师里头谁最牛？”滕律师憨憨地扭过头，露出那口大白牙，嘿嘿两声。
滕彪小档案
滕彪，出生於1973 年，吉林桦甸市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维权律师，维权机构创办人。
2003 年，滕与另外两位北大博士因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取消收容遣送制度。之后，滕积极参与人权调查和维权辩护活动，多次获得国际人权奖项，也多次遭到政府拘押。滕的维权活动触及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也是中国境内少数愿为法轮功、西藏受迫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人士之一。滕因此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但他并未因此停止维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