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政治体制导致多种“党国病人”，更造就变态的政治官僚。国之病治愈的希望，在於草根阶层抗争自救的勇气和行动。

2012年11月30日，在世界第25个爱滋病日到来之际，新上位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爱滋病患者握手，表面看，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政治姿态，与长期以来把爱滋病和爱滋病患者当作敏感议题和敏感人群的政策相比，中共当局终於开始正视爱滋病，并承诺“要让每一个爱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其实比和爱滋病人握手更恰当的姿态是，中共领导人应该向爱滋病病人鞠躬道歉，因为多年以来爱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非但没有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反而是切切实实的歧视。中国爱滋病的蔓延虽然有複杂的原因，但是政府长期的不作为和隐瞒政策，尤其是一些地方血液採集的违规操作——其中又以河南为典型，是爱滋病爆发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感染爱滋病的弱势群体成为政府维稳对象，政府不停的打压民间社会对爱滋病防治的倡导和对爱滋病群体的救助，北京爱滋病公益机构“爱知行”的创始人万延海和知名医生高耀洁等因此被迫出走美国。

制度之病是国病之源

公权力的不作为和错位并不仅仅表现在爱滋病上，如本期《阳光时务周刊》所呈现的，从结石宝宝，工伤，慢性中毒，癌症村，精神病，到尘肺病等领域，我们发现几乎每一种疾病后面，都有国家的有形之手在扭曲甚至加重着病患者的痛苦。

结石宝宝是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公共健康悲剧。由於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的缺失，本来应该为婴幼儿提供健康食物的数家奶制品企业，成为戕害幼童身体健康的元凶。根据2008年的数据，全国有接近30万儿童成为三聚氰胺引发的结石病受害者。这一引发舆论譁然的悲剧事件，很快被行政权力强行压制，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赔偿，媒体被勒令消声，各地法院统一不受理家长对肇事企业的侵权诉讼，一些敢於挑头的家长——比如本刊提到的相庆玉被重点维稳，另外一个发起毒奶粉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结石宝宝之家”的赵连海更是被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刑两年半。这种倒行逆施自然激起公众愤怒，在各界舆论尤其是香港民众的大声抗议中，赵连海才被允许保外就医.4年过去了，结石宝宝事件已经不再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但是无数的结石宝宝依旧在困难中挣扎，正义一直没有得到伸张。

循着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们会发现各类疾病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和体制因素，社会身分的单一使得底层民众往往成为最脆弱的患病群体，个体权利的贫瘠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医疗体系的陈疴往往让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伦理的失守使得社会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问题不断堆积.这一个个病患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的悲惨画面，和所谓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蹟图景摆在一起，构成一个极有张力的意象对比，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分裂的中国。

病态政治下的变态官僚

当然，这种分裂仅仅是表面的，事实上所有的光环下面都掩盖着破败，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以一种複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社会的各种病症也以複杂的方式交互感染。当民间社会长期被公共权力压制，公民社会无法正常成长，也意味着公民社会无法通过新闻舆论，社会组织和政治参与等方式对公权力机构进行塑造，构建一种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间.而缺乏约束，公共空间就变成权力拥有者恣意的舞台，权贵和官僚的骄横跋扈就应运而生，长此以往，他们在另一种社会病理意义上，成为了一类典型病人。某种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几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现有的体制，不鼓励真话，官僚之间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在私下场合，很多官员都能把体制之病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公开场合，他们被迫一本正经的扮演体制辩护士的角色。每年总有不少官员因为真真假假的抑郁症而自杀，跳楼，或者被休假式治疗。这其中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因为腐败东窗事发，部分官员选择自杀，当局为掩盖丑闻，而宣布其是抑郁症患者；另外一类的确是因为环境压力大，精神紧张，导致抑郁症爆发.无论是哪种状态，官场抑郁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场的畸形生态和权力对官僚形象的虚饰。

2012年官场中最戏剧性的剧本自然是薄熙来王立军等为主角的重庆大戏，这场跌宕起伏的大戏给我们提供了多个观察中共高层生态的视角。不过一个容易忽视的视角是，几个当事人某种精神上的病症。因为长期不受约束的权力滋养，同时又害怕失去权力的紧张，薄熙来，薄谷开来，王立军等似乎都有躁狂和神经质的性格倾向，他们关系混乱，行事乖张，进退失据，对政治规则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畏，他们的形象和正常社会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具有的那种谦卑，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把他们形容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并不过分。

根据大陆《南都周刊》的报道，薄谷开来要求王立军设局谋杀英国人海伍德，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儿子薄瓜瓜，而当时重庆公安副局长郭维国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但是虽然如此，一个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还是在当地主要公安官员的安排下发生了，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掩盖和不同利益方的讹诈，这一切，直到王立军潜逃美领馆，才彻底引爆。从重庆事件来看，即使这些官员个体一个个都是心理健全人士，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总体上已经变成一齣疯子和狂人的游戏。毋庸讳言，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体制，体制既给社会底层带来大面积苦难，同时也让权贵和官僚阶层成为权力的病人。

基於人性本恶的假设和对权力的警惕，现代政治架构以各种相互约束的方式来配置和分配公共权力，使得权力没有机会腐败。一个合理的政治架构、独立透明的媒体，是社会健康的守护者，而一个健康的社会，也是腐败官场的解毒剂。虽然薄熙来、王立军等罪有应得，但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体制下，谁又能说他们不会成为有为的政治家和能干的官员呢？

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制度下，大部分人都成为受害者，而施害者也是另外一种受害者，这种制度让每个人都成为中国病人。

抗争自救

不过幸运的是，这种黯淡的图景并不是中国人完全不能自救的宿命。以尘肺病为例，河南工人张海超以惊人的开胸验肺的方式，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虽然他现在已经处在生命晚期，但是他的抗争勇气无疑构成了病人自救的某种典范。由媒体人王克勤发起成立的民间救助机构大爱清尘，依靠自愿者已经在多个省份设立工作组，通过社会筹款，2012年救助了将近600个尘肺病人。类似的机构还有陆军等人发起的益仁平，深圳黄雪涛律师发起成立的精神病人救助机构等等，无数小小的机构，都在昭示着社会自救力量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