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是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的名作，写于1948年。温斯顿是小说中的主角，在“大洋国”的“真理部”工作。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销毁、删改有关历史文献、报刊杂志，甚至一些有可能反映历史的画片、纸片，以证明“大洋国”的统治者“老大哥”一贯正确。
从大的方面说，例如四年前“大洋国”曾与“欧亚国”结盟而与“东亚国”打仗，但此刻，却与“东亚国”结盟而与“欧亚国”打仗，温斯顿就必须修改几年前的所有报刊、文献，证明“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过盟，早就预见到了会与“欧亚国”打仗。从小的方面说，例如3月17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即3月16日，曾发表讲话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安无事，“欧亚国”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然而结果却是“欧亚国”后来并未在北非发动攻势，反而正是在南印度发动攻势，并未碰北非。这样，温斯顿的工作，就是必须修改3月17日的《泰晤士报》，把“老大哥”讲话中的这一段改成预言“欧亚国”将在南印度前线而不是北非发动攻势。通过这种修改，使“老大哥”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
总之，“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做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而且，“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做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造的勾当，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英〕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为了伪造、删改历史，“老大哥”不计工本。在温斯顿小小的办公室的墙上，就有三个洞口，一个是传送书面指示的输送管，一个是传送报刊杂志的，还有一个是专门处理、销毁各种“废纸”的。这种管道洞口，并非仅仅他的办公室才有，而是整个大楼到处都有，成千上万，不但每个房间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但凡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的时候，你就可以顺手掀起身边洞口的盖子，把那些文件或废纸丢进去，最终被大楼下面的大锅炉烧毁。这种洞口的外号叫“记忆洞”。附提一下，董乐山先生译本将此洞译为“忘怀洞”，笔者不揣冒昧，认为应译为“记忆洞”更为妥当，更合作者本意。此洞的英文为“memo-ryholes”，董先生的“忘怀洞”是意译，确实点出了这种“洞”的本质、实质。但，反讽是奥威尔小说最重要的特点，尤其是《一九八四》，处处充满反讽，时时强调反讽，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大洋国”的语言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奥威尔还专门写了“新话的原则”作为这部小说的“附录”，详细说明“大洋国”是怎样设计一种新语言来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增强小说的反讽效果。既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那么，“记忆”自然就是“忘怀”了。所以，一个让人忘却、忘怀、失忆的洞穴被称为“记忆洞”，反讽格外强烈。意译为“忘怀洞”，固然点出其实质，但反讽效果全失。
奥威尔看到，遗忘是人的天性，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只会记得一些细琐小事。结果，在记忆不到而记录又经篡改伪造这种情况下，你就得相信“老大哥”说的一切，因为不存在其他辨别真伪的任何证据。如果大家都相信“老大哥”的谎言，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成为真理。之所以要不惜成本地篡改、伪造历史，因为“老大哥”确信：“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对“老大哥”来说，“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称之为“现实控制”。（《一九八四》，第32页）
为了与遗忘作斗争，温斯顿冒生命危险，每天偷偷记日记。不过，个人记忆终究抵挡不住集体记忆，他的不端思想被发现后，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后，最终成为了“灵魂洁白如雪”的思想纯洁者。终于：“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一九八四》，第267页）
因此，与遗忘作斗争，应是公民个人的事情。当多数公民都参与其中，个人记忆才能变成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首先提出的重要概念。与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历史学”、“传记”等才是认知过去的渠道不同，他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仪式、聚会等与史学、传记等同样是记忆、认识过去的重要渠道。脱离集体、公共的记忆，将迅速被时间腐蚀，只有在社会性中，“集体记忆”才能葆有活力。
在具有特殊意义之处竖立大型公共艺术作品纪念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灌输、强化、提醒人们的历史记忆，藉以形成集体记忆，早是举世的惯例。或许是受此启发，德国艺术家冈特·戴姆尼在十好几年前，发起了“绊脚石”运动。他不是犹太人，但有一天却被犹太法典中的一句话狠狠“击中”：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于是，从1996年开始，他独自一人着手进行一项与遗忘抗争的巨大工程。他调查纳粹大屠杀遇难者（主要是犹太人）的姓名、出生年月、被捕年月和死亡年月，铭刻在一块铜牌上，然后，将这块铜牌镶嵌在受害者最后居住的房前的人行道上，如果房屋已不存在，就将铜牌镶嵌在附近地面上。他将这些镶嵌在地面上的铜牌命名为“绊脚石”，希望人们路过时能稍停片刻，俯下身来读一读，了解、记住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绊脚石”活动开始时完全是个人的，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资助，但受影响的公众越来越多，民间捐款越来越多。许多人，尤其是许多青少年参加进来，铺设“绊脚石”从“个人的”变成“公众的”。现在，德国近600个城市镶嵌了两万多块“绊脚石”。
2010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不仅展示了自己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悠久灿烂的文化，而且展出了记录自己民族耻辱、罪过的“绊脚石”。戴姆尼亲自将“绊脚石”送到上海，并且复原了铺设场景，一个装着水泥的木盆、一把刷子和16块绊脚石。他说：“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绊脚石”开始影响世界。2012年元月，我到奥地利维也纳开会，住在Pension酒店，紧靠酒店大门左边门框地面，就嵌有8块这样的“绊脚石”。奥地利的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既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但作为被吞并后的“一个德国”的一部分，又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由于具有“受害者”与“施害者”双重身份，如何面对过去，有两种选择。一是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强调自己作罪的“被迫”，从而回避、回护自己的罪过，遮蔽自己的“施害者”身份；另一种选择则是直面自己的罪过，向世人、向后代坦承自己曾经是“施害者”。维也纳街头的“绊脚石”，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
“绊脚石”使历史记忆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形成集体记忆。每一块“绊脚石”都是一座特殊的纪念碑，是对遇难者在天之灵的安慰，是对施害者无声的严厉谴责，更是对全人类的深刻警醒。
“记忆洞”已成为权力“强迫遗忘”的象征，时间越久，越使人感到奥威尔的无比深刻。“绊脚石”是戴姆尼抵抗遗忘的实在努力，惟愿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公众与他一样，铺设一块又一块“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