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我们被喇叭控制了
一切声音都来自上面，来自上面的喇叭。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听命于头顶上悬挂的喇叭指示。它决定人们的信仰与崇拜，生活与学习。
1976年9月10日，上午的时候通知下午三点统一在教室里收听广播，全体师生神情异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广播准时响起，只听见哀乐一遍遍地播放，然后就是国家顶级权力机关通告全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逝世。
在教室里盘旋的哀乐把我的大脑洗得一片空白，相信所有的同学当时都是这样，觉得不可思议，不落的太阳怎么会落下去呢？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精神天空中的太阳被广播声音湮没了，顿觉精神世界一片空白，无所依托。
满头白发的王教导主任又将全校师生召集到学校小院里，向大家诉说他的悲伤，盛赞领袖的伟大，他说，从此我们没有了心中的红太阳了，他不停在拿出手绢拭眼睛，老泪涕沱的样子。当我的眼睛正准备湿润的时候，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学突然回过头来，对我窃然一笑，他觉得王主任哭得有些可笑？大概是同学们对这位主任都非常不喜欢，看见他如此悲伤反倒觉得有趣，同学的窃笑瞬间化解了我心中的悲哀，我的眼泪因此没有流出来。散会后我们班同学茫然四散，初一班同学却回到教室，我们在外面听到他们的教室里面哭声一片，他们的班主任好像领着他们一起在哭。
上大学后一位皖南的胡姓同学告诉我，当时他们村子里成人都在山野里的田间劳动，只有一位老地主在家收听到了这则广播，他疯也似地奔向田间，向村民们狂喊：你们的主席死了！你们的主席死了！旷野里响起这样巨大而疯狂的声音，人们以为是地主发疯了在发出诅咒。有谁会相信这是事实呢？
村民们将跑到田野里的老地主打了一顿，到了傍晚才知道，老地主只是替广播报了一个新闻。
这个故事让我心中发悚生寒。谁都清楚，这个故事背后有着什么意味，有着什么样的悲剧。村庄里的人都知道，过去的地主多是靠自己勤劳双手致富，积累了一些家业田产，或有一些雇工而已，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那个时代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人世间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地狱。
毛太阳突然消失掉了，他们表现出任何举动，可能都是自然正常的。
对于我们小小少年，我们心中从小就虚拟的红太阳被这一天的广播给摧毁了，我们的精神天空一片空白。
文革的教育最大的成绩是为全国人民塑造了一尊神像，将人神化。领袖被神化成太阳，被呼号为“万岁”。用不着人们自己将他摧毁，时间会击灭一切人造的神话谎言，但是，受伤害的不是被神化的人，而是接受者崇拜者，他们可能因此不再相信一切。相比之下传统的宗教却是将虚拟的古人或传说中的人神化，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神对人的伤害会小得多，甚至可能会有持续永久的生命力。
1976年10月24日晚十二点钟之后，我在学校宿舍大通铺上熟睡，一阵尖厉的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提起衣服就准备下床冲出去。有一同学好像比较清醒，对窗外吹哨人问：是不是地震了？回答不是。我倒头便睡，实在是困极了。还是白发教导主任在为重大政治事件奔忙：他听说粉碎四人帮了（其实无论是粉碎谁他都一样兴奋，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带头把学校小院子贴满了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他连夜布置我们住校生赶制二百多面小三角红旗，说是第二天全校参加全公社的游行示威，他要让每个学生都手执一面小红旗，高呼口号，显得有声势。他不知深更半夜里从哪里弄来了红纸、浆糊、小竹棍，发动我们住校生连夜加工制作。
我对这位主任真是烦透了，他来我们宿舍布置任务时，我蒙头大睡。他离开时说了一句让我心惊的话，现在想起来还如雷贯耳：这个学生思想不好！如果不是第二年全省高中升学统一考试，他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打回家中永远放牛。
第二天全校学生融进公社统一的大游行队伍之中，敲锣打鼓、喊口号、放鞭炮，各种标语与横幅忽如一夜春风来，随处可见，所有的人都如沐春风喜气洋洋。如果华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一句：中国人民从此高兴起来了！可能也会万世流传。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政治问题是：可不可以喊华主席万岁？为什么不可以？老师回答是：以上面颁布的口号标语为准。我们年少的心里在想，可能得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喊他万岁。因为大家都喊习惯了，没有一个万岁让我们喊，我们有些失落，有些别扭，就像烟民抽烟习惯了一样，口边必须挂一样东西，已是生理需要也是精神需要。
夜半哨声和第二天无所不在的喇叭广播声，悄然转换了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无论是年少的我，还是年长的老师、成人，都被哨声、喇叭声所牵引着，跟在后面茫然地、盲目地高兴、快乐。
喇叭后面是一根线，我们的脑子里只有一根筋，这根筋被喇叭与哨声所控制着。
哨声总是在你的耳边响起，它是让人们统一行动统一步伐，它要求所有的人行动一致，步调一致，哨声往往是急促的。
而喇叭的声音则是从头顶上向下飘来，灌输下来，它用声音来笼罩你，无处不在的声音、正义真诚宏亮、不容质疑的声音覆盖着你的头顶、洗礼着你的心灵。无需要对话，也不用反馈，只需要你听着，永远地倾听就可以了。
2013.1.19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