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5

最近关于“自信”的议论很多。以讹传讹,积非成是,需要正本清源。始作俑者,起源于李长春去年的一篇讲话。李长春是去年的九常委之一。正是这位前常委,最早提出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接着就出了一篇有权威的诠释文章。

篇幅虽长,讲来讲去是两点:一,中共以人类解放为己任,作出了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就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二,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共就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篇诠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作者署名衣俊卿,是李长春的助手,其内容应该具有被李亲自认可的权威性。如其不然,想必早会有所澄清——但从来没有。

这是一篇不讲道理的说理文。第一,他说,甲要解放人类,要改变世界,因此,甲的自觉和自信,就是清醒的而不是糊涂的。然则,乙也要解放人类,也要改变世界,为什么乙的自觉和自信,因此就不是清醒的,而是糊涂的?然则,丙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解放人类或改变世界,难道丙的自觉和自信,就一定不是清醒而是糊涂的?第二,甲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说,应该归功于这种自觉和自信。然则,他的​​举世瞩目的无法无天的瞎折腾,和由此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浩劫,以及有目共睹的遍地腐败,和正在导致社会断裂的鸿沟,难道就不应该更加归功于这种自觉和自信吗?这算什么道理?

这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理论,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

这种理论自信,我认为,属于王婆卖瓜的欺人之谈。自己对自己要求严一点,这是“行为自觉”的一种。行为自觉有时是可取的,“理论自觉”则是不可取的,越说得天花乱坠越不可取。理论者,意识形态也,立场观点也,不去观察和研究客观的现象,却去把我所崇拜的理论高高举起,大谈什么自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流行于中国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你的目的本来就是不讲理,当然不妨如此这般一边倒,如此这般先入为主,如此这般畅谈“理论自信”。但是,究其结果,不管这种自信最后虚化为空谈,还是落实为埋头苦干,说得轻一点,叫做误导年轻人,误人子弟;说得严肃一点,叫做祸国殃民。毛泽东强迫全体中国人替他缴的学费,难道还嫌不够吗?

毛泽东喜欢说大话,招摇撞骗。但是,总不能以人废言。他也讲过一些道理,有的还讲得相当好,相当实在,相当透彻。比方说,他的《七大报告》中的某些段落就是如此,为他添了光彩,笼络了人心。特别是其中关于“自我批评”的话,讲得非常动人,好多老人至今尚能背诵如流,这里用不着我来抄书。我只愿意指出,毛泽东那一段不朽的关于自我批评的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他也同样把事业的正义性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恰恰和李常委相反。毛非但没有侈谈“自信”,反而把结论老老实实落到了“自我批评”之上。下面是毛泽东文章中那一句承上启下的话: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有人说,七大报告的起草,根本不是毛泽东主持的,而是在别人主持下,由几个秀才动笔的。但是,毛毕竟同意让此文在他的名义下发挥了作用,因此我们除了把它称为“毛着“以外别无选择。不管怎么样,就文论文,下列思辨逻辑和表达方法是合乎理性的:为了人民,为了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不惜丢掉自己的错误。


因此,下列论断就同样是合乎理性的:不为了人民,不为了正义,而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权力、利益和面子,很难丢掉自己的错误。

同样,提出下列疑问也是合乎理性的:在制度性腐败和制度性违法的案件层出不穷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反复宣传自信,难道是为了丢掉错误吗?难道是为了人民、为了正义吗?难道不是为了保住一种……面子吗?

毛泽东在七大郑重其事把“自我批评”和“马列”与“群众”一起,定位为鉴别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显著标志”。但经过多年实践检验,“马列”是说不清楚的,“群众”是可以任意被“代表“的。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痛心疾首的遗言,“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对自由如此,对马列,对群众,乃至对革命,对真理,又何尝不可以“假汝之名以行”?真正靠得住的,是有错就改,是闻过则喜。可惜毛泽东自己热衷于坚持错误,把“自我批评”这个最可靠的“显著标志”丢掉了。

1954年春到1966年春,我在中央组织部,多次听老部长安子文传达刘少奇的一句话:“什么是最大的错误?”安是这样复述刘的论断的:犯了错误,也已经知道错了,但仍然坚持错误,这是最大的错误!后来层出不穷的悲剧,使我日益认识到刘少奇这个判断的份量之沉重。果然,自我批评被毛泽东作废后,中国共产党就此走下坡路了。

最近提倡好作风,可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在其中。只要这个被毛泽东废掉的“显著标志”仍被束之高阁,中共要想“复兴”恐怕不会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