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識是《零八憲章》的繼續

 

　　「六四」或《零八憲章》之後，知識分子在重新確立知識群體與當政者之間的關係，當政者沒有根本性的和解，標誌性的人物如劉曉波、郭泉並沒有釋放出來，但較之周永康的政法委對知識群體的嚴防死控，氣氛稍有緩和，譬如參加紐約憲政改革研討會的姚監復、胡星斗等都獲得了自由行，回去之後也沒有「被喝茶」，改革共識研討會能夠在十八大之後順利召開，也只能說是一次應有的寬鬆。

 

　　改革共識發佈之後，新浪網屏蔽了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改革共識的主要起草人）發佈的相關長微博，騰訊與凱迪論壇等網絡也刪除了相關報道與全文。相信這份相當溫和的「共識」還是刺痛了高層，他們不願意這份知識分子的共識被廣泛傳播，並由此給他們帶來壓力。

 

　　改革共識提出的內容是《零八憲章》的繼續，人們可以說它沒有新觀點或新意，但這不是寫論文或科學發明，憲政民主、人權保護、司法獨立等等，人類基本的政治常識與政治準則，一再被中共當局漠視與拒斥，知識分子倡導的共識，不過是讓當政者通過這些共識，回歸常識，使中國成為一個常態國家。

 

　　知識界對習李時代仍抱有期待

 

　　知識界對習李時代仍然抱有期待，一是習近平的父親是堂堂正正的改革派，而李克強也有北京大學法學背景；二是習近平在紀念憲法三十周年的講話，談到對憲法的尊重，要依據憲法治理國家，李克強也公開表示，改革可能會犯錯誤，但不改革會受到承擔歷史的責任；三是中國的知識界在這樣的歷史大時刻必然要站出來說話，系統地表達知識界應有的政治觀點，為當政者立一個標桿，既是對「六四」以來的政治改革理念一次總結，也是對《零八憲章》一次呼應，並且是一次對新的政治氣候的測試。

 

　　如果習李真要政治改革，可以通過共識找到資源，找到支持的力量（正能量），找到新政的自信，或者是找到知識界的知識與呼應。知識界必須讓新當政者面對真正的政治問題，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王顧左右而言摸石頭、五不搞，在無意義的政治語言垃圾堆裡，找當局者自己的精神寄託。政治家不應該像政客那樣，沒有歷史的責任與現實的情懷，只想拖一天算一天，自己在任一屆二屆，將自己的權力體系佈局完成，讓自己的族群利益最大化與獲得安全感。

 

　　過去十年或二十年，中共的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都枯竭了，只有依靠鉅額的維穩經費維繫既得權益，人們在絕望中等待新一屆當政者燃起他們新的希望。如果說美國政府遇到的是財政懸崖的話，中國政治面臨的既有政治懸崖，又有經濟懸崖，還有社會分裂的懸崖。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佈滿懸崖的國家。彭博社報道中國八個政治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子女們控有數以萬億的資產，他們已然成為左右國家財政命脈的力量，而中國的城鄉懸殊、貧富懸殊、民族衝突、侵權與維權的衝突、爭取民主憲政者與五不搞政治理念之間的衝突，越來越不可調和，知識分子希望通過知識界的共識，來影響當政者，並取得與當政者之間的對話、和解，通過形成朝野共識，使中國政治懸崖之間有共識的橋樑。

 

　　避讓敏感紅線以換取政改發言權

 

　　各大網絡媒體刪除了知識界提出的「改革共識」，說明中共主流意識形態或當政者還不願意直面知識界提出的這些問題，每一個問題之間都有著關聯性，每一個問題如果簡單處理或應對，都可能置當局的意識形態於死地。因為當政者不是靠憲法與常識在統治這個國家，完全靠黨性原則與維穩手段在控制國家。

 

　　改革共識的形成是標誌性事件，因為知識界在「六四」之後，一直處於分散狀態，沒有力量能凝聚共識，形成系統的理論提供給社會與當政者，二○○八年是一次試水，但由於《零八憲章》內容中涉及到「六四」等被當局視為紅線的內容，造成劉曉波被判重刑，當局以此警示知識界不可逾越其紅線，體制內學者也因此受到處分或打壓。而這一次，知識界只是溫和地提出政改共識，從憲法法理與制度建設方面，提出共識理念，當局可以無視或迴避，但沒有任何力量對知識界進行報復性打擊（譬如以所謂的顛覆政權罪），知識界看似溫和的避讓敏感紅線，也為推進真正的政改發言權換取到了空間與自由度。

 

　　更為重要的是，原教旨馬列主義者與或極左力量或在時間中消逝，或被他們自己的後代消解，八老或十老們的後代成為超級巨富，用王震的話說是後代們背叛了自己的主義，而政改力量則空前壯大，包括體制內的改革派、八十年代的「六四」遺存、新公民社會的推動者、海外（港台）民主力量、新生代的知識分子或學子，以及世界外圍的民主大勢，都發生了巨大的量變或質變，於此消彼長中，斗轉星移，改革共識像啟明星一樣，冉冉升起。

 

　　共識時代的各種機會均已具備

 

　　因「六四」而身陷囹圄的著名學者陳子明說，左右派之間也有共識：一、言論自由；二、司法公正；三、反腐倡廉；四、社會自治，包括工會、農會、學會、商會等等；五、生育自由；六、遷徙自由；七、預算公開。但這些共識中，許多都涉及到當局者的利益格局，這就需要他們有自我革命精神，或剝離利益集團的負資產。

 

　　習李時代應該是一個達成共識的時代，各種機會均已具備，只需要當政者的決心與政治意志，但習李面臨的不是改革派的壓力，而是社會矛盾的壓力，與內部權貴集團之間的博弈，中共的歷史有著惡的傳統，良知派或改革派沒有好下場，不時受到保守派的打擊與責難，所以，習李首選要通過內部博弈或共識，使自己獲得改革的話語權，像當年鄧小平祭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一樣，通過知識界的哲學高度，搶佔理論至高點，使保守派退到守勢或失去話語權。

 

　　再下一步，就是通過對話與和解，形成知識界與當政者之間的共識。不僅僅是知識界，還包括海外的民主力量、台灣的政治力量，等等，都要加盟到對話與和解過程之中，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文化與經濟的復興或崛起，而是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文明國家之林。

 

 

（作者為北京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