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悼念许良英称其为中国直言不讳的象征

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许先生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并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后又被王淦昌教授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整个杭州的学生运动。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本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

不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所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了“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

从那时起，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积极倡导民主、科学和人权。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与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比许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是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许先生不仅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践行者。他念兹在兹的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他却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称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起初即使成了“右派”，他还真诚地相信过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甚至认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后才开始醒悟。从那时起，他不断自我反省，批评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盲从与迷信，回到民主与科学，回到启蒙的立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

傅国涌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但他并不因此而沮丧，始终怀抱着乐观的心态，所以，他对丑恶现象的评判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犀利无比，却始终目光平静。他经常对人说，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许先生留下的这些遗产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离开决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结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