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宪政民主制已经是当今世界一切国家不可避免的制度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迈进宪政门槛的同时，中国仍然在通向其大门的遥远道路上蹒跚而行，由于当局仍然掌握着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权，迟迟不愿意自觉进行制度变革，与此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又尚只是处于起步之中，这样，最终选择何种变革路径也就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提法就有多重性：
第一，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它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第二，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它又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第三，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应该采取何种方略，以什么方案加以应对。
目前，中共当局的代际更替尚未完结，对于其是否可能相对主动地进行变革，从海外来说大抵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从国内来说，则分为两大类，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人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如鲍彤、吴稼祥、铁流），因为眼下他们直接的受害较少，没有迫切的个人需要。但是，下层激进人士却往往感到绝望，因为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受害深重，农田被占，房屋被毁，或者无论怎么打工都买不起房，娶不到老婆，一言以蔽之，在如何看待当局是否会主动改革上，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很突出，理性的研判并不多。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向宪政民主政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在已经落到全世界最后面的情况下，可以相信，统治者的智商绝对不会低到看不见这一点，何况他们掌握着最庞大的情报系统，不可能不对大趋势洞若观火。与此同时，他们背负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历史包袱——政治目标从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到反过来搞专制资本主义、历次“运动”留下了一笔笔惊人的血债、自身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直到目前他们还在靠强拆民房、强占民田自己大捞一把的同时搞土地财政花巨额经费“维稳”，如此等等。这样，作为其政治代表和接班人的习近平一辈，也就处于极其为难的夹缝之中，不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吧，日暮途穷来日无多，回归吧，如何向祖宗几辈交代，如何面对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也就是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的两难处境——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从前处于可以拖下去的状况，就可以胡闹着击鼓传花，现在已经一步步走到无法拖下去的时候了，这样，在巨大的历史性社会压力下，情况已经颇为不同。以此观之，我们再来看，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它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民怨沸腾，官民利益对立严重，官本位致使为官成为发财捷径的时代，要想靠当局之上而下的来完成政治改革是绝不可能的——当然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完全靠统治者自己放权而完成政治多元化民主化宪政化改革的。
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基本理性，从而自觉顺应多元化历史潮流，那么，这种转型则必然表现为最后关头的生死搏斗，一如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所发生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方式，就莫过于某种形式上的官民协作，良性互动，也就是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了。
正常的商业文明国家都是大社会小政府，我们国家却因为中共暴力夺权后搞了一切收归国有的党政军群一体化，而形成了国家垄断一切的局面，当然，这种国家垄断的实质是一党垄断巅峰——君党统治，但是就正式形式而言，以国家的名义由政府垄断一切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逐步退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当然，这种退出并不全面，而且时常发生倒退，但和政治领域比较起来总算都已经在退，而政治领域迄今为止当局还是寸步不让。
然而，由于世界的政治进步潮流，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关口，政治领域当局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不是比较主动比较自觉地退，就是被暴风骤雨式的狂飙突进所逼退，在这种情况下，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对它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不仅对当局，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至少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大战乱，大破坏，也可以避免大清算。问题是，这个过程会为时较长，一些下层民众会继续遭殃，许多受害者也因此忍无可忍，因而民众在同一段时间内还会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一些贪官污吏还会继续为恶！
也正因此，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绝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过程，绝不会表现为统治者完全主动退却，民间力量长驱直入，而是一个激烈的博弈过程，是统治者为了避免遭受大清洗而被迫不断释放善意，不断缓和社会矛盾，不断接受社会舆论批判，从而把民怨逐步释放出来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在言论、出版、社会政团、以及基层选举领域逐步进入合法生存空间的过程，是政治反对派不断崛起、壮大的过程。
须知，虽然今天的局势和辛亥革命时期有相似之处，毕竟，今天的制度变革和满清王朝末年不同。满清王朝末年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完全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末期，因此，转型是万事开头难，究竟是从抓社会经济转型入手，还是从政治入手，即像无路可走，又有太多的路径选择。
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呈扭曲状态，但是，经济不仅已经市场化，而且发展程度整体上和当代世界处于同一水平，社会的契约化也足以使中国和世界基本接轨。这样，今天的唯一问题，至少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制度。今天唯一完全没有解决的问题，则可以肯定的说是权力的一元化，是权力的不受监督，是权力本位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明确的说，今天的中国和满清王朝政治上唯一的形式区别是，那时是一人一家之治，如今是一党之治，那时是君主制，今天是党主制。
因此，今日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使一党之治，走向多党制，如何使党主制，走向民主制。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觉的腐败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国家机器肆意侵犯人权和以土地房屋为主的私有财产权的现象就可以杜绝。当然，这个问题看似最简单，其实又最麻烦，因为中国的执政党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比如六四时期他们就有人放言“我们的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要拿去可以，再拿四千万条命来换”，以这种逻辑，除了再次发生暴力夺权事件外，别无他路可走了。这种逻辑其实是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翻版，历史只能循环不能前进。
目前的中国却不再是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民众已经开始过“公平交易、意思自治”的商业文明生活了，这样，既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因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殊死一搏，死了拉倒，不死打进皇宫坐龙床，也不会再长期忍气吞声，永远是一盘散沙，而会陆续站出来，会坚定不移的要求执政者和自己做“公平交易”——以善意、善政、善策换取选票。
总之，公民力量的崛起，大力向当局要求公平正义，最终必然是当局历史命运的决定者——后文要提到，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据说曾是习近平的导师，他就已经向当局提出了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作为合力决定的历史演进方向，既不会依世界历史潮流和民主志士的善良愿望轻易地直奔宪政民主制和相应的多党制，也不会依当局的梦想能够用暴力永远维持君党统治。其最可能的制度转型路径，应该是使制度变革分成几步，那就是往新兴政党崛起的方向前进的公民力量、公民共同体通过在高压下奋力拼搏逐步崛起，执政党的势力则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做一些理性的退却、让步，逐渐学会容忍反对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用大约一二十年的时间，相对稳妥的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
这一转型过程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曲径通幽处。具体地说，那就是政治反对派无法以冲击党禁正面攻坚取得突破，只能根据现实可能性降低要求，在比较低级的层面寻找合法化空间和发展壮大的突破口，然后在打压中慢慢成长，直到争得平等的政党地位，与此同时，完成制度的宪政化转型。
从当前来说，这个突破口其实已经在操作之中，那就是日前“羽化未半”之时由南周事件引发的争取新闻自由之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妙事件？其实，争取“新闻自由”也是今日中国的特产，因为中共实行“党管传媒”的全面专制政策，自从建政以来就完全垄断着一切传统媒体，从制度上法律上彻底禁止公民自办报刊，反对派和普通公民至今无法直接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体制内的改革派则好歹掌握了一些报刊资源。这样，当局的文宣官员公然打压南周的新闻自由权，就给了反对派一个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协同工作的机会，从而发生了全国反对派义士纷纷前往广州声援体制内的南周的事件。显然，这是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结合共同推进公民空间扩展的一个良好范例，虽然其结果离争得新闻自由乃至出版自由还不知多么遥远，但这毕竟是8964之后的第一场纯粹的街头政治运动，并且因为没有遇到血腥镇压而很大的鼓舞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士气。
由于习近平在履任之初就有高调的“行宪”之论，这样，今日中国政治反对派要求落实宪法也就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和中共新掌门互相呼应。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中共未执政前也是它自己的要求。《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有云：“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当然，那时国民党虽独裁，第一其他合法政党大量存在，不合法的中共也存在，第二国民党的宗旨终究是以宪政民主制为目标的，这样，当时的自由空间要大得多。
目前的中国却是完全没有合法政党之存身处的，政治反对派的奋斗也还只能是为未来的合法化打基础。而目前所能拼命做的，则是极力争取最低限度的“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以及一点点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这样，以目前的现实论，从政治上说，中国政治反对派能够争取的，则是区县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落实，因为这是有宪法规定作为依据的。不管当局允不允许，不管宪法上有无规定，下一步原则上可以是要求进行区县级以下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
一个国家要走向法治，走向宪政，没有司法独立是不可思议的。司法独立，严格实行法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是实行宪政的基础。大量冤民因为司法不独立，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不得不求助于上访告状，中高层国家机器因此被全国访民围困得不仅颜面失尽而且人心失尽。这样，在今天要求司法独立已经不仅是访民与冤民的愿望，不仅是各种有识之士的愿望，对当前的中国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解套办法，否则他们迟早会被呈几何级数增加的访民的汪洋大海淹死！
中国政治反对派在当前寻找到的这些低调切入口，是否可以为当局所容？这个问题，“羽化未半”之时无法回答，不过，从“准国师”的建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十分有趣的苗头，那即是，其建策居然可以说不谋而合！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据说曾是习近平的导师，由孙立平教授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对此他提出了4条对策：1，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2，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3，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4，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显然，这四条对策和体制外的民主人权力量的诉求是互相呼应完全吻合的：1，世界文明主流就是宪政民主制，2，改革就是以渐进方式实现宪政民主制，这要求首先逐步解除言禁报禁，实现司法独立，并且落实基层选举，3，民众参与就是当局放开一个多元化政治力量崛起的口子，以实现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4，唯有公平正义——让一切人能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社会才能和谐安宁长治久安，各种社会会力量才可能心平气和的折冲樽俎，理性的谈判解决问题。
那么，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对此究竟会如何抉择？从当前看，应该说所释放出的信息主要还是正面的。根据不完全观察，其所作出的表态一般看来有很大的摇摆性，那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作为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巨轮的船长，非此他不足以让这个大船保持必要的平衡，这样，转变航向固然是必须的，但对他来说前提首先是不能让这个船翻了，更不能让这个船一到他手上就翻。他一上来就大谈转变作风，体恤民情，禁止官员大吃大喝，然而“作风”只是工作方法，没有根本意义，再谈反腐打苍蝇也打老虎，这也只是几千年政治专制下统治者的老生常谈，最叫人诟病的是，他声称中共统治下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不可分割，其实这一点完全可以有不同解读，你既可以认为他是在给毛和邓划等号，因而有为毛时代张目之嫌，但是，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那么，说意味着其建政以来的历史罪恶都必须由他这个新掌门来承担，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前，他的幕僚就在《学习时报》放话，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来的大变局”。以此观之，他应该意识到了在“大变局”方面中共建政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最近的中纪委会议上，头一次鹦鹉学舌的说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这就使他能够区别于其所有的前代。由此证明他的思想观念已经走到了愿意顺从历史潮流，引导中共走向宪政的大门口，因为只有多元化的宪政民主制，是唯一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不二法门。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李永忠为此在《制度的铁笼才能关住权力的猛虎》中指出：“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对官员而言，权力是柄双刃剑，负担与乐趣兼备。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度，是欠缺的制度，没有制度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铁笼子？只有那些能关住权力，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良制，才是铁笼子。
制度包括两层含义：浅层是指规章、守则，即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深层是指能保证这些条款坚决施行的组织体系，也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能相互制衝并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解决这个总病根，最有效的办法有二：一是分权制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二是还权于民，以权利制约权力。
希望习近平能够明白，只有把权利放出专制之笼，才能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说一千道一万，没有人权的切实保障，没有公民社会的崛起，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反对派的强有力制约，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分权制衡，哪来牢可破的笼子可以关住国家权力？既然他认同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我们不指望他一步到位，至少，他应该为此做一点脚踏实地的事情，那即是上面所说的，也是体制内外都有共识的几件事：1，逐步开放言禁、报禁和出版自由，2，逐步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全部公民权利，3，推进司法独立，4，从确保区县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开始，自下而上的推进直接选举，5.以确保公民的土地和房屋私有权为安邦定国的基本国策，再也不能让地方政府以拆屋占地大搞土地财政来把中国往社会大动乱的悬崖上推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尤其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等人的讲话，说中要害也不算少了，但是，不管是主观上不能“忍痛割爱”也好，还是客观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也好，总之，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落到实处，而且已经造成了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的危局，如果再不推行“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其结果会这么样？应该说，体制内的学者们对此早已明察秋毫，发出的呼吁已经可谓声嘶力竭。
这里，我们只信手拈来一个例证。2013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当地时间1月23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开幕，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2020年中国：愿望与现实的碰撞”分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作出如下表述：“如果政府真想改革的话，要把媒体开放，因为媒体开放是民众参与改革最直接的渠道，媒体管制起码要逐渐的降低管制，我才觉得执政党对改革是很认真的。”“如果政府真的有改革的政治意愿，必须意识到这一次的改革和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大不一样，这一次改革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许小年称：“要司法改革，司法要独立……十年不改革的结果积压到今天已经是历史欠账太多了，再不做，同志们，时间来不及了！”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一代今天不想以退为进，逐步还权于民，那么，依照许小年这样的学者的看法，再拖下去，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历史主动权就不在执政党掌控的国家手上了！
有人问他：“给政府改革提出这么多任务，让政府改革，等于是政府改革自己，实际上等于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才可能自己给自己做这个手术？”许小年回答说：“政府给自己做手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也发生过，那就是1978年，以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开始中国的改革事业。那个时候之所以能有“手术”，除了跟小平同志的领导力分不开，另一个原因是形势所迫，那时候文革十年把国家搞的一塌糊涂，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改革没有办法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一般来说，一个能够利用专制权力享受大量特权的集团，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削减更不要说放弃手中的特权的，如果不是压力达到其不放弃一些特权就无法生存的程度，它也是不会断尾求生的。这样，“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的动力，毫无疑问主要只能来自社会压力。而社会压力的表现形式则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是民众的自发反抗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增强势头，因此，如果一味长期打压硬性阻止，结果必然是“水能覆舟”，其次是民间理性力量的成长使当局看到了与其良性互动可以带来的稳定前景，因此做出退让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基本保障。此外，“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要较长过程，这样，一些本来无法解开的历史怨结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自然更替而淡化，这也是习近平一代可能接受这种方式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虽然“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在今日中国还有机会，但是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一旦拖到危机大爆发之时，良莠不分玉石俱焚，固然恶贯满盈是自取其咎，动乱的结果却必定是黎民碳涂百姓遭殃！
以此观之，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的制度变革，我们不难推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这种制度变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分为几个阶段。
第二， 这种变革，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能要求当局兑现现宪法中关于“国家保障人权”以及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规定。
第四， 在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则可以开始要求修改宪法。
第五， 第四， 至于这种修改宪法是先做关键修改，还是一步到位的全民制宪，则由届时的政治形势决定。
第五， 无论如何，只有完成了全民制宪，使国家机器对内成为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再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这个渐进式转型的制度变革才算最终完成。
须知，对于商业文明时代来说，国家只是某一地域的公民共同体的对外的交往方式，从这一地域的公民来说，除了他们自己的集合以外，是不能允许有什么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国家存在的。明确地说，所有政府机构，所有公检法司，所有军队警察，都只能是公民能够合理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或者说不再是，能够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异己的力量。
2012年1月26日
宪政民主制已经是当今世界一切国家不可避免的制度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迈进宪政门槛的同时，中国仍然在通向其大门的遥远道路上蹒跚而行，由于当局仍然掌握着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权，迟迟不愿意自觉进行制度变革，与此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又尚只是处于起步之中，这样，最终选择何种变革路径也就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提法就有多重性：
第一，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它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第二，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它又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第三，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应该采取何种方略，以什么方案加以应对。
目前，中共当局的代际更替尚未完结，对于其是否可能相对主动地进行变革，从海外来说大抵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从国内来说，则分为两大类，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人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如鲍彤、吴稼祥、铁流），因为眼下他们直接的受害较少，没有迫切的个人需要。但是，下层激进人士却往往感到绝望，因为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受害深重，农田被占，房屋被毁，或者无论怎么打工都买不起房，娶不到老婆，一言以蔽之，在如何看待当局是否会主动改革上，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很突出，理性的研判并不多。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向宪政民主政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在已经落到全世界最后面的情况下，可以相信，统治者的智商绝对不会低到看不见这一点，何况他们掌握着最庞大的情报系统，不可能不对大趋势洞若观火。与此同时，他们背负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历史包袱——政治目标从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到反过来搞专制资本主义、历次“运动”留下了一笔笔惊人的血债、自身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直到目前他们还在靠强拆民房、强占民田自己大捞一把的同时搞土地财政花巨额经费“维稳”，如此等等。这样，作为其政治代表和接班人的习近平一辈，也就处于极其为难的夹缝之中，不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吧，日暮途穷来日无多，回归吧，如何向祖宗几辈交代，如何面对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也就是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的两难处境——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从前处于可以拖下去的状况，就可以胡闹着击鼓传花，现在已经一步步走到无法拖下去的时候了，这样，在巨大的历史性社会压力下，情况已经颇为不同。以此观之，我们再来看，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的制度变革，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它将使制度变革如何展开。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民怨沸腾，官民利益对立严重，官本位致使为官成为发财捷径的时代，要想靠当局之上而下的来完成政治改革是绝不可能的——当然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完全靠统治者自己放权而完成政治多元化民主化宪政化改革的。
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基本理性，从而自觉顺应多元化历史潮流，那么，这种转型则必然表现为最后关头的生死搏斗，一如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所发生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方式，就莫过于某种形式上的官民协作，良性互动，也就是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了。
正常的商业文明国家都是大社会小政府，我们国家却因为中共暴力夺权后搞了一切收归国有的党政军群一体化，而形成了国家垄断一切的局面，当然，这种国家垄断的实质是一党垄断巅峰——君党统治，但是就正式形式而言，以国家的名义由政府垄断一切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逐步退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当然，这种退出并不全面，而且时常发生倒退，但和政治领域比较起来总算都已经在退，而政治领域迄今为止当局还是寸步不让。
然而，由于世界的政治进步潮流，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关口，政治领域当局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不是比较主动比较自觉地退，就是被暴风骤雨式的狂飙突进所逼退，在这种情况下，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对它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不仅对当局，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至少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大战乱，大破坏，也可以避免大清算。问题是，这个过程会为时较长，一些下层民众会继续遭殃，许多受害者也因此忍无可忍，因而民众在同一段时间内还会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一些贪官污吏还会继续为恶！
也正因此，以“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绝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过程，绝不会表现为统治者完全主动退却，民间力量长驱直入，而是一个激烈的博弈过程，是统治者为了避免遭受大清洗而被迫不断释放善意，不断缓和社会矛盾，不断接受社会舆论批判，从而把民怨逐步释放出来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在言论、出版、社会政团、以及基层选举领域逐步进入合法生存空间的过程，是政治反对派不断崛起、壮大的过程。
须知，虽然今天的局势和辛亥革命时期有相似之处，毕竟，今天的制度变革和满清王朝末年不同。满清王朝末年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完全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末期，因此，转型是万事开头难，究竟是从抓社会经济转型入手，还是从政治入手，即像无路可走，又有太多的路径选择。
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呈扭曲状态，但是，经济不仅已经市场化，而且发展程度整体上和当代世界处于同一水平，社会的契约化也足以使中国和世界基本接轨。这样，今天的唯一问题，至少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制度。今天唯一完全没有解决的问题，则可以肯定的说是权力的一元化，是权力的不受监督，是权力本位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明确的说，今天的中国和满清王朝政治上唯一的形式区别是，那时是一人一家之治，如今是一党之治，那时是君主制，今天是党主制。
因此，今日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使一党之治，走向多党制，如何使党主制，走向民主制。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觉的腐败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国家机器肆意侵犯人权和以土地房屋为主的私有财产权的现象就可以杜绝。当然，这个问题看似最简单，其实又最麻烦，因为中国的执政党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比如六四时期他们就有人放言“我们的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要拿去可以，再拿四千万条命来换”，以这种逻辑，除了再次发生暴力夺权事件外，别无他路可走了。这种逻辑其实是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翻版，历史只能循环不能前进。
目前的中国却不再是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民众已经开始过“公平交易、意思自治”的商业文明生活了，这样，既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因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殊死一搏，死了拉倒，不死打进皇宫坐龙床，也不会再长期忍气吞声，永远是一盘散沙，而会陆续站出来，会坚定不移的要求执政者和自己做“公平交易”——以善意、善政、善策换取选票。
总之，公民力量的崛起，大力向当局要求公平正义，最终必然是当局历史命运的决定者——后文要提到，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据说曾是习近平的导师，他就已经向当局提出了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作为合力决定的历史演进方向，既不会依世界历史潮流和民主志士的善良愿望轻易地直奔宪政民主制和相应的多党制，也不会依当局的梦想能够用暴力永远维持君党统治。其最可能的制度转型路径，应该是使制度变革分成几步，那就是往新兴政党崛起的方向前进的公民力量、公民共同体通过在高压下奋力拼搏逐步崛起，执政党的势力则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做一些理性的退却、让步，逐渐学会容忍反对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用大约一二十年的时间，相对稳妥的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
这一转型过程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曲径通幽处。具体地说，那就是政治反对派无法以冲击党禁正面攻坚取得突破，只能根据现实可能性降低要求，在比较低级的层面寻找合法化空间和发展壮大的突破口，然后在打压中慢慢成长，直到争得平等的政党地位，与此同时，完成制度的宪政化转型。
从当前来说，这个突破口其实已经在操作之中，那就是日前“羽化未半”之时由南周事件引发的争取新闻自由之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妙事件？其实，争取“新闻自由”也是今日中国的特产，因为中共实行“党管传媒”的全面专制政策，自从建政以来就完全垄断着一切传统媒体，从制度上法律上彻底禁止公民自办报刊，反对派和普通公民至今无法直接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体制内的改革派则好歹掌握了一些报刊资源。这样，当局的文宣官员公然打压南周的新闻自由权，就给了反对派一个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协同工作的机会，从而发生了全国反对派义士纷纷前往广州声援体制内的南周的事件。显然，这是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结合共同推进公民空间扩展的一个良好范例，虽然其结果离争得新闻自由乃至出版自由还不知多么遥远，但这毕竟是8964之后的第一场纯粹的街头政治运动，并且因为没有遇到血腥镇压而很大的鼓舞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士气。
由于习近平在履任之初就有高调的“行宪”之论，这样，今日中国政治反对派要求落实宪法也就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和中共新掌门互相呼应。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中共未执政前也是它自己的要求。《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有云：“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当然，那时国民党虽独裁，第一其他合法政党大量存在，不合法的中共也存在，第二国民党的宗旨终究是以宪政民主制为目标的，这样，当时的自由空间要大得多。
目前的中国却是完全没有合法政党之存身处的，政治反对派的奋斗也还只能是为未来的合法化打基础。而目前所能拼命做的，则是极力争取最低限度的“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以及一点点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这样，以目前的现实论，从政治上说，中国政治反对派能够争取的，则是区县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落实，因为这是有宪法规定作为依据的。不管当局允不允许，不管宪法上有无规定，下一步原则上可以是要求进行区县级以下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
一个国家要走向法治，走向宪政，没有司法独立是不可思议的。司法独立，严格实行法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是实行宪政的基础。大量冤民因为司法不独立，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不得不求助于上访告状，中高层国家机器因此被全国访民围困得不仅颜面失尽而且人心失尽。这样，在今天要求司法独立已经不仅是访民与冤民的愿望，不仅是各种有识之士的愿望，对当前的中国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解套办法，否则他们迟早会被呈几何级数增加的访民的汪洋大海淹死！
中国政治反对派在当前寻找到的这些低调切入口，是否可以为当局所容？这个问题，“羽化未半”之时无法回答，不过，从“准国师”的建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十分有趣的苗头，那即是，其建策居然可以说不谋而合！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据说曾是习近平的导师，由孙立平教授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对此他提出了4条对策：1，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2，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3，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4，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显然，这四条对策和体制外的民主人权力量的诉求是互相呼应完全吻合的：1，世界文明主流就是宪政民主制，2，改革就是以渐进方式实现宪政民主制，这要求首先逐步解除言禁报禁，实现司法独立，并且落实基层选举，3，民众参与就是当局放开一个多元化政治力量崛起的口子，以实现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4，唯有公平正义——让一切人能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社会才能和谐安宁长治久安，各种社会会力量才可能心平气和的折冲樽俎，理性的谈判解决问题。
那么，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对此究竟会如何抉择？从当前看，应该说所释放出的信息主要还是正面的。根据不完全观察，其所作出的表态一般看来有很大的摇摆性，那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作为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巨轮的船长，非此他不足以让这个大船保持必要的平衡，这样，转变航向固然是必须的，但对他来说前提首先是不能让这个船翻了，更不能让这个船一到他手上就翻。他一上来就大谈转变作风，体恤民情，禁止官员大吃大喝，然而“作风”只是工作方法，没有根本意义，再谈反腐打苍蝇也打老虎，这也只是几千年政治专制下统治者的老生常谈，最叫人诟病的是，他声称中共统治下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不可分割，其实这一点完全可以有不同解读，你既可以认为他是在给毛和邓划等号，因而有为毛时代张目之嫌，但是，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那么，说意味着其建政以来的历史罪恶都必须由他这个新掌门来承担，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前，他的幕僚就在《学习时报》放话，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来的大变局”。以此观之，他应该意识到了在“大变局”方面中共建政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最近的中纪委会议上，头一次鹦鹉学舌的说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这就使他能够区别于其所有的前代。由此证明他的思想观念已经走到了愿意顺从历史潮流，引导中共走向宪政的大门口，因为只有多元化的宪政民主制，是唯一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不二法门。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李永忠为此在《制度的铁笼才能关住权力的猛虎》中指出：“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对官员而言，权力是柄双刃剑，负担与乐趣兼备。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度，是欠缺的制度，没有制度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铁笼子？只有那些能关住权力，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良制，才是铁笼子。
制度包括两层含义：浅层是指规章、守则，即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深层是指能保证这些条款坚决施行的组织体系，也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能相互制衝并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解决这个总病根，最有效的办法有二：一是分权制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二是还权于民，以权利制约权力。
希望习近平能够明白，只有把权利放出专制之笼，才能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说一千道一万，没有人权的切实保障，没有公民社会的崛起，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反对派的强有力制约，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分权制衡，哪来牢可破的笼子可以关住国家权力？既然他认同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我们不指望他一步到位，至少，他应该为此做一点脚踏实地的事情，那即是上面所说的，也是体制内外都有共识的几件事：1，逐步开放言禁、报禁和出版自由，2，逐步落实宪法所保障的全部公民权利，3，推进司法独立，4，从确保区县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开始，自下而上的推进直接选举，5.以确保公民的土地和房屋私有权为安邦定国的基本国策，再也不能让地方政府以拆屋占地大搞土地财政来把中国往社会大动乱的悬崖上推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尤其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等人的讲话，说中要害也不算少了，但是，不管是主观上不能“忍痛割爱”也好，还是客观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也好，总之，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落到实处，而且已经造成了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的危局，如果再不推行“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其结果会这么样？应该说，体制内的学者们对此早已明察秋毫，发出的呼吁已经可谓声嘶力竭。
这里，我们只信手拈来一个例证。2013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当地时间1月23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开幕，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2020年中国：愿望与现实的碰撞”分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作出如下表述：“如果政府真想改革的话，要把媒体开放，因为媒体开放是民众参与改革最直接的渠道，媒体管制起码要逐渐的降低管制，我才觉得执政党对改革是很认真的。”“如果政府真的有改革的政治意愿，必须意识到这一次的改革和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大不一样，这一次改革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许小年称：“要司法改革，司法要独立……十年不改革的结果积压到今天已经是历史欠账太多了，再不做，同志们，时间来不及了！”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一代今天不想以退为进，逐步还权于民，那么，依照许小年这样的学者的看法，再拖下去，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历史主动权就不在执政党掌控的国家手上了！
有人问他：“给政府改革提出这么多任务，让政府改革，等于是政府改革自己，实际上等于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才可能自己给自己做这个手术？”许小年回答说：“政府给自己做手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也发生过，那就是1978年，以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开始中国的改革事业。那个时候之所以能有“手术”，除了跟小平同志的领导力分不开，另一个原因是形势所迫，那时候文革十年把国家搞的一塌糊涂，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改革没有办法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一般来说，一个能够利用专制权力享受大量特权的集团，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削减更不要说放弃手中的特权的，如果不是压力达到其不放弃一些特权就无法生存的程度，它也是不会断尾求生的。这样，“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的动力，毫无疑问主要只能来自社会压力。而社会压力的表现形式则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是民众的自发反抗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增强势头，因此，如果一味长期打压硬性阻止，结果必然是“水能覆舟”，其次是民间理性力量的成长使当局看到了与其良性互动可以带来的稳定前景，因此做出退让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基本保障。此外，“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要较长过程，这样，一些本来无法解开的历史怨结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自然更替而淡化，这也是习近平一代可能接受这种方式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虽然“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在今日中国还有机会，但是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一旦拖到危机大爆发之时，良莠不分玉石俱焚，固然恶贯满盈是自取其咎，动乱的结果却必定是黎民碳涂百姓遭殃！
以此观之，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国退民进”为特点的渐进式转型的制度变革，我们不难推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这种制度变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分为几个阶段。
第二， 这种变革，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能要求当局兑现现宪法中关于“国家保障人权”以及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规定。
第四， 在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则可以开始要求修改宪法。
第五， 第四， 至于这种修改宪法是先做关键修改，还是一步到位的全民制宪，则由届时的政治形势决定。
第五， 无论如何，只有完成了全民制宪，使国家机器对内成为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再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这个渐进式转型的制度变革才算最终完成。
须知，对于商业文明时代来说，国家只是某一地域的公民共同体的对外的交往方式，从这一地域的公民来说，除了他们自己的集合以外，是不能允许有什么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国家存在的。明确地说，所有政府机构，所有公检法司，所有军队警察，都只能是公民能够合理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或者说不再是，能够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异己的力量。
2012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