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孤桐等，曾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重要角色。他把日人宫琦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是国内最早宣传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一人。他主持过《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笔政，并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先后任讨袁军秘书长、肇庆军务院及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5年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期间，因女师大问题与鲁迅结怨，长期以来在左翼文化界名声很坏。由于在五四运动时期对青年毛泽东有过私人恩惠，晚年受到特殊照顾，曾上书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提出异议，竟然全身而退，毫发无损。在“文革”高潮中出版国学专著《柳文指要》，除郭沫若外再无其他人有受此“皇恩浩荡”之荣幸。对章士钊这个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盖棺论定，都不应以人废言。他早年提出的的政本思想，对于今天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1914年5月，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创刊号中发表名为《政本》的长篇政论文，提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他驳斥了时论将政本系之于总统大权的观点——“右之者以为总统而有大权，国即强，否则弱且亡。”他质问，“国会灭，宪法草案消，约法之效力久停”，元首大权“全然无碍，已非一朝一夕，所谓强国，其效果何如者？”现在国事困顿至此，其病灶何在呢？“愚尝为彷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恶异。”
章士钊认为，好同恶异者，归根结底是兽性的表现，所谓“生物争存，律曰同化”。至于人类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即牛顿）之言动，达尔文之言天演，欧人迎之，遂成为新旧世界相嬗之枢机。”不幸在吾中华，两千余年来，“苟简之思，单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至凌夷至今，莫可救药”。“其在政治，尤有甚焉。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于己也。”“举数千年之政争，不出成王败寇一语，其中更无余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国法范围之中，从容出其所见，各各相衡，各各相抵，因取其长而致于用，以安其国，以和其人”。
章士钊指出，以强人同己来求治，犹如缘木求鱼。“论治之家，所以深恶夫同者，非于同而必有所恶也，恶夫同之不足为治也；苟足为治，则专制政体，至今可留于欧美”。政治上的好同恶异者，有两个无从索解的难题。
国家一元化政治，非主政者一手一足之事，“是必托乎朋类，而朋类以恃其为同之故，恒从其意而不从其令。语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窃。倡为同者，本不喜法度（例如毛泽东就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引者注），则为其子者，宜恶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齐之，此必不可得之数，是将有暴扈恣睢、坏法乱纪，而以其为同也，主者莫能问。”主政者因党同朋类而纵容包庇坏法乱纪，“以云为同，已不能副其实矣。”
其次，“凡为同者，所隶之人材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盖同其道，小人之同，则同其利。同其道者，以同而异，同其利者，以异而同。夫至有小人之异，伏其所以为同，则奸悍倾巧，相贼相害，无所不恣，无所不至，主者将坐视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为同者亦罕矣。”大希特勒下面，必有无数的小希特勒。小独裁者的心思却各各不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上的大员，口口声声讲政治，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干的却是巧取豪夺、男盗女娼、中饱私囊。“凡为同者，其必至之势，首为蒙蔽。固古之善为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赵高二竖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赵高陈鹿于廷，强指为马，群臣莫不马之，何也？慑于秦廷之同也。（引文至此，不由得不联想”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欢呼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场景。）蒙蔽至此，必非为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达于真同之域，遑问良否。”
章士钊引申苏轼的话说：“‘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此诚深通治道之言，所谓恃智，犹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即同有所不及也。”求同而致乱，大者三百年一轮回，中者“七八年来一次”，小者单数年头“收”双数年头“放”，中国人已经领教得太多了。
好同恶异的反面便是有容政治。时论咸以为英国之内阁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典范，章士钊提醒说：“今人艳称英之内阁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盖必国家先容有反对派之发生，而后有内阁政治；断非异军苍头特起，创造一内阁政治，以期反对者潜滋暗长于其中也。要之英伦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对者之得力，无可疑者。”他引用英哲的话说：“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一国之政论，必待异党相督，而后有执中之美”。“二党之为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国，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章士钊指出：英伦政治之精髓，全在付反对者以批评之全能。一党执政，“而所以摧其同者”另立一党，二者堂堂正正，交绥于议会之中，此外新闻著述，又各以自由而为同异，这就是现代政治之大观。“读者明辨乎此，可以进语共和政治矣。”
何谓有容？不是能容纳与己相同或相近的意见和党派，而是能容纳与己不同或对立的意见和党派。此前两年，章士钊便曾撰《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文中写道：“是故欲谋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实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己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善哉美儒罗伟之言曰：”认明反对党为正当团体，如彼能诱致议会之多数，并认明其有权用事，此政党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而即平民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也；成功之他要素虽多，而皆自此流出。‘“
要实现有容政治，就必须将此条件一以贯之于各种不同的情形：“一在竞争时，二在得势时，三在失势时。竞争时而守此也，则不至有暴举，诉之选民外，不至使用他种卑劣手段。得势时而守此也，则不至以势凌人，谛听反对党之忠告，而保持己党固有之力，且加淬励焉。失势时而守此也，可以释然于党势之消长，嫉与忿两无所用之，且并了然于己之所以失败者无他，特本党党纲，未为国人所共喻，由于鼓吹未尽其道，此后惟当整顿第二次旗鼓而已。”如此一来二去，久而久之，共和政治自然便会走上轨道。
有容者必先明调和之义。“一国之内，情感利害，杂然并陈，非一一使之差足自安，群体将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问题领域，及于是焉者，非以全体相感相召相切相磋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国之长图也。”“调和者立国之大经也。美儒罗伟，谓为政制传之永久所以必具之性。”“调和者实际家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则，先入以为之主。”章士钊在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说：“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旧制初覆，首难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组织，施之国家，势将与国中旧有之利益，方方冲突，于斯时也，一国最强之权，握于少数之主动者，彼恒易滥用其权，强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齐，乃物之情，独裁无上之君，且不能执一以驭万，何况以共和之名相号召乎。其极也，必至反动大起，国本以摇”。“吾国调和事业之无成功，病即在此。”
作为革命党人之一员，章士钊认为有必要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反省。他认为，“虽党人失败，是否全由新旧社会之不相容，尚待推论”。政府党人抱怨“以袁总统之雄才大略，从政期年，而一事未举”，并非全然无理之言。革命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力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章士钊在《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中就曾批评道：“惟同盟会人郑师道，噪于参议院，标明自同盟会外，不认他政党，举动之不规则，亦非寻常，虽非出于同盟会之负责任者，而此种举动，有妨党誉，同盟之健全者，亟须戒之。”党人中激烈者如戴季陶，在孙中山向袁世凯转移权利之初，即骂袁“罪大恶极”、“贼民卖国”，是人皆可杀之“国民公敌”。党人中稳健者如宋教仁，为了拼凑国民党内阁，不惜将旧官僚悉数拉入党内，企图将政坛同化于国民党。这些都是与“政本有容”，“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的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
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北洋系旧官僚兵戎相见后，后者检讨自己于民国初立时“误于优容”，党人在移交权力前特意制定的“束缚驰骤之约法，不得不勉遵之”；章太炎那样的“放辟邪侈之元勋，不得不敷衍之”；陈其美那样“暴厉恣睢之都督，不得不容忍之”。“一旦决裂，将假面悉行抉去，虔刘乱党，至于净尽”，“近且灭议会，禁党派，废自治机关，用纯乎政府系之议员以修订大法，一载以还，清议绝灭，正气销亡，游探满街，道路以目，新闻之中，至数十日不著议论，有亦只谈游观玩好无关宏旨之事”。看来王朔之流风行国中，也是由来有自。革命党人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检讨，他们认为：“吾党之第一失着，在与袁世凯言和，其次则在南京政府之引用旧官僚，以致本党藩篱，不期尽撤，迨南北同一之后，袁氏行其阴谋，政党从而扰乱，吾人降心俯首，与之提携，迁就愈甚，横决亦愈甚，顾今后吾党如或成功，非尽所有旧势力摧陷而廓清之，使无遗孽，不足自保。”孙中山甚至认为自己在党内也是“误于优容”，因此要求党员打手模效忠党魁个人，导致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元勋无法与他共存于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在孙黄此次分裂时，章士钊站在黄兴一边，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非主流派。从此以后，政本有容的呼吁，在中国政谭中便几乎成为绝唱。
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一直好评如潮；章士钊提倡政本有容，却始终无人喝彩。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件诡秘怪诞的事，也是影响深远的事。学术上兼容并包是政本有容的思想源头，政本有容是学术上兼容并包的政治保障。学术自由与政治自由互为因果，二者不可分割。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文人总统徐世昌不无关系，在他当政时期，虽然军阀纷争不断，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政治包容度还是比较大的。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几个武夫执政后，鲁迅、胡适等著名学者、作家不得不相继南下，以躲避镇压。国民政府实行党国体制后，蔡元培所珍爱的兼容并包便被“党化教育”吞噬取代，他本人则与宋庆龄、鲁迅等一起发起人权保障同盟，挺身为政治自由而奔走呼号。在政治上好同恶异的前提下追求学术上兼容并包，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教训难道还少吗？
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士钊便基本上退出了政坛，但仍坚持他的政本思想。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任他的辩护律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陈曾致信章，表示从此绝交；章士钊也肯定不会赞成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的政治见解，但基于政本有容的理念，他还是为陈作了辩护。他在法庭上指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在一种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政治文化的氛围中，他的辩护当然是徒劳无功的。后来，竟连这样一种不起作用的辩护辞也难得一见了，这真是中国政治的悲剧。
章士钊不仅为陈独秀辩护，还为刘少奇辩护。他这位国民党的元老，却常常为共产党的领袖充当辩护士，这既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也突显了他对“政本”理念的执着。“文革”开始时，章士钊已是耄耋老翁，思维已不大可能十分敏锐了。否则的话，相信他会对毛泽东说：既然你对共产党的控制力已经比不上刘少奇，那么，完全可以考虑另辟蹊径。你不要重上井冈山（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文革前夕，曾表示解放军不跟我走，就带着红军上井冈山），而可以另外组织一个革命党，堂堂正正地与刘少奇争取选民的支持。当然，他并没有这样说，说了毛也不会听进去。毛泽东“有牢不可破之原则，先入以为之主”，他绝对不“认反对党之所为”，也可能“有益于国”。他认定自己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吃不吃“二遍苦”、受不受“二茬罪”的路线斗争，只有把刘少奇的“势力摧陷而廓清之，使无遗孽”，中国才不会变色，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历史已经无情地批判了他的这种过份自信与自负。刘少奇司令部的副帅邓小平上台后，中国人民不仅没有吃苦受罪，反而生活得比毛泽东时代更美好。看来，破除意识形态的迷思与固执，乃是政治有容的先决条件。章士钊早就说过：“惟本调和立论，欲知原则之通不通，惟问施行之适不适，必严此界，而后愚说得以入焉。”原则之通不通，惟问施行之适不适，必严此界，而后愚说得以入焉。”
原则之通不通，惟问施行之适不适，必严此界，而后愚说得以入焉。”原则之通不通，惟问施行之适不适，必严此界，而后愚说得以入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