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在几个月前，老先生还为在纽约召开的“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亲笔题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这里所说的“人同此心”，自然指的是国人所向往的宪政民主，许老先生已经为此奋斗了几十年，现在竟成为他的未竟之志。
我和许良英先生只见过一次面。那是2007年夏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在互联网发表后不久，老共产党人、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先生建议我和许老聊一聊，并亲自打通许老家电话，代为联系。9月17日下午，天下着雨，我按照约定来到海淀黄庄许老寓所。虽然时年已经88岁，老先生看上去仍然精神矍铄，且十分健谈。许良英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率直，甚至有些固执。他表示看过我的宪政改革报告，但对“报告”这个用语表示不满。“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向谁报告哇？”我向他解释“报告”在这里的意思是公共产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上书”或“奏折”，并不影响学者的独立性，许先生听罢也笑了。作为已经两度被开除党籍、也曾经被开除公职的过来人，许老当然知道这样的文章会有什么后果。他很关切地问起社科院的反应，提醒我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我们聊了很多社科院、哲学所的往事，许先生还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和老伴王来棣正在从事的研究和著述《民主的历史与理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已经进行了多年，许老希望通过这部书，纠正人们在民主理解上的一些误区。
许良英以中国学界的硬骨头闻名。他早年学物理，曾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许老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他认为，爱因斯坦科学方法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于独立的批判精神：“在早期他的批判锋芒是针对着物理学领域中在原则问题上居统治地位的‘教条式的顽固’，针对着哲学上的先验论。爱因斯坦尖锐地批判柏拉图和康德，说这些‘哲学家对科学思想的进步起过有害的影响，他们把某些基本概念从经验的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飘渺的先验的顶峰上去。’而他不得不把它们‘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并且企图揭露它们的世俗血统’。在哲学史上，最初对先验论进行有力批判的是休谟，以后马赫又用这种批判精神来考查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爱因斯坦接受并且发扬了人类思想史中这份有价值的遗产，使他在物理学革命时期能够所向披靡，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闯禁区，敢于创新。这种独立的批判精神，也使他能够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别人不盲从附和，不随波逐流；对自己永不自满自足，永不固步自封，永不停顿地向未知的真理探索。”（见许良英《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的特点》一文）
科学意味着求真。在许良英看来，“‘求真理’在自由、宽容的社会，应该是纯智力操作的问题，但在不是完全宽容的社会，即使在西方古代雅典的民主社会中，‘求真理’必须克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外界的压力和干扰，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科学史中有无数为真理而献身的先驱。上火刑的Bruno（布鲁诺）和被终身监禁的Galileo（伽利略）是大家都熟悉的例子。”（见《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这些话当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感而发。想想今天又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为求真、甚至只是为说两句真话付出代价？许良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作为中国著名的异见知识分子，许良英做过许多勇敢的事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良英发起或参与过多起呼吁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公开信签署活动。特别是1989年初，许良英起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要求政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释放思想犯，这封公开信有40多位科学家和学者联署，影响深远。许良英公开支持“八九”学运，谴责“六四”镇压；1992年，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1994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呼吁》；1995年，又发起呼吁“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鉴于许良英对民主、人权事业的贡献，2008年他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
但恰恰是因为他的真话说得太多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北京警方“关照”的对象。
如果谈具体的学术或科学话题，或许许老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人物，他好争辩，有时甚至有点儿偏执（我从其他朋友处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我自己和许老的唯一一次接触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正是这位老人可爱、可敬之处。他活得很真实，一点儿不做作。他就是他。
许良英已经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努力已经化成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但愿我们都来珍惜这份遗产。
（2013年2月3日，于新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