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觉得中国改革的春天已经来到，或者“习李新政”已成定局，那就是对中国国情缺乏常识性了解。事实上，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体制内顽固势力六十四年来一直占有居绝对优势，保守、专制是体制内大多数人的立场，是权力集团的本色，这是由中国社会现行制度之恶与人性之罪所决定的。而相应的体制内开明势力，即努力想使中国走向法治、民主的势力却一直处于劣势，处于在悬崖上行走，在夹缝中生存的险境。并且从历史来看，当中国陷入深度困境，甚至濒临崩溃之时，开明改革势力常常被体制推出来解困救急，而一旦形势好转或者社会面临历史性剧变之时，中国体制内开明势力就总是被顽固势力所夹击，并且每每以开明改革势力承担顽固势力所加之的“罪责”而告终，以致使中国开明改革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屡屡成为顽固势力借以祭刀的工具，扮演着历史性悲剧的角色。
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领导集团的换届，中国社会民众及知识界对新领导生发出许多期许。从习近平先生人性化的讲话，对宪法的尊崇，对宪法实施的强调，对“中国梦”的蓝图构想和象征改革的“南巡”之旅，以及最近对废止劳教所作出的努力，对“南方周末事件”所作出的软性处理，都释放出一些宽松、宽容气息，都给久已沉寂甚至绝望的中国民间播撒下些许希望，点燃着星星信心之火。然而这一切是否就能证明中国开明之帆已经扬起，改革之程已经起步？
事实显然不容这么乐观！我们只要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稍作回望，就会发现昨天贵为一国在任总理的温家宝先生对尊严、公平、正义的呼求，对法治、民主、平等是人类共同认识成果的定性，一直遭到体制内疯狂的攻击。不仅温家宝先生的许多发言无法见诸报端，他还被顽固势力骂为体制内自由化的代表，进而遭到一批顽固保守势力的联名要求罢免。更奇怪的是这些夹击一国在任总理的活动，公然在国内网络上开展，而中国一向叫嚣要对社会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政法系统，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二十四年前，当中国以学生为代表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展开时，所提出的“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的口号，并没有成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契机，相反却以开明改革派代表赵紫阳下台，体制内开明改革势力被清洗，中国从此急速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深渊而告终。二十六年前，中国统治集团中开明派代表胡耀邦，在起自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上街，后漫延至上海、北京的“86民主”潮中，也没有赢得进一步推进改革，争取开明时代到来的机会，而是导致了总书记被废黜。这一批在中国文革之后，中国社会面临民不聊生的崩溃边缘而被推出的以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明人物，最后都没能逃过被整治夹击而黯然离世的命运。这些开明改革者事实都成为了统治集团中顽固势力维护现统治模式而阻止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祭品。
更远一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体制不仅在反右中将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民主人士清除，而且将大批中共体制内敢于批评中共的，试图履行对权力监督的，具有民主开明意识的人打成右派。1962年，中共党内开明派代表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1968年有民生意识的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再后来邓小平也难逃被打成走资派的命运。
可见，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体制内改革开明势力从来没有取得过主导地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不仅中途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浪潮，而且最终以开明改革势力被全面清算而结局。应该说1989年之后，中国以权贵主导的抛开政治改革的畸形经济改革，就是一场掠夺搜刮国财民脂的运动。体制内顽固势力假借起了改革势力的旗号，通过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固化着中国的专制统治。
历史流转到今天，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已经激化，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上访群体，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再次证明中国社会到了不改革无以为继的地步。这个时候，一批有改革意识，有开明情怀的人被历史性地推到了前台。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共统治集团已经走向了一个开明改革的时代。
虽然今天习李没有受到当年胡温那么大的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掣肘，但是绝不意味开明改革就可以顺风顺水扬帆远航。近日南周事件中，网络流传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放言说现总书记能坐满一届就不错了，这话虽然难查实据，但是了解中国体制内特点的就不难判断，这绝非虚言，这应该是代表着体制内一大批人的认识或诅咒。中国体制性顽固势力对于一切的改革，显然有着天然的抵触甚至仇视。他们现在习惯了体制性优越，他们虽然仍自称摸着石头却已经不愿意过河了，他们需要这种混合不明的体制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对于一切想改变现状的努力他们有着本能的反感。因此，这种抵制改变现状的努力不仅来自高层，也广泛存在于庹震这种中层，同时也普遍存在于基层。这种顽固保持现状的势力，是中国体制内绝对的优势，这是一个社会统治集团由信仰组织蜕化为利益组织后的必然结果。
记得不久前有一次我在县城跟一帮科员级的小吏吃饭，食间他们除了满口金钱与女色，根本就没有其他语言。当我提及到最新中央一些民生政策时，他们居然象听天书，不仅茫然不知，而且还一脸不屑，甚至还说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中央管不到我们？在这县城县委书记是老大。我们发财升官都与他们中央无关。他们不会听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听他们的。改革，改革，让我们有钱有女人有酒，什么都好说，否则去他妈的—-。听到这些小吏们不堪入耳的言语，看着他们满脸陶醉于钱色的神情，我在极度憎恶的同时也深感中国改革面对这么个糜烂到根须的官僚体制，任何向人类良性美好方向的努力，可能都将被这个体制系统性全局性抵制。因为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价值准则，完全伴随着人欲邪恶，要想扭转真是太难了！
从体制内中层庹震放言，到边远基层县城小吏撒野，以及曾经流传质问记者是“站在党一边，还是人民一边”，无不彰显着这个体制性顽固势力与民为敌，以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开明改革为敌的现实。也由此可见，阻止改革的不仅是权力之上的“太上皇”，是光绪头上的“慈禧”，还有遍布全国的“辫子军”，而同样封堵开明改革之声传不出中南海的，也不仅有前朝遗老，弄权“庆父”，还有遍布全国城镇山乡的各级机构的走足小吏。这个贩养贪腐，滋生酷吏的体制，有太多寄生于其上的蛀虫需要它保持现状。所以判断中国顽固势力绝不可只将眼光盯着是否还有“太上皇”，其实那些走足小吏的价值趋向在一定程度更代表体制性开明或保守的生态力量。
今天，即使习李有着开明改革之宏愿，但在几十年体制性结成的权贵顽固势力面前，依旧是举步维艰，很难有所作为。如何挣脱体制性捆绑，或者避免成为顽固势力刀祭命运，显然必须跳出体制性自我改良的窠臼，需要借助于体制外民间的力量，如果体制内改革开明势力不能与体制外民间力量（公民社会）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开明改革就无力量依靠，就没有立足之地，势必会成为“假大空”的代表，最终难逃被扼杀的命运。
2013年2月
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领导集团的换届，中国社会民众及知识界对新领导生发出许多期许。从习近平先生人性化的讲话，对宪法的尊崇，对宪法实施的强调，对“中国梦”的蓝图构想和象征改革的“南巡”之旅，以及最近对废止劳教所作出的努力，对“南方周末事件”所作出的软性处理，都释放出一些宽松、宽容气息，都给久已沉寂甚至绝望的中国民间播撒下些许希望，点燃着星星信心之火。然而这一切是否就能证明中国开明之帆已经扬起，改革之程已经起步？
事实显然不容这么乐观！我们只要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稍作回望，就会发现昨天贵为一国在任总理的温家宝先生对尊严、公平、正义的呼求，对法治、民主、平等是人类共同认识成果的定性，一直遭到体制内疯狂的攻击。不仅温家宝先生的许多发言无法见诸报端，他还被顽固势力骂为体制内自由化的代表，进而遭到一批顽固保守势力的联名要求罢免。更奇怪的是这些夹击一国在任总理的活动，公然在国内网络上开展，而中国一向叫嚣要对社会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政法系统，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二十四年前，当中国以学生为代表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展开时，所提出的“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的口号，并没有成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契机，相反却以开明改革派代表赵紫阳下台，体制内开明改革势力被清洗，中国从此急速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深渊而告终。二十六年前，中国统治集团中开明派代表胡耀邦，在起自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上街，后漫延至上海、北京的“86民主”潮中，也没有赢得进一步推进改革，争取开明时代到来的机会，而是导致了总书记被废黜。这一批在中国文革之后，中国社会面临民不聊生的崩溃边缘而被推出的以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明人物，最后都没能逃过被整治夹击而黯然离世的命运。这些开明改革者事实都成为了统治集团中顽固势力维护现统治模式而阻止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祭品。
更远一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体制不仅在反右中将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民主人士清除，而且将大批中共体制内敢于批评中共的，试图履行对权力监督的，具有民主开明意识的人打成右派。1962年，中共党内开明派代表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1968年有民生意识的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再后来邓小平也难逃被打成走资派的命运。
可见，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体制内改革开明势力从来没有取得过主导地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不仅中途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浪潮，而且最终以开明改革势力被全面清算而结局。应该说1989年之后，中国以权贵主导的抛开政治改革的畸形经济改革，就是一场掠夺搜刮国财民脂的运动。体制内顽固势力假借起了改革势力的旗号，通过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固化着中国的专制统治。
历史流转到今天，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已经激化，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上访群体，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再次证明中国社会到了不改革无以为继的地步。这个时候，一批有改革意识，有开明情怀的人被历史性地推到了前台。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共统治集团已经走向了一个开明改革的时代。
虽然今天习李没有受到当年胡温那么大的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掣肘，但是绝不意味开明改革就可以顺风顺水扬帆远航。近日南周事件中，网络流传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放言说现总书记能坐满一届就不错了，这话虽然难查实据，但是了解中国体制内特点的就不难判断，这绝非虚言，这应该是代表着体制内一大批人的认识或诅咒。中国体制性顽固势力对于一切的改革，显然有着天然的抵触甚至仇视。他们现在习惯了体制性优越，他们虽然仍自称摸着石头却已经不愿意过河了，他们需要这种混合不明的体制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对于一切想改变现状的努力他们有着本能的反感。因此，这种抵制改变现状的努力不仅来自高层，也广泛存在于庹震这种中层，同时也普遍存在于基层。这种顽固保持现状的势力，是中国体制内绝对的优势，这是一个社会统治集团由信仰组织蜕化为利益组织后的必然结果。
记得不久前有一次我在县城跟一帮科员级的小吏吃饭，食间他们除了满口金钱与女色，根本就没有其他语言。当我提及到最新中央一些民生政策时，他们居然象听天书，不仅茫然不知，而且还一脸不屑，甚至还说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中央管不到我们？在这县城县委书记是老大。我们发财升官都与他们中央无关。他们不会听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听他们的。改革，改革，让我们有钱有女人有酒，什么都好说，否则去他妈的—-。听到这些小吏们不堪入耳的言语，看着他们满脸陶醉于钱色的神情，我在极度憎恶的同时也深感中国改革面对这么个糜烂到根须的官僚体制，任何向人类良性美好方向的努力，可能都将被这个体制系统性全局性抵制。因为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价值准则，完全伴随着人欲邪恶，要想扭转真是太难了！
从体制内中层庹震放言，到边远基层县城小吏撒野，以及曾经流传质问记者是“站在党一边，还是人民一边”，无不彰显着这个体制性顽固势力与民为敌，以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开明改革为敌的现实。也由此可见，阻止改革的不仅是权力之上的“太上皇”，是光绪头上的“慈禧”，还有遍布全国的“辫子军”，而同样封堵开明改革之声传不出中南海的，也不仅有前朝遗老，弄权“庆父”，还有遍布全国城镇山乡的各级机构的走足小吏。这个贩养贪腐，滋生酷吏的体制，有太多寄生于其上的蛀虫需要它保持现状。所以判断中国顽固势力绝不可只将眼光盯着是否还有“太上皇”，其实那些走足小吏的价值趋向在一定程度更代表体制性开明或保守的生态力量。
今天，即使习李有着开明改革之宏愿，但在几十年体制性结成的权贵顽固势力面前，依旧是举步维艰，很难有所作为。如何挣脱体制性捆绑，或者避免成为顽固势力刀祭命运，显然必须跳出体制性自我改良的窠臼，需要借助于体制外民间的力量，如果体制内改革开明势力不能与体制外民间力量（公民社会）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开明改革就无力量依靠，就没有立足之地，势必会成为“假大空”的代表，最终难逃被扼杀的命运。
201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