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放水长征路
败退、败逃、流窜，在国民党的字典里叫“转进”，中共则美其名曰“战略转移”。1935年5月22日，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将1934年红军的长途流窜称之为“万里长征”；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吴起镇发表讲话：“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未有过的真正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随着《红军长证记》、《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东方红》、《长征组歌》陆续出炉，“长征”逐渐被包装成中共不可战胜的神话和红色图腾，成为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史诗般壮烈、宏大的象征意义。
让这一神话成为现实的不是别人，正是口口声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告诉蒋纬国（蒋介石之子），有一件事情他一直百思不解：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蒋纬国口述自传》承认：“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感到困惑的当然不止是空军大队长，李宗仁认为：“就战略的原则来说，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
中共本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严令剿共，却又网开一面，究竟唱的是哪一出？蒋纬国的解释是，抗战需要。红军进入云贵川之后，蒋介石告诉刘湘、龙云等军阀：“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蒋纬国口述自传》）
蒋纬国的解释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突围，一直东逃西窜，惶惶如丧家之犬，前后8次改变落脚点，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1935年9月红军到达哈达铺，偶然间从《大公报》和《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活动，这才匆忙决定前去回合。蒋介石何德何能1934年就知晓红军1935年临时决定的去向？如此英明神武，何不在陕西布下重兵，张网以待？
“围剿”期间，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但是，何、白的建议在蒋这里未得到认真回应，赣州商会曾向蒋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陈诚也曾建议合围，但蒋不仅没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转移时，将西线兵力调到东线。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结合在一起（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蒋介石的用意在于：“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纬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剿共成了一场闹剧
放红军一条生路，绝非蒋介石心慈手软，而是欲借剿共“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沦为流寇的红军不足为虑，当务之急是削弱、铲除地方派系。蒋介石打着一石二鸟的得意算盘：蒋军随红军进入桂、川、黔、滇，等这些杂牌军和红军拼个两败俱伤，自己再“从头收拾旧山河”。
军队是蒋介石和各路诸侯维持统治的命根子，谁愿跟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让另一方从中得利？乱世枭雄都是人精，兔死狗烹、养寇自重的道理也并不深奥。你想借刀杀人、鸠占鹊巢，拿我当枪使，我还巴不得你去做炮灰呢。
粤系军阀陈济棠非常清楚：“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因此，红军还没开始突围，陈济棠便与中共达成“停战、通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议，对红军“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形容粤军对红军的追堵是“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兵不血刃通过粤军防地，蒋介石严令各部：“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全功也。”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蒋军多次兵戎相见的桂系，1931年就已认定“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李宗仁认为，蒋介石不把红军就地消灭在江西，非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将红军驱至沿海一带消灭；可是，“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肆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
白崇禧告诉部下：“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老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
李宗仁、白崇禧命令桂军“占领侧面阵地，监视红军行动，对红军只采取截击其后卫部队和相机追击，对蒋军的入侵则采取抗击”。周游曾参与拍摄表彰桂军剿共事迹的纪录片《七千俘虏》，据他回忆：“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
1934年11月22日，白崇禧下令全州、兴安和灌阳一线的部队全部南撤，湘桂联合防守的桂北湘江防线出现—个60公里的大缺口，形成过境走廊。但红军未能抓住“全州以上，无兵守河”的机会快速通过，25日下令渡江已经晚了，被迫血战湘江。
马日事变的男主角、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以反共积极著称，湘江战役前曾向蒋介石保证：“职誓本剿匪之素志，谨率所部，竭其绵薄，尽歼丑类，以报党国。”从其内心来说，首要目标当然不是“尽歼丑类”，而是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桂军南撤后，因蒋军不愿接替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何键顾及湖南的安全，并未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和粤桂方面的要求，迅速将湘军主力南移接防。
如果不是桂军南撤、湘军抗命、何键调不动蒋军，以及桂军侧击“送客”，红军不可能未经战斗就控制湘江两岸的重要渡口，湘江战役对于红军来说就不是伤亡过半的问题，而是灭顶之灾。
桂系将领虞世熙回忆：“当蒋军进入广西边境时，桂系第七军覃连芳师的七十团在文市附近缴了中央军总指挥周浑元的先头部队两连人的枪，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这就是警告蒋军不要打广西的主意。结果，周浑元所率李觉、陶广等师都不敢沿着红军所走的路线尾追红军……而由黄沙河侵入的薛岳、陈光中两师也因此而退回湖南，不敢深入广西境内。”可见蒋桂矛盾之尖锐。
1934年11月13日，面对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发起的攻势，“四川王”刘湘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求援，蒋介石得以染指西南。1935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重庆行营的前身）抵达重庆；8月，蒋介石开办“中央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川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少量尉官都要分期分批受训，其目的就是分化、拉拢、收买川军人员，逐步控制四川。1939年9月19日，蒋委员长兼任四川省主席。
1935年1月8日，进占贵阳的蒋军反复声明此行“纯为剿匪，别无他意”、“本路军各官长，亦久经训练，此来纯为襄助王主席剿匪”，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哀叹“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贵阳之中央军，大部仍未推进，只有一部驻守乌江口”，“此中剿匪计划，不啻隔岸观火”；红军离开贵州之后，蒋介石马上命人策动王家烈的部下闹饷，夺走王家烈的军政大权，委派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
李宗仁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王家烈再不济也是参加过护国战争的党国元老，剿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下台后，且不说黔军被改编、分遣各地，还抄了王家烈的家，将王妻万淑芬身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抓走杀掉，如此绝情，其他诸侯怎能不为之寒心和引以为戒？
1935年4月23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生怕成为王家烈第二，赶紧把滇军调回昆明；27日，红军在曲靖“意外”截获一车药品、火腿，还有云南省1∶10万比例尺地图两包。实际上，这是与红军将领罗炳辉暗通款曲的龙云，特意给红军送上的大礼，地图就是让你别乱窜，赶紧抄近路快速出滇。据龙云的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龙云回忆，他命令部下孙渡“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由于滇军追而不堵，红军得以畅通无阻地渡过金沙江，跳出包围圈。
《郭汝瑰回忆录》披露，郭汝瑰的哥哥川军将领郭汝栋明明追上了红军，却下令“就地烧饭！吃饱了再打红军”。部下问：“首长，你天天喊打红军，今天追上了，为何不打？”郭汝栋说：“南京既不补给我军弹药，也没有给我们配备野战医院。怎么打？”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纯属虚构：蒋介石命“西南王”刘文辉砍断铁锁，刘回应说泸定桥是康熙御批修建，只把桥上的木板拆了几块。“父亲部下的连、排长和我讲过，泸定桥就是放过去，不让在那守卫了。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曾任川军少校营长的刘文彩次子刘元华说：“我听其他军人说，泸定桥是刘文辉故意放红军过去的。”（韩福东《起义者刘文辉》，《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14日）
2003年8月7日，重走长征路的两位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来到泸定。86岁的李国秀站在泸定桥上指着西边说：“他们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躲在山头，看见22个红军过桥，前面带路的七八个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枪毙了，几个被击中的老百姓掉进了河里。”爱德问她：“红军有22个过泸定桥，你看到他们怎么过的了吗？”“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
蒋介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933年日本记者松本重治在采访中发现，国民党中央执委兼秘书长叶楚伧十分悲观：“我认为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未来是一片黑暗。你看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要人们，哪个不是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至于什么建国的共同理想，早被他们抛之脑后。虽然如此，我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决心尽我的全力。但是党的未来只能说是一片黑暗。”（《上海时代》）
老舍说他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桂军南撤后，蒋介石电责白崇禧：“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反唇相讥：“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惫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最无资格指责别人剿共不力的恰恰是蒋介石：百万大军不就地围歼红军，一再延误战机、慌报战果，该当何罪？心中有愧的蒋介石，面对白崇禧“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剿”、“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的质问，惟有装聋作哑。“（中共）因此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甚至遗毒子孙”，蒋介石一语成谶，究竟谁之过？
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普列汉诺夫（1856－1918）说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国民党何尝不是如此？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坏的，因为‘黨’字就是‘尚黑’。”
由于不愿、无能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蒋介石要想实质上统一全国，只有靠阴谋诡计和霸王硬上弓。蒋军对红军追而不剿，进入并控制滇贵川三省，看似有利于统一、抗战，实则激化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1936年6月，为避免王家烈的下场，粤桂两系效孙文联俄容共故事，与日本展开合作、联络中共，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先扳倒粤系陈济棠，然后进逼广西。唇亡齿寒，东北军、西北军、中共均通电声援桂系。国内舆论也普遍同情桂系、厌恶内战，号召一致对外，蒋桂最终以和谈解决事变。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建立一个政治和文化高度统一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华夏统治者的理想。“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的蒋介石，试图依靠孔孟抵御自由民主，大一统观念和排斥异己、扶植嫡系的心理非常强烈，剿共演化成他与各路诸侯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剧和闹剧，进而遗毒子孙，何足为奇？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有无数次聚歼朱毛红军的机会摆在蒋介石的面前，他都没有珍惜，只因他在下一盘大一统的棋，终于在1949年彻底将死了自己，黯然离开大陆。
败退、败逃、流窜，在国民党的字典里叫“转进”，中共则美其名曰“战略转移”。1935年5月22日，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将1934年红军的长途流窜称之为“万里长征”；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吴起镇发表讲话：“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未有过的真正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随着《红军长证记》、《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东方红》、《长征组歌》陆续出炉，“长征”逐渐被包装成中共不可战胜的神话和红色图腾，成为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史诗般壮烈、宏大的象征意义。
让这一神话成为现实的不是别人，正是口口声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告诉蒋纬国（蒋介石之子），有一件事情他一直百思不解：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蒋纬国口述自传》承认：“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感到困惑的当然不止是空军大队长，李宗仁认为：“就战略的原则来说，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
中共本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严令剿共，却又网开一面，究竟唱的是哪一出？蒋纬国的解释是，抗战需要。红军进入云贵川之后，蒋介石告诉刘湘、龙云等军阀：“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蒋纬国口述自传》）
蒋纬国的解释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突围，一直东逃西窜，惶惶如丧家之犬，前后8次改变落脚点，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1935年9月红军到达哈达铺，偶然间从《大公报》和《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活动，这才匆忙决定前去回合。蒋介石何德何能1934年就知晓红军1935年临时决定的去向？如此英明神武，何不在陕西布下重兵，张网以待？
“围剿”期间，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但是，何、白的建议在蒋这里未得到认真回应，赣州商会曾向蒋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陈诚也曾建议合围，但蒋不仅没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转移时，将西线兵力调到东线。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结合在一起（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蒋介石的用意在于：“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纬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剿共成了一场闹剧
放红军一条生路，绝非蒋介石心慈手软，而是欲借剿共“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沦为流寇的红军不足为虑，当务之急是削弱、铲除地方派系。蒋介石打着一石二鸟的得意算盘：蒋军随红军进入桂、川、黔、滇，等这些杂牌军和红军拼个两败俱伤，自己再“从头收拾旧山河”。
军队是蒋介石和各路诸侯维持统治的命根子，谁愿跟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让另一方从中得利？乱世枭雄都是人精，兔死狗烹、养寇自重的道理也并不深奥。你想借刀杀人、鸠占鹊巢，拿我当枪使，我还巴不得你去做炮灰呢。
粤系军阀陈济棠非常清楚：“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因此，红军还没开始突围，陈济棠便与中共达成“停战、通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议，对红军“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形容粤军对红军的追堵是“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兵不血刃通过粤军防地，蒋介石严令各部：“务将西窜匪徒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全功也。”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蒋军多次兵戎相见的桂系，1931年就已认定“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李宗仁认为，蒋介石不把红军就地消灭在江西，非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将红军驱至沿海一带消灭；可是，“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肆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
白崇禧告诉部下：“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老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
李宗仁、白崇禧命令桂军“占领侧面阵地，监视红军行动，对红军只采取截击其后卫部队和相机追击，对蒋军的入侵则采取抗击”。周游曾参与拍摄表彰桂军剿共事迹的纪录片《七千俘虏》，据他回忆：“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
1934年11月22日，白崇禧下令全州、兴安和灌阳一线的部队全部南撤，湘桂联合防守的桂北湘江防线出现—个60公里的大缺口，形成过境走廊。但红军未能抓住“全州以上，无兵守河”的机会快速通过，25日下令渡江已经晚了，被迫血战湘江。
马日事变的男主角、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以反共积极著称，湘江战役前曾向蒋介石保证：“职誓本剿匪之素志，谨率所部，竭其绵薄，尽歼丑类，以报党国。”从其内心来说，首要目标当然不是“尽歼丑类”，而是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桂军南撤后，因蒋军不愿接替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何键顾及湖南的安全，并未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和粤桂方面的要求，迅速将湘军主力南移接防。
如果不是桂军南撤、湘军抗命、何键调不动蒋军，以及桂军侧击“送客”，红军不可能未经战斗就控制湘江两岸的重要渡口，湘江战役对于红军来说就不是伤亡过半的问题，而是灭顶之灾。
桂系将领虞世熙回忆：“当蒋军进入广西边境时，桂系第七军覃连芳师的七十团在文市附近缴了中央军总指挥周浑元的先头部队两连人的枪，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这就是警告蒋军不要打广西的主意。结果，周浑元所率李觉、陶广等师都不敢沿着红军所走的路线尾追红军……而由黄沙河侵入的薛岳、陈光中两师也因此而退回湖南，不敢深入广西境内。”可见蒋桂矛盾之尖锐。
1934年11月13日，面对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发起的攻势，“四川王”刘湘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求援，蒋介石得以染指西南。1935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重庆行营的前身）抵达重庆；8月，蒋介石开办“中央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川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少量尉官都要分期分批受训，其目的就是分化、拉拢、收买川军人员，逐步控制四川。1939年9月19日，蒋委员长兼任四川省主席。
1935年1月8日，进占贵阳的蒋军反复声明此行“纯为剿匪，别无他意”、“本路军各官长，亦久经训练，此来纯为襄助王主席剿匪”，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哀叹“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贵阳之中央军，大部仍未推进，只有一部驻守乌江口”，“此中剿匪计划，不啻隔岸观火”；红军离开贵州之后，蒋介石马上命人策动王家烈的部下闹饷，夺走王家烈的军政大权，委派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
李宗仁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王家烈再不济也是参加过护国战争的党国元老，剿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下台后，且不说黔军被改编、分遣各地，还抄了王家烈的家，将王妻万淑芬身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抓走杀掉，如此绝情，其他诸侯怎能不为之寒心和引以为戒？
1935年4月23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生怕成为王家烈第二，赶紧把滇军调回昆明；27日，红军在曲靖“意外”截获一车药品、火腿，还有云南省1∶10万比例尺地图两包。实际上，这是与红军将领罗炳辉暗通款曲的龙云，特意给红军送上的大礼，地图就是让你别乱窜，赶紧抄近路快速出滇。据龙云的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龙云回忆，他命令部下孙渡“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由于滇军追而不堵，红军得以畅通无阻地渡过金沙江，跳出包围圈。
《郭汝瑰回忆录》披露，郭汝瑰的哥哥川军将领郭汝栋明明追上了红军，却下令“就地烧饭！吃饱了再打红军”。部下问：“首长，你天天喊打红军，今天追上了，为何不打？”郭汝栋说：“南京既不补给我军弹药，也没有给我们配备野战医院。怎么打？”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纯属虚构：蒋介石命“西南王”刘文辉砍断铁锁，刘回应说泸定桥是康熙御批修建，只把桥上的木板拆了几块。“父亲部下的连、排长和我讲过，泸定桥就是放过去，不让在那守卫了。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曾任川军少校营长的刘文彩次子刘元华说：“我听其他军人说，泸定桥是刘文辉故意放红军过去的。”（韩福东《起义者刘文辉》，《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14日）
2003年8月7日，重走长征路的两位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来到泸定。86岁的李国秀站在泸定桥上指着西边说：“他们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躲在山头，看见22个红军过桥，前面带路的七八个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枪毙了，几个被击中的老百姓掉进了河里。”爱德问她：“红军有22个过泸定桥，你看到他们怎么过的了吗？”“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
蒋介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933年日本记者松本重治在采访中发现，国民党中央执委兼秘书长叶楚伧十分悲观：“我认为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未来是一片黑暗。你看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要人们，哪个不是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至于什么建国的共同理想，早被他们抛之脑后。虽然如此，我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决心尽我的全力。但是党的未来只能说是一片黑暗。”（《上海时代》）
老舍说他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桂军南撤后，蒋介石电责白崇禧：“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反唇相讥：“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惫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最无资格指责别人剿共不力的恰恰是蒋介石：百万大军不就地围歼红军，一再延误战机、慌报战果，该当何罪？心中有愧的蒋介石，面对白崇禧“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剿”、“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的质问，惟有装聋作哑。“（中共）因此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甚至遗毒子孙”，蒋介石一语成谶，究竟谁之过？
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普列汉诺夫（1856－1918）说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国民党何尝不是如此？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坏的，因为‘黨’字就是‘尚黑’。”
由于不愿、无能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蒋介石要想实质上统一全国，只有靠阴谋诡计和霸王硬上弓。蒋军对红军追而不剿，进入并控制滇贵川三省，看似有利于统一、抗战，实则激化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1936年6月，为避免王家烈的下场，粤桂两系效孙文联俄容共故事，与日本展开合作、联络中共，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先扳倒粤系陈济棠，然后进逼广西。唇亡齿寒，东北军、西北军、中共均通电声援桂系。国内舆论也普遍同情桂系、厌恶内战，号召一致对外，蒋桂最终以和谈解决事变。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建立一个政治和文化高度统一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华夏统治者的理想。“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的蒋介石，试图依靠孔孟抵御自由民主，大一统观念和排斥异己、扶植嫡系的心理非常强烈，剿共演化成他与各路诸侯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剧和闹剧，进而遗毒子孙，何足为奇？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有无数次聚歼朱毛红军的机会摆在蒋介石的面前，他都没有珍惜，只因他在下一盘大一统的棋，终于在1949年彻底将死了自己，黯然离开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