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党国同僚们开始玩起了“中国梦”的游戏。他们的“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大党媒也激情四溢地进行了大肆宣扬。一时间，所谓的“中国梦”甚嚣尘上。然而，一番热血沸腾之后，我们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一下，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者，恢复从前的兴旺发达。我们从前的兴旺发达是什么？是汉唐盛世、元清帝国？还是从前那种建立在臣民社会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兴旺发达的专制王朝？抑或是建立在皇权专制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役盛世？难道我们要回到皇权专制时代的臣民盛世？
中华民族最兴盛的时候是皇权专制时代，是“君为天、民为草”的皇权、官僚、臣民社会。中华民族应该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应该需要伟大的入新、需要步入人类伟大的现代文明，步入人类的普世价值大家庭，需要进入现代人类公认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新时代。
一．我们不能将经济高速发展，GDP名列世界前茅等，经济、技术一时的快速增长等器物性、表象性的指标，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来做。器物生产只是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就如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那样，只学习西方的技术与经济生产，不学习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即所谓的“中为体，西为用”。结果，几十年的一时迅猛增长后，最终还是落得个一败涂地。 我们应当将器物之下更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国际化，来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入新”和“中国梦”来做，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踏上一条可持续性的和谐发展之路。
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其自然的不可预料性和周期性的波动，有时高有时低、有时进有时退，我们人类是难以完全掌握的。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去搞经济技术的大发展，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维护宪政民主、私产私权、保障自由人权，在此基础上由“市场无形的手”去引导，国民自主自由的安排生产创造、资源配置活动，政府只需辅助性的做一些宏观调控即可。——有人说什么“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本人以为这是自擂而已。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时间里，经济确实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具有多大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也不是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人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如果要这样牵强的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话。那么，清末的“同治中兴、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的迅猛发展、GDP世界第一；希特勒时期纳粹德国的迅猛发展；日本二战后，从一个被打的比中国还穷的多的国家，短短几十年，人均GDP就发展的远远比我们高很多倍的现象……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呢？我们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的迅猛发展，不是凸显了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么“超人”的优越性。恰恰相反，这反而是凸显了，我们学习的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法制社会、还权于民、产权私有、开放自由等，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凸显了我们从前选择的苏联制度，是多么的落后与违背自然规律。
再说，即使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时间就迅猛的发展了，也不能就证明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真的就比人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优越。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在学习模仿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人家却是在前面的探路者。模仿山寨人家，当然要比在前面艰难探索的探路者走的快，这不足为奇。但是，模仿者毕竟是模仿者，模仿者在追赶先行探路者们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其缺乏社会制度优势、缺乏创新能力探索能力。最终，那山寨模者，永远也是追赶不上勇于创新的先行者的。
如果在一段时间经济快速发展了，就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人类社会非常先进、非常优越之社会制度的话。那么，一群土匪如果霸占的一个村庄，一时走运（例如：通过残酷剥削劳动力、过度透支环境、引进村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幸运获得人口红利……）把这个村庄治理的“村富民强”了。如此，是不是就能说土匪霸占奴役村民的制度，就是人类先进优越的制度了呢？实际上，土匪就是土匪，即使他一时把霸占的村庄搞得“村富民强”了，也改变不了他们是土匪的本质。例如，明末清匪入关，也治理出了一个康乾盛世。但是，这也不能证明清匪就不是清匪了。也由此，孙中山这些先辈们才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现代国家的根基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普世价值，致富只是这个根基的附属品。定期的民选执政党，是现代政府与制度的合法性基石，发展经济只是这个基石上的一个分支，我们不能以发展经济这个分支，来取代以定期民选执政党为根本特征的民主制度之“国家根基”。
民主是权和利的复合体，而民生致富只是民主的副产品，集权专政之下那种没有民主与自由的一时致富，与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有什么分别？与猪圈里“丰衣足食”的猪猡又有什么分别？
邓小平一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胡、习就将之奉为不可动摇的“圣经”，就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的去搞经济建设，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一个国家的政府，其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是发展经济吗？答案“非也”，一个国家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并维护民主宪政、捍卫自由人权。有此基础，政府才能真正保障市场经济的良好法治环境，才能服务于民间市场，让市场发挥主力作用，让国民自发的发挥创出力，自主的积极生产、创造财富。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给国民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良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让国民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政府在国家的经济职能上，只能是辅助配合民间生产创造主力军的辅助者、后勤队。经济建设政府只是个配角、是辅助配合民间主力军的作用。而建立维护国家的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与任务。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理应打破邓小平的“魔咒”，破除“萧规曹随”墨守成规，破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魔咒，将“建设中国的自由、民主、法制、宪政、人权”作为自己的“中国梦”，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中国带进一个民主的（民间自主的）自由的、内生性的、自行运转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国家发展道路。
没有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民生再好，也都是没有制度保障的、没有可持续性的一时幻象。没有政党竞争和大众选举，就无法约束政府。
所谓“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的能致富就是硬道理吗？经济发展了就是硬道理吗？其实不然，一个国家的硬道理应该是民主的社会制度。
如果一个国家如同一棵大树，那么，自由与民主就应该是这棵树的根，民生致富则只是这棵树的树干与枝叶。只要拥有民主与自由这根可持续性的健康树根，那么大树的树干与枝叶虽然随着四季交替、风霜雨雪的变化而枯盛交替波动。但是，这种变化波动绝不会威胁到大树的生命，风雨过后总会迎来花开花落，持久稳步的枝繁叶茂。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树根是一根集权专政危机四伏的病根。那么，即使树干树枝一时遇上风调雨顺的好时机，也终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虚假繁盛。根基堪忧不绝，枝繁叶茂安续？
二．习近平前不久也谈到了“黄宗羲周期律”——他谈此周期律，是在关心如何避免共产党的垮台，如何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不垮台，永远执政下去，永远保有一党专政的“中国梦”。
然而，共产党执不执政，应该定期由这个国家的主人们（国民）来定期投票决定，而不能由共产党自己说了算，不能由着共产党自己贪心的想永远执政下去。你共产党自己说自己“没有自己党的特色利益”，这样就应该永远专政吗？其他的政党要是也说自己“没有自己党的特殊利益”可以执政吗？如果其他政党也说自己“没有自己党的特殊利益”也说自己要“为人民服务”的话，是不是就也可以上台执政并且直到永远了呢？希特勒也不会说自己的纳粹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德意志人民谋福利”，希特勒是不是就可以永远专政下去呢？还有所谓的 “为人民服务”，你共产党就算要“为人民服务”，也总得定期的问问国民答不答应吧？也总得要有个期限吧？也得定期的问一问，不同时期的国民愿不愿意接受你们的“服务”吧？共产党总不能强迫国民接受你们的“服务”吧？
共产党也常常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好像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无可置疑的不能推翻似的。可是，历史上的那些被推翻的王朝，又有哪个不是历史的选择呢？历史选择了汉朝，汉朝就不应该被推翻吗？历史选择了清朝，清朝就不应该被推翻吗？德国的历史选择了纳粹党，纳粹就不应该被推翻吗？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就算是历史选择了某一个执政集团，人民也有权去推翻它，并不是历史选择了某一个执政党，该执政党就无可置疑的可以永远垄断执政岗位，共产党也是这样。如果说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历史上的所有那些被推翻的执政集团和朝代，也都是历史的选择。我们以此可以看出，即便某个执政集团是历史的选择，也照样可以被人民所推翻。
专制集团总是幻想，通过维稳来保持专政集团的“江山永固”，这事秦始皇干过、清王朝干过、希特勒干过、前苏联干过、卡扎菲干过，而且还干的更加严密 “滴水不漏”违者杀头且“诛连九族”，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其实，任何专制政权在垮台之前都貌似固若金汤。方孝孺在其《深虑论》中，早有言曰：“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所不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即是天道。专政集团无论防守的多么严密，也改变不了其走向灭亡的命运。而相反，多党民主制国家，没有维护某某执政党的专政、没有坚持某某党的领导一说。结果反而是，几百年来即使国民普遍拥有枪支，国民也没有“揭竿而起”推翻政权。
共产党的媒体也常常说什么“落后就要挨打”？言外之意，就是一个国家只要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军事、科技等的建设就可以了，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了安全感就会受到尊重了，根本无需在价值观、普世价值上去“分心”去与世界接轨。
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军事等，排位落后就要挨打吗？非也，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的排序中，不可避免的总有国家会排位在前的，也必然总会有国家排名在最后的。地球村中的这种排名，总会永远的存在着，如果说“落后就要挨打”那么，这种永远都会存在的落后的国家，就总是在“挨打”的吗？现实也并非如此，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以及南美洲很多国家，都比美国落后。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挨着先进发达的美国的暴打。而先进发达的纳粹德国，由于其不义之举，同样的被多数正义之国“群殴”挨了打。
现代世界的现的事实是“落后不一定挨打，领先的不一定不挨打”。“公道自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挨打与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违反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否违法人类普遍公认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公约……等等国际公约，是否严重侵犯人权主权…..是否严重违法人类普世的价值观、道德观规则……等等——大自然为了延续人类的存在，可能在无形中安排下如此规则：在人类世界，公道正义总是会占据绝对优势，邪恶霸道虽能逞强于一时，但，终究将会“失道寡助”而覆灭。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共产党苏联中共朝鲜…….，他们常常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论和“国家达尔文主义”。他们一直紧握拳头，歇斯底里地防范着世界对他们的侵犯。他们一叶障目，没有找找自身问题，为什么他们在世界上普遍不受欢迎？他们没有放松心情去想想人类虽然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却也有着天然的更加广泛的博爱、合作、互助之情。他们总是把军力与经济，看的至关重要，他们没有多想想。。。。人类世界“爱大于恨、血浓于水”，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保障人权、施行民主的国家，即使落后也不会挨打，也同样受人尊敬（例如，很多民主国家连军队都没有）。而一个独裁专政，剥夺国民自由侵犯国民人权的国家，无论它的军事多么先进强大，经济上多有钱，也无法真正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与认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才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经济、军事、科技等只是一个的表象。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人话，那么，经济、军事、科技等这些就是这个人的外在表象，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则是这个人的内在的“神灵”。
一代名将吴起曾有言：“山河之固在乎德，德政不修人尽敌”。此话若放在世界局势上，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将之举一反三的类推为“国家之固在乎民主，民主不休世界到处都是敌人。而国行民主之道，则世界才到处都是真心朋友”。
我们看看我国在世界上到处撒钱却又得到了几个真心朋友？我们看看朝鲜这样的一党专政国家又有几个朋友？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不是我们政府可以完全掌控的。所以，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国家挨打不挨打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挨打不挨打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是否民主、人道、主流的尊重人权，遵守现代人类世界的普世价值。
三．中国梦“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旗易帜就是邪路吗？如果这样说的话，俄罗斯、东欧诸国，都前赴后继的改旗易帜了，我们可以说人家就是走上了一条邪路吗？人家国家的人民的选择，就是歪门邪路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走的多党民选都是邪路？世界上只有我们走的不是邪路？如果俄罗斯、东欧诸国、中东北非近年政权更迭的国家们都是走上了邪路？人家国家的人民的都是傻子？就我们聪明？
中国不是需要修修补补的改革，中国需要的是脱胎换骨的变革更新。不是需要仅仅把从苏联舶来的专政制度，修修补补改革成不伦不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需要彻底的祛除这个（经无数实践证明是邪恶之原点的）核心政治制度。中国需要改邪归正，需要脱胎换骨，需要彻底的变革，需要彻底的“脱苏入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走的多党民主之路，不是邪路。世界上那些已经被他们的国民所推翻，和现在正岌岌可危而被迫改革的一党专政之模式，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邪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是天道。无论你怎么维稳、怎么呼号理论自信，也阻挡不了这种天然规律。“改旗易帜”回归主流世界，将是中国未来的不二选择，更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阳光大道”。
我们的“中国梦”完全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中包含了太多的皇权专制内容，包含着臣民与皇权思想。“中国梦”理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入新”，中华民族理应在如今时代，抛弃一党专政那变相的封建专制。“中国梦”理应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入现代文明、普世价值，走入一个定期民选政党，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平等、包容、多元的新世界。
如果中共还抱着侥幸心理，妄图保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特权，那么，这必将严重阻碍中华民族在价值观上与世界为友，将迫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融入人类现代文明。如果中共还将舶来的苏联专政模式，通过修修补补的改革来将之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这个当作“中国梦”来做，那么这样的中国梦必将是一场提心吊胆隐患重重，甚至将来“火山爆发”的噩梦。
我们几十年前照搬苏联而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时至今日应该与时俱进的升级为“现代性”。用“现代性”与 “现代化”来表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不同两个理念，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 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双重变奏曲”，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
四．为什么习近平提出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呢？就是因为在中国普遍而长久的存在着广泛的理论不自信现象。这种广泛的理论不自信绝不是没有道理的，任你怎样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耳提面命，也改变不了人们心中的这种隐忧。理论自信不是说教可以形成的，是需要人们对现实的感触才能形成的。为什么多党制国家，没人要求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制度要有理论自信？因为，人家的民主制度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需维稳就安然挺立、天生稳定的事实。
记得1856年，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写道：“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先进的科技、发达的经济，而是需要基础性的文明理念与制度，即包括人权思想、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宪政、个人自由的认知与制度建设”。现在，150多年过去了，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却在苏联共产党的误导下，依然成为中国社会最最缺乏的核心。
国家强大是立于个体权利得到尊重而形成自豪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宪政制度，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自由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原动力之一。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应是在国家出现之前的人的权利比国家的权利更为珍贵和不可剥夺，个人先与国家，先有个人后有国家，个人权利大于国家权力，人权高于主权。没有了国家政府的主权，人依然会存在；而没有了人，国就完全不在了；人乃国之本，国民的人权绝对要高于国家的主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去限制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那种限制公民应有自由的观念来自不合法的“君权神授”、“家天下”、“党天下”等自私霸权甚至是土匪思想的沿袭。国家政权应该保护人民的人权，并以服务保障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权为自己的天职，这也是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之前提。“枪杆子里出政权”终抵不过“得民心者得天下”，自由与民主、人权与宪政是最符合人性的、最深得人心的，所以，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国家已占绝世界大多数，而一党专政的国家却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国家政权的存在是为了给国民的个人自由与福祉提供保障与服务的，而绝不是相反。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全民的思想言论自由都可能得不到保障；一个人的思想表达权利被强奸，那么，一国人的思想都可能会被禁锢奴化。以保障国民的个人权利为宗旨、以人为本，限制政府的公权力、宪政民主，已经是现今世界的普世价值。古今中外保守的政权总想着“稳定压倒一切”，然而历史却无不是在不断的打破旧有稳定中“破稳前行”，这是任何维护旧有稳定的愚忠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天道。人类走向自由民主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昌、逆之亡！
共产党近年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应理解为“民生”的同义词，首先要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否则要 么沦为空泛的口号，要么变成利益集团获取“正当性” 的工具。
经济发展的好，这只能延缓专政制度的倒台时间，却无法避免专政制度的非法性与倒台时间。现代世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只能来自于定期的全民票选。一个政府即使将经济发展的再好，也不能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国家是全体国民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能由全体国民定期的从一切政党中自由、平等的择优录取。任何政党都无权永远霸占、垄断执政岗位。一切政党都必须具有平等的身份与公平竞选执政的机会。一切政党都需要定期的经过全民投票挑选，才能真正的代表这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最广泛国民的民意，才能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在“中国梦”里，发展经济的愿望绝不能“喧宾夺主”的代替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基础性地位。“中国梦”理应是“民主梦、自由梦、宪政梦、法治梦”，而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发财梦、专政梦”！
正如《南方周末》在2013年的新年寄语“追梦”中所述的那样，“中国梦”——“宪政梦”！
中华民族最兴盛的时候是皇权专制时代，是“君为天、民为草”的皇权、官僚、臣民社会。中华民族应该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应该需要伟大的入新、需要步入人类伟大的现代文明，步入人类的普世价值大家庭，需要进入现代人类公认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新时代。
一．我们不能将经济高速发展，GDP名列世界前茅等，经济、技术一时的快速增长等器物性、表象性的指标，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来做。器物生产只是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就如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那样，只学习西方的技术与经济生产，不学习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即所谓的“中为体，西为用”。结果，几十年的一时迅猛增长后，最终还是落得个一败涂地。 我们应当将器物之下更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国际化，来当作中华民族的“伟大入新”和“中国梦”来做，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踏上一条可持续性的和谐发展之路。
经济技术的发展，有其自然的不可预料性和周期性的波动，有时高有时低、有时进有时退，我们人类是难以完全掌握的。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去搞经济技术的大发展，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维护宪政民主、私产私权、保障自由人权，在此基础上由“市场无形的手”去引导，国民自主自由的安排生产创造、资源配置活动，政府只需辅助性的做一些宏观调控即可。——有人说什么“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本人以为这是自擂而已。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时间里，经济确实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具有多大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也不是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人家几百年走过的路。如果要这样牵强的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话。那么，清末的“同治中兴、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的迅猛发展、GDP世界第一；希特勒时期纳粹德国的迅猛发展；日本二战后，从一个被打的比中国还穷的多的国家，短短几十年，人均GDP就发展的远远比我们高很多倍的现象……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呢？我们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的迅猛发展，不是凸显了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么“超人”的优越性。恰恰相反，这反而是凸显了，我们学习的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法制社会、还权于民、产权私有、开放自由等，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凸显了我们从前选择的苏联制度，是多么的落后与违背自然规律。
再说，即使我们只用了三十几年时间就迅猛的发展了，也不能就证明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真的就比人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优越。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在学习模仿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人家却是在前面的探路者。模仿山寨人家，当然要比在前面艰难探索的探路者走的快，这不足为奇。但是，模仿者毕竟是模仿者，模仿者在追赶先行探路者们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其缺乏社会制度优势、缺乏创新能力探索能力。最终，那山寨模者，永远也是追赶不上勇于创新的先行者的。
如果在一段时间经济快速发展了，就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人类社会非常先进、非常优越之社会制度的话。那么，一群土匪如果霸占的一个村庄，一时走运（例如：通过残酷剥削劳动力、过度透支环境、引进村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幸运获得人口红利……）把这个村庄治理的“村富民强”了。如此，是不是就能说土匪霸占奴役村民的制度，就是人类先进优越的制度了呢？实际上，土匪就是土匪，即使他一时把霸占的村庄搞得“村富民强”了，也改变不了他们是土匪的本质。例如，明末清匪入关，也治理出了一个康乾盛世。但是，这也不能证明清匪就不是清匪了。也由此，孙中山这些先辈们才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现代国家的根基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普世价值，致富只是这个根基的附属品。定期的民选执政党，是现代政府与制度的合法性基石，发展经济只是这个基石上的一个分支，我们不能以发展经济这个分支，来取代以定期民选执政党为根本特征的民主制度之“国家根基”。
民主是权和利的复合体，而民生致富只是民主的副产品，集权专政之下那种没有民主与自由的一时致富，与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有什么分别？与猪圈里“丰衣足食”的猪猡又有什么分别？
邓小平一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胡、习就将之奉为不可动摇的“圣经”，就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的去搞经济建设，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一个国家的政府，其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是发展经济吗？答案“非也”，一个国家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并维护民主宪政、捍卫自由人权。有此基础，政府才能真正保障市场经济的良好法治环境，才能服务于民间市场，让市场发挥主力作用，让国民自发的发挥创出力，自主的积极生产、创造财富。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给国民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良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让国民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政府在国家的经济职能上，只能是辅助配合民间生产创造主力军的辅助者、后勤队。经济建设政府只是个配角、是辅助配合民间主力军的作用。而建立维护国家的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与任务。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理应打破邓小平的“魔咒”，破除“萧规曹随”墨守成规，破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魔咒，将“建设中国的自由、民主、法制、宪政、人权”作为自己的“中国梦”，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中国带进一个民主的（民间自主的）自由的、内生性的、自行运转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国家发展道路。
没有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民生再好，也都是没有制度保障的、没有可持续性的一时幻象。没有政党竞争和大众选举，就无法约束政府。
所谓“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的能致富就是硬道理吗？经济发展了就是硬道理吗？其实不然，一个国家的硬道理应该是民主的社会制度。
如果一个国家如同一棵大树，那么，自由与民主就应该是这棵树的根，民生致富则只是这棵树的树干与枝叶。只要拥有民主与自由这根可持续性的健康树根，那么大树的树干与枝叶虽然随着四季交替、风霜雨雪的变化而枯盛交替波动。但是，这种变化波动绝不会威胁到大树的生命，风雨过后总会迎来花开花落，持久稳步的枝繁叶茂。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树根是一根集权专政危机四伏的病根。那么，即使树干树枝一时遇上风调雨顺的好时机，也终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虚假繁盛。根基堪忧不绝，枝繁叶茂安续？
二．习近平前不久也谈到了“黄宗羲周期律”——他谈此周期律，是在关心如何避免共产党的垮台，如何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不垮台，永远执政下去，永远保有一党专政的“中国梦”。
然而，共产党执不执政，应该定期由这个国家的主人们（国民）来定期投票决定，而不能由共产党自己说了算，不能由着共产党自己贪心的想永远执政下去。你共产党自己说自己“没有自己党的特色利益”，这样就应该永远专政吗？其他的政党要是也说自己“没有自己党的特殊利益”可以执政吗？如果其他政党也说自己“没有自己党的特殊利益”也说自己要“为人民服务”的话，是不是就也可以上台执政并且直到永远了呢？希特勒也不会说自己的纳粹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德意志人民谋福利”，希特勒是不是就可以永远专政下去呢？还有所谓的 “为人民服务”，你共产党就算要“为人民服务”，也总得定期的问问国民答不答应吧？也总得要有个期限吧？也得定期的问一问，不同时期的国民愿不愿意接受你们的“服务”吧？共产党总不能强迫国民接受你们的“服务”吧？
共产党也常常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好像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无可置疑的不能推翻似的。可是，历史上的那些被推翻的王朝，又有哪个不是历史的选择呢？历史选择了汉朝，汉朝就不应该被推翻吗？历史选择了清朝，清朝就不应该被推翻吗？德国的历史选择了纳粹党，纳粹就不应该被推翻吗？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就算是历史选择了某一个执政集团，人民也有权去推翻它，并不是历史选择了某一个执政党，该执政党就无可置疑的可以永远垄断执政岗位，共产党也是这样。如果说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历史上的所有那些被推翻的执政集团和朝代，也都是历史的选择。我们以此可以看出，即便某个执政集团是历史的选择，也照样可以被人民所推翻。
专制集团总是幻想，通过维稳来保持专政集团的“江山永固”，这事秦始皇干过、清王朝干过、希特勒干过、前苏联干过、卡扎菲干过，而且还干的更加严密 “滴水不漏”违者杀头且“诛连九族”，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其实，任何专制政权在垮台之前都貌似固若金汤。方孝孺在其《深虑论》中，早有言曰：“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所不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即是天道。专政集团无论防守的多么严密，也改变不了其走向灭亡的命运。而相反，多党民主制国家，没有维护某某执政党的专政、没有坚持某某党的领导一说。结果反而是，几百年来即使国民普遍拥有枪支，国民也没有“揭竿而起”推翻政权。
共产党的媒体也常常说什么“落后就要挨打”？言外之意，就是一个国家只要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军事、科技等的建设就可以了，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了安全感就会受到尊重了，根本无需在价值观、普世价值上去“分心”去与世界接轨。
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军事等，排位落后就要挨打吗？非也，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的排序中，不可避免的总有国家会排位在前的，也必然总会有国家排名在最后的。地球村中的这种排名，总会永远的存在着，如果说“落后就要挨打”那么，这种永远都会存在的落后的国家，就总是在“挨打”的吗？现实也并非如此，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以及南美洲很多国家，都比美国落后。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挨着先进发达的美国的暴打。而先进发达的纳粹德国，由于其不义之举，同样的被多数正义之国“群殴”挨了打。
现代世界的现的事实是“落后不一定挨打，领先的不一定不挨打”。“公道自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挨打与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违反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否违法人类普遍公认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公约……等等国际公约，是否严重侵犯人权主权…..是否严重违法人类普世的价值观、道德观规则……等等——大自然为了延续人类的存在，可能在无形中安排下如此规则：在人类世界，公道正义总是会占据绝对优势，邪恶霸道虽能逞强于一时，但，终究将会“失道寡助”而覆灭。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共产党苏联中共朝鲜…….，他们常常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论和“国家达尔文主义”。他们一直紧握拳头，歇斯底里地防范着世界对他们的侵犯。他们一叶障目，没有找找自身问题，为什么他们在世界上普遍不受欢迎？他们没有放松心情去想想人类虽然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却也有着天然的更加广泛的博爱、合作、互助之情。他们总是把军力与经济，看的至关重要，他们没有多想想。。。。人类世界“爱大于恨、血浓于水”，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保障人权、施行民主的国家，即使落后也不会挨打，也同样受人尊敬（例如，很多民主国家连军队都没有）。而一个独裁专政，剥夺国民自由侵犯国民人权的国家，无论它的军事多么先进强大，经济上多有钱，也无法真正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与认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才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经济、军事、科技等只是一个的表象。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人话，那么，经济、军事、科技等这些就是这个人的外在表象，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则是这个人的内在的“神灵”。
一代名将吴起曾有言：“山河之固在乎德，德政不修人尽敌”。此话若放在世界局势上，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将之举一反三的类推为“国家之固在乎民主，民主不休世界到处都是敌人。而国行民主之道，则世界才到处都是真心朋友”。
我们看看我国在世界上到处撒钱却又得到了几个真心朋友？我们看看朝鲜这样的一党专政国家又有几个朋友？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不是我们政府可以完全掌控的。所以，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国家挨打不挨打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挨打不挨打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是否民主、人道、主流的尊重人权，遵守现代人类世界的普世价值。
三．中国梦“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旗易帜就是邪路吗？如果这样说的话，俄罗斯、东欧诸国，都前赴后继的改旗易帜了，我们可以说人家就是走上了一条邪路吗？人家国家的人民的选择，就是歪门邪路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走的多党民选都是邪路？世界上只有我们走的不是邪路？如果俄罗斯、东欧诸国、中东北非近年政权更迭的国家们都是走上了邪路？人家国家的人民的都是傻子？就我们聪明？
中国不是需要修修补补的改革，中国需要的是脱胎换骨的变革更新。不是需要仅仅把从苏联舶来的专政制度，修修补补改革成不伦不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需要彻底的祛除这个（经无数实践证明是邪恶之原点的）核心政治制度。中国需要改邪归正，需要脱胎换骨，需要彻底的变革，需要彻底的“脱苏入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走的多党民主之路，不是邪路。世界上那些已经被他们的国民所推翻，和现在正岌岌可危而被迫改革的一党专政之模式，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邪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是天道。无论你怎么维稳、怎么呼号理论自信，也阻挡不了这种天然规律。“改旗易帜”回归主流世界，将是中国未来的不二选择，更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阳光大道”。
我们的“中国梦”完全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中包含了太多的皇权专制内容，包含着臣民与皇权思想。“中国梦”理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入新”，中华民族理应在如今时代，抛弃一党专政那变相的封建专制。“中国梦”理应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入现代文明、普世价值，走入一个定期民选政党，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平等、包容、多元的新世界。
如果中共还抱着侥幸心理，妄图保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特权，那么，这必将严重阻碍中华民族在价值观上与世界为友，将迫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融入人类现代文明。如果中共还将舶来的苏联专政模式，通过修修补补的改革来将之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这个当作“中国梦”来做，那么这样的中国梦必将是一场提心吊胆隐患重重，甚至将来“火山爆发”的噩梦。
我们几十年前照搬苏联而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时至今日应该与时俱进的升级为“现代性”。用“现代性”与 “现代化”来表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不同两个理念，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 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双重变奏曲”，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
四．为什么习近平提出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呢？就是因为在中国普遍而长久的存在着广泛的理论不自信现象。这种广泛的理论不自信绝不是没有道理的，任你怎样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耳提面命，也改变不了人们心中的这种隐忧。理论自信不是说教可以形成的，是需要人们对现实的感触才能形成的。为什么多党制国家，没人要求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制度要有理论自信？因为，人家的民主制度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需维稳就安然挺立、天生稳定的事实。
记得1856年，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写道：“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先进的科技、发达的经济，而是需要基础性的文明理念与制度，即包括人权思想、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宪政、个人自由的认知与制度建设”。现在，150多年过去了，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却在苏联共产党的误导下，依然成为中国社会最最缺乏的核心。
国家强大是立于个体权利得到尊重而形成自豪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宪政制度，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自由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原动力之一。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应是在国家出现之前的人的权利比国家的权利更为珍贵和不可剥夺，个人先与国家，先有个人后有国家，个人权利大于国家权力，人权高于主权。没有了国家政府的主权，人依然会存在；而没有了人，国就完全不在了；人乃国之本，国民的人权绝对要高于国家的主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去限制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那种限制公民应有自由的观念来自不合法的“君权神授”、“家天下”、“党天下”等自私霸权甚至是土匪思想的沿袭。国家政权应该保护人民的人权，并以服务保障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权为自己的天职，这也是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之前提。“枪杆子里出政权”终抵不过“得民心者得天下”，自由与民主、人权与宪政是最符合人性的、最深得人心的，所以，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国家已占绝世界大多数，而一党专政的国家却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国家政权的存在是为了给国民的个人自由与福祉提供保障与服务的，而绝不是相反。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全民的思想言论自由都可能得不到保障；一个人的思想表达权利被强奸，那么，一国人的思想都可能会被禁锢奴化。以保障国民的个人权利为宗旨、以人为本，限制政府的公权力、宪政民主，已经是现今世界的普世价值。古今中外保守的政权总想着“稳定压倒一切”，然而历史却无不是在不断的打破旧有稳定中“破稳前行”，这是任何维护旧有稳定的愚忠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天道。人类走向自由民主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昌、逆之亡！
共产党近年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应理解为“民生”的同义词，首先要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否则要 么沦为空泛的口号，要么变成利益集团获取“正当性” 的工具。
经济发展的好，这只能延缓专政制度的倒台时间，却无法避免专政制度的非法性与倒台时间。现代世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只能来自于定期的全民票选。一个政府即使将经济发展的再好，也不能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国家是全体国民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能由全体国民定期的从一切政党中自由、平等的择优录取。任何政党都无权永远霸占、垄断执政岗位。一切政党都必须具有平等的身份与公平竞选执政的机会。一切政党都需要定期的经过全民投票挑选，才能真正的代表这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最广泛国民的民意，才能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在“中国梦”里，发展经济的愿望绝不能“喧宾夺主”的代替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基础性地位。“中国梦”理应是“民主梦、自由梦、宪政梦、法治梦”，而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发财梦、专政梦”！
正如《南方周末》在2013年的新年寄语“追梦”中所述的那样，“中国梦”——“宪政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