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犹豫是否要写下后面的文字,因为它将部分涉及孙先生的个人生活,我不喜欢随便透露这样的信息,毕竟,政治异议者更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问孙先生,他平和地说:“可以写,由你决定。”这可真是个好脾气的老头,尤其是,多年的交往已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在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他对我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

那天晚上,孙先生去隔壁找资料的时候,师母坐到我的对面:“小杨,你赞成孙文广这么做吗?”

摸不清底细,只得含糊道:“孙老师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那也要看年龄,他可是73岁的人了,反正是选不上的,做做样子就行了,用得着天天往食堂跑吗?”看来师母并不赞同孙先生的做法,“他孙文广能有多少钱?一场选举下来,一万多份材料,一万多块钱就没了,他还到处冒充有钱人,捐款一千一千地往外拿,这其中可都有我的一半,他这是拿我的钱做好人。还有,每个月光打字费就要一千多,可你看这个家里有件象样家具没有?”四下环顾,是没做任何装修的房子和陈旧简陋的家具,确实很难想象这是一位知名教授的家。

孙先生从隔壁回来,看师母正义愤填膺地数落他的不是,扭头就走,师母更来火了:“02年孙文广跑到香港去反江泽民,我单位同事听到外电报导后打电话告诉我,我知道这篓子捅大了,第二天就去北京找徐显明,心想人要是被抓了总得有个律师吧。他倒好,反完江泽民又整法轮功的事,这些我都支持,他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反对的道理。可他还不算完,六四又要去北京,去完北京又闹什么选举,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么不要命地干有什么用?别以为能整出什么名堂,共产党厉害着呢,不搭理他就是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师母的话。其实我知道,这天最让她不高兴的,是几位素不相识的拜访者。一开始,是师母接的电话,对方却不肯对她说明身份,这让她觉得自己不被尊重,而拜访者又是带着小孩子来的,一进门就在客厅里拉屎撒尿。尽管拜访者也有她们的苦衷,但对她来说,生活确实被弄得一团糟。“孙文广能管得了天下事吗?我看他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他搞选举,中午一回家就要吃饭,吃完就走,就连我病了都不管,晚上我要他住在隔壁照应一下,他答应过了,开着灯,却偷偷跑到书房去写文章,我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死了他都不知道。嫁给他实指望能过个舒心日子,谁知道老来却过成这样!”

正说着,孙先生又回到客厅,看师母真生气了,便坐在沙发上点头认错,师母的气还没消,“平时一说你就和我吵架,怎么小杨来了你倒没话说了?有你这样的民主人士吗?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关心,能关心全中国劳苦大众吗?难道民主人士都是这样?未必,我看刘晓波就不是这样,陈西也不是这样,他们都懂得关心自己的爱人。我看你是假民主。还学者呢,坐在这个屋子里你是学者,可你到国外看看,谁认识你?不就整几篇文章上网吗?别以为就你会写,我是大夫,难道写病历就不是写字?我也要写文章上网,揭露孙文广。”

孙先生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侧身对我说:“你师母有气可以理解,我对她关心不够,以后注意。”

我则顺着师母的话说了孙先生几句,渐渐地,师母没那么生气了,大家又一起扯些闲话,师母才起身去了卧室。

“这段时间白天搞选举,晚上还要赶文章,身体确实吃不消,没顾上照顾她。”
孙先生解释说,“原先学校给我压力,我不怕,他们又找她,也给她顶回去了,他们就通过做她女伴的思想工作,间接地给她说三道四,她对我不满意,可能有这方面原因。她各方面压力确实很大。”

我坦白地对孙先生说:“师母的抱怨有道理,毕竟在多数问题上她还是支持你的,在这次选举之后,你该好好休息,多照顾一下师母,你又不是职业革命家,首先还是要把家庭生活搞好。至于明年的六四,我看你也不一定非去天安门广场不可。”这时候,我有点后悔让孙先生卷入去年夏天声援陈光诚的沂南之行,不管怎么说,那次远行对他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另外,他曾长期关照和提携原临沂市委书记(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李群,从私人感情上讲,那次沂南之行意味着他与李群私交的破裂。如果没有我的提议,他本不必前去。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提议是欠考虑的。

孙先生沉默不语,我知道,在每年六四去天安门广场一事上,任何压力都不曾动摇过他。孙先生女儿就读的大学党委曾经向孩子施压,要她回济南做孙先生工作,无论如何要阻止孙先生六四去北京,可孙先生就一句话:“做我的女儿,就要承受这些。”孙先生五十岁结婚,膝下只有这一个孩子,孩子学习成绩很好,高中升学考试获全济南市第一名的好成绩,品学兼优,但父亲的敏感身份始终使她的前途笼罩着阴影,孩子年龄还小,不理解父亲,在警方和校方的双重压力下,对孙先生产生了怨恨:“人家说没有父亲的孩子可怜,我比没有父亲的孩子更可怜,我还不如没有这样的父亲。”

我再三问孙师母这是否孩子的原话,在得到确认之后,我决定如实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今天的政治异议者遭遇的真实生活,这是一种异样的残酷。多年来,接触过许多政治异议者的家庭成员,他们承担了不应有的压力,甚至,有很多家庭因为政治缘故而破裂,原本好好的家庭转眼就妻离子散,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悲剧,如今,孩子对孙先生的误解和对立,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伤害。政治上的抗争本只是孙先生一人的选择,但在株连政策之下,孙先生的选择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生活,可这能怪罪孙先生吗?在良心与亲情之间,如何能够找到巧妙的平衡?如果不能,异议者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冲突?

这几乎是中国的每个政治异议者都曾面对的冲突,压力之下,有的人为了亲情而放弃了公开发言,有的人则为了抗争而牺牲了亲情,要协调二者间的关系,既需要生活的技巧,又要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现实往往迫使异议者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做出牺牲。

孙先生不曾对外界说出这些,并不表明没有遭受政治压力;他在坚持,并不表明他内心就没有痛苦。去年的那次抄家,穿制服的警察隔几米站一个,从孙先生家门口一直站到家属院大门,声势之浩大,显然是要给他制造心理威慑,这很让人担心,因为他和师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人生在世,谁都无法回避亲情的牵绊,面对女儿的怨恨和师母的指责,究竟是什么让73岁的孙文广老师顽强地坚持着?莫非,孙老师天生就有一种偏执狂热的性格?可生活中的孙文广十分谦虚平和,而且,曾经担任的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的职务,也证明他懂得与人相处的技巧。应该说,他的坚持来自于对专制政治的本能反感,从个人经历上讲,不到30岁他就被打入另册,屡遭磨难,接近五十岁才重获自由,五十岁,对一个人来说,是思想和性格已经定型的年龄,事实证明早年所受的政治迫害,不仅未能将他压倒,相反却坚定了他以反抗强权专制为己任的终生追求;但另一方面,早年不正常的受迫害生活,使他形成了一种粗疏和简单的习惯,从这方面讲,不得不说孙先生是有欠缺的。

我不怀疑孙先生会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但问题是,对立志追求自由的公民来说,来自政治上的迫害只是横亘这条道路上的阻力之一,在长期的坚持中,生计、亲情、挫败感往往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有效地消磨着抗争者的意志。近年来,古稀之年的孙文广先生一直站在争取言论自由、公民维权的前线,不曾稍有犹疑和退却,而这次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更是捅破了所谓直接选举的谎言,并以事实和数据证明了“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判断,但是,除了良心的力量,孙先生并无其它资源,有些网民或外电听众得知孙先生家庭住址后找上门来,希望能从孙先生这里获得帮助,孙先生对我说,除了安慰之外,他其实帮不上什么忙,说到这里,孙先生显得有些愧疚,我想,也许这就是他屡屡拿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捐给人权受害者的原因。在我们的一次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孙先生的那种无奈,有时候我们会一起陷入沉默,是的,我们不知道中国社会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民主化进程,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只能凭着良知和信念顽强坚守。写到这里,想起贺卫方先生的演讲词《宪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引用的文字,“自由的根基到底在哪里?朋友们请相信我,不要相信哪些人的说法,他们说法治要寄希望于法律、宪法和法院。不是这样的,法律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的话,那么没有法律能够拯救它,也没有宪法能够拯救它。”是的,这样一个无声的中国,总要有人坚守下去,如果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死去,那么,整个社会将无自由可言,只有向着我们的内心呼唤自由,自由的声音才可能成为时代的洪流。

孙文广的坚持无疑便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可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唤醒自由,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就孙文广而言,他几乎不可能承担更多了,在他的每一个炽热文字背后,都是生命意志的超常规透支,事实上,他走得很累。我想,至少我必须让自己意识到,不能再给孙先生任何负担。

好在孙文广并不孤独,好友李昌玉、老教授孙柏录、来自贵州的陈西、我与孙先生共同的朋友车宏年以及众多的山大学生和教师••••••这些支持孙文广行使其公民权利的人,他们心中的自由都没有死去。也许,这些不曾沉睡的心灵,会给孙先生足可感到慰藉的欢喜,并使他可以不必总是冲在最前面。

在山东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传统深厚、凡事不为天下先的地方,由于孙先生长期的公开发言,山东大学逐渐形成了一个良心群体,这在目前的中国高校中是罕见的,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孙文广先生以一人抗衡一个制度的精神力量,几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这种局面的产生。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认为:“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孙文广先生则用其韧性的坚持阶段性地证明了这一论断。尽管政治高压和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良心坚守十分困难,尽管我希望他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家庭生活,但我很清楚,这个屡遭政治迫害的老人是不会停下来的,由良心指引的抗争早已成为他生命的本能,而这种本能的言行,客观而言,是这个时代民族财富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孙文广这个瘦弱老头的身上确实蕴涵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感动着展板面前的师生,我相信也将为他最终赢得女儿发自真心的敬重。

而孙文广先生的尝试告诉我们,谁都不要以为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谁都不可以只接受现实的压力而不试图改变现实。事实上,除了良心和勇气,孙文广先生几乎一无所有,他也不是那种以思想能力见长的人,但孙先生活得简单、真诚、透明,他的行动和语言遵循着相同的道德尺度,因此而感动和激励了很多人。孙先生的存在证明:有赖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适价值,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可能呈现并迸发出力量。

希望未来的中国不要忘记这些民族良心的艰难付出,尽管他从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多年来,孙先生完全是用自己的退休金在坚持,每印一本书就要花去几万块钱);希望未来的人们能够拥有一份感动,对孙文广先生这样的正直知识分子来说,为了维护内心的自由根基,确实已经拼尽了全力,他们痛苦、无奈,最终却无法选择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