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接任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还要再接过国家主席一职。这样，习也就集党、政、军于一身了。
联想到近期，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大力反腐，提倡节俭，关注民生，以及其他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就有朋友猜测，习近平会是大陆的蒋经国吗？习近平会像蒋经国那样，结束一党统治，解除党禁报禁，实行宪政民主吗？
为了回答朋友的这个问题，我又翻出陶涵的《蒋经国传》（英文书名直译为《委员长的儿子》），读了一遍，还读了刚买的几本明镜出版社出的习近平传记类图书。
读了这几本书，得出的答案是，习近平似乎不会成为大陆的蒋经国。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做一简单的分析。
第一， 习近平不是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强人。在中国政治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的走向和社会的发展，是由政治强人决定的，他们是手握历史方向盘的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物。
邓小平也是。“文革”结束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果断地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我们过去的路走错了，现在开始，要停止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很有可能，这是他下放江西新建县望城岗期间，围着他住的小房子散步时，深思熟虑的结果。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蒋经国，也是这样的政治强人。而且，愈到晚年，似乎愈加强势。
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社会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逐渐高涨。面对各方压力，小蒋认识到，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开放社会，是台湾生存的前提条件。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何入手，怎样推行，如何避免大的动荡。
所有的独裁者都有一个共同心态，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人类的救星。只有他们，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一旦他们不在人世，就是世界末日了。
小蒋认真思考宪政改革问题，始于1970年。这一年，他第四度访美时，在纽约，遭到台独人士黄文雄、郑自才行刺未果。
这一突发事件，让蒋经国开始思考，“我为台湾做了这么多，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
经过多年的思考，小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反攻大陆”，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台湾的现代化。
为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蒋经国周密部署，稳扎稳打，绝不退缩。
蒋从日本召回马树礼，让其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并对他说，自己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全面推动民主改革。
罢黜“权倾一时”的王昇就是一例。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昇，“弄权跋扈。。。恃宠而骄。。。四面树敌”。蒋经国断然免除王昇职务，派为巴拉圭大使。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建立“民进党”。蒋经国在卧室听取副官汇报后，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会议中，有人提议，把这些“非法集会者”抓起来。对此，蒋经国回应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
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党内的大老。蒋经国深谙儒家之道，“在和这些风烛残年的大老谈话时，总是洗耳恭听，执礼甚恭”。
可是，目标既定，他也就毅然决然了。
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台湾外省籍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随后，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开启台湾民主化之途。
蒋经国告诉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让权力接受监督，不易，主动地让权力接受监督，更难。
习近平的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各方权力斗争并妥协的结果，并非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后的日子里，他会继续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影响，有时，要向某些方面的力量做出妥协。
举例来说，习近平曾是“延安儿女联谊会”的成员，这个以“红二代”为主的组织，成员多是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今年初，一千多名会员在北京西郊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聚会，联谊会会长、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在聚会讲话中，赞扬习近平把党带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敦促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这次事件后，有人就担心习近平会左转。无论左转与否，这样的组织，肯定会给习近平的执政带来一定的影响。
成为政治强人，是政改的必要条件。单纯是个政治强人，还不够，还要有推动宪政民主的意愿才行。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意愿，可他们不是政治强人。邓小平是政治强人，可他没有推行宪政民主的意愿。所以，既要有能力，还要有意愿，才能成事。
无论是宪政改革，还是推进民主化，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单凭一个政治强人，是无法完成的。需要由政治强人率领自己的团队，接力地完成。蒋经国晚年时，迫于国内外压力，从制度层面推动的民主改革，是有限度的，他的继任李登辉则全面推行政治和法律革新，中间经过陈水扁，直到马英九两度执政，许多方面的改革才得以制度化。最近几年，台湾的民主才像个样子。
第二，习近平没有蒋经国那样丰富的阅历和坎坷的人生。
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人生经历，较为平坦。
1969年1月，15岁时，习近平下放到陕西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1975年10月，习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在农村“吃苦”的时间，总共不到7年。这可能是他人生最为艰苦的一段岁月了。
相比之下，蒋经国的阅历和经历就坎坷得多，不仅因为他的出身，更多的，是因其所处的时代。
1925年，同样也是15岁的蒋经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学，与后来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坐一个座位。1927年，蒋经国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却因国共关系恶化，被斯大林扣为人质，直到1937年回国。其间，蒋被流放西伯利亚。
在苏联时，蒋先是共青团员，后为共产党员，也是坚决的共产主义战士。因此，1927年和1935年，小蒋两次公开与父决裂，谴责其父是“全体人民的公敌”。
1937年，蒋经国回国后，任赣南地区行政专员，被当地百姓称为“蒋青天”。1948年，临危受父命，赴上海“打虎”。去台后，长期负责情治工作，对于台湾持续多年的白色恐怖与威权统治，难辞其咎。
蒋介石为栽培儿子接班，多年来，耳提面命，费尽心机，又不遗余力。
老蒋去世后，小蒋成为国民党主席，后任总统。
晚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面对自己的得力干将王昇，蒋经国脱口而出：“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确实是他大半生的写照。
蒋经国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集权独裁，资本主义，儒家文化，宋明理学，白色恐怖，各种思想和行为，都有丰富的经历，深刻的体会。对于黑道、白道、红道，他都有切身感受。在亲身体验，反复对比，痛定思痛以后，蒋经国意识到，只有宪政改革和民主化这条道，才是台湾唯一的出路。
第三，习近平没有蒋经国那样的压力和危机意识。
晚年时，蒋经国面对各方压力：来自中国大陆的，来自美国的，特别是本土的民主力量。所有这些，让蒋经国不得不开始从制度层面推动民主改革。
蒋经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改革要亡党，不改革要亡国。是说，改革，国民党就要下台，被台湾本土人抛弃。不改革，台湾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是个问题。
自“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本土人对外省人的态度，以及由此不断引发的社会问题，时时提醒蒋经国这样的执政者，现实的社会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1949年11月20日，雷震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多年来，功不可没。随着影响的扩大，《自由中国》提出了“反对党问题”，认为“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可以说，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思想界，为蒋经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19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1977年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标志着台湾社会意识的重大转变，为后来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人员准备。
宋楚瑜和马英九等青年才俊，也让蒋经国对于改革更有信心。
这一系列因素，都促使蒋经国下定最后的决心，让台湾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当李光耀和邓小平谈及他的小蒋同学在台湾推行的民主改革时，邓小平自言自语道：“大陆是否也应该像台湾一样开放？”。最终，邓没有开启政改之门，这也是中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毫无疑问，蒋经国也关心国民党的前途，不过，他的危机意识，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台湾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打压，使得台湾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要让台湾生存下去，要解决台海问题，民主宪政是唯一途径，别无它途。
相比之下，不是说习近平没有压力，没有危机意识，而是说，习所面对的，没有蒋经国那样紧迫，那样生死存亡悬于一刻。换句话说，习近平还是可以拖一拖的。
和许多的政治家一样，习近平也是个民族主义者。接任总书记后，在许多场合，他一再谈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是，在习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能够实现的。
当然，习近平和蒋经国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太子党。作为“太子党”的蒋经国是经过多年精心栽培才登上大位的，同样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则是因缘际会，有几分巧合的成分在内。
他们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习在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同时，更关心党的命运。
去年12月，在广东视察时，习近平对党内人士说，中国必须“深刻”记取前苏联的教训。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习近一步总结说，政治腐败、思想异端、军队不忠，令苏共倒台，中共要吸取教训。
这说明，习近平希望中共回到传统的列宁主义路线。他认为，中共的统治地位，是不许动摇的。
习的这一观点，和邓小平有异曲同工之妙。邓小平认为，“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耗子的就是好猫”。可是，邓又设计了“四项基本原则”，让这些个黑猫白猫，只能在他的笼子里跑，不可越雷池。
从上述三点的分析，就知道，习近平不大可能成为蒋经国。
习近平会反腐，会反贪，能让党的形象清廉一些，能让食品安全一些，能让雾霾少一些。
可是，他似乎不会对政治制度作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不会改变政治运作的体制问题。
没有制度的改变，没有体制的变革，所有的反腐、反贪，改善民生，都只是权宜之计。
习近平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措施 — 反腐，节俭，关注民生 — 与蒋经国掌权后推行的很多办法相似。可能，蒋更加坚决。试举一例，蒋经国对官员贪腐、以权谋私十分痛恨。主政不久，即对公务员倡导十项革新，实施严厉的“贪污治罪条例”，其中，一级贪污罪可判处死刑。王新衡是蒋经国多年好友，也是孝武的义父，私交甚笃。后来，王新衡接受远东集团招揽，出任亚洲水泥的董事长。王再往访蒋时，蒋闭门不开，只在门后说：“兄在商，弟从政，道途不同，有所不宜”。直到蒋经国去世，王新衡再未踏入七海寓所一步。
1978年开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就国际而言，这些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就国内而言，经过多年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文革”，国人受够了动荡之苦，举国上下皆希望吃饱肚子，希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心思稳，是中国这些年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
“衣食足，知荣辱”。吃饱了肚子后，人们就会有别的追求。比如，他们会要求个人的尊严，会对政府的工作或某些政策发表看法，会就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总之，会开始新的精神的追求，
领导者要与时俱进，就应意识到这种社会变化，就会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或许，还要再等个30年，中国才能出现一个蒋经国这样的人物，会让中国的政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可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