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似乎可以说，希特勒及纳粹帝国的出现严重冲击了西方人的文化自信，后现代思潮和虚无主义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反叛成为纳粹惨剧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由于希特勒在其疯狂的征服和杀戮计划中成功地绑架了宗教、民族和国家等有形无形的概念或实体，知识精英们像躲瘟神一样逃避这些曾经的精神和物质家园。纳粹极权主义不仅直接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其留下的精神毒素将长久地污染人类文明的肌体。当代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感同身受。
要想排除极权主义的精神毒素，首要的一步自然就是理清其病理结构和来源。本书无疑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本书作者指出，纳粹主义的崛起要归因于五大要素；它们分别涉及哲学、神学、政治、经济和宪法问题。也就是说，德国的思想家、宗教人士、政治家、资本家和大众都屈从于各种理性或非理性的人本主义。一方面，这些人本主义自然而然又衍生出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和社会改造方案。另一方面，人的非理性创造能力似乎也喷薄而出，人为组合和设计的神秘兮兮的类宗教应运而生。又真又活的“神”不见了，人的想象乃至癔症成了精神的坐标，造神运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展开。极权主义的方便之门打开了。
衡诸人类历史，超越信仰与世俗极权主义乌托邦的争战一直在持续进行。当超越信仰被完全抛弃时，也就是极权主义登封造极、大获全胜之时。我相信，这种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冲突源自人类内在的精神渴望。人类是灵性的存在，追求绝对、永恒、确定的愿望一直埋葬在心底的最深处，因为人人都孤苦伶仃、脆弱不堪。当人们逐渐抛弃作为真理的超越信仰时，他们会慢慢甚至不知不觉地开始追求世俗和主观的绝对价值或精神，作为自己的心灵之锚。作者在书中指出，黑格尔将绝对精神演绎为德意志德国。于是，帝国拥有了绝对、永恒和确定的品格，这样，离真神越来越远的德意志人心理有了信靠，就“踏实”了。不幸的是，残酷的历史证明，黑格尔的精神追求成了灾难的滥觞。
中文有个词很特别，叫“政治信仰”，甚为恰切地表达了一种世俗乌托邦的精神。在过去二十年对英文文献的阅读中，笔者曾特别留意过，居然没有一次发现将政治和信仰黏合在一起的表述。细究起来，这个词的严肃性还要超过意识形态。毕竟，意识形态还是理性观念的产物，而信仰则超越了理性，内含不可置疑的权威决断，“政治”神殿已经造就，就等着某位神人就位了。希特勒的十字架就相当于中国的政治信仰，纳粹的意识形态就此罩上了神圣的光环。显然，纳粹主义就不再单纯是一种理性的意识形态，而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迷信教条。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了董仲舒基于天人合一的儒学政治观。中国极权主义的丰富完善和瓜熟蒂落，不仅与超验信仰缺失下的实用理性的心智有关，而且天人合一式的神秘深邃也起到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统摄人心的作用。天人合一下的儒家“天子”观就让中国的历代皇帝不仅显得合情合理，而且有着深不可测、秘而不宣的“天威”。于是，“天子”既理性地履行政务和礼仪职责，享受饮食男女的种种快乐，又常常显得“天威难测”、“不食人间烟火”。“天威难测”是政治需要，是对皇权神秘性的暗示和致敬，是巩固和强化皇权的必要手段，是锻造帝王心态的绝佳剧目。
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希特勒对密教仪式和义理的信奉无疑既强化了希特勒的独裁意志，也为大大有助于将其塑造为一个“神人。”密教的神秘性让希特勒成为名符其实的“明亮之星”（Lucifer）。不过，“明亮之星却犯罪，变成撒旦。”这不禁又让笔者联想到人民的大救星这一说法。“大救星”固然带有修辞的夸张，但却也确定无疑地向大众传递了某种神秘的信号。人神之间的界限，一时之间便模糊不清了。当《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响起时，听众心中的人神之间的那条窄窄的界河肯定也就不存在了吧。不用说，纳粹的敬礼仪式也会起到这种“净化”人心的作用。结果，“神”越造越像，也越来越“神”，最终造成的灾难也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最后，尤为可怕的是，在缺乏超越信仰传统的国度，紧接着某一种政治信仰凋零之后的，是另一种政治信仰的取而代之。我怀疑，这样的事正发生在当下的中国。在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破产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入到对国家的政治信仰的怀抱中。我担心，巨大的灾难在酝酿之中。我呼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圣经申命记》六章四节）。
《希特勒的十字架》(美)欧文•路茨尔（ Erwin W. Lutzer ）著 张大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