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有人说，“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于是，很多“爱国者”群起攻之，以表达自己爱国心切。因为，凡是外国、外族、外人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佛爷的旧话，犹在耳边。
人权高于主权，果然是舶来品吗?史料会说话。
《击壤歌》，据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民歌，比诗经都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要过上幸福生活，全靠个人努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帝力”和你有关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古社会是如何组织的，今人并不明了。不过，只要是人类组织，一定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及其服务集团，如幕僚、簿计、祭司和侍卫等，如今日之政府。动物群体，也多如此，如蜂群、蚁群、狼群等等。《击壤歌》里的先民，绝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从属于某个组织的群众。但是，帝力于我何有哉?没有任何关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击壤歌和国际歌，异曲同宗——人民的幸福，和政府无关。
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今人并不比古人生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这一点，对比《诗经》中的硕鼠一文和击壤歌可见。击壤歌里的老农，自得其乐，忘乎所以，还敢大声地呼喊“帝力于我何有哉”;《硕鼠》一文中的农民，就有“三年以上”的烦恼了。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为什么铁了心、连喊三遍“逝将去汝”呢?因为硕鼠。硕鼠不是挖地道、吃庄稼的田鼠，也不是偷鸡摸鸭的黄鼠狼，而是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衙役。衙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上面有人，有后台;即便没后台，他们也是政府里的人，是为政府做事的。政府护着他们，就像主人护着自己的看门狗一个道理。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朝廷，就是造反。惹不起怎么办?走!好在，那个时代，地广人稀，只要想走，还是有地方可去的。
孔子是圣人，应对无道政府，办法也比较多。具体有三，一是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二是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鲁国呆不下去，就带着学生们出国游玩去了;鲁国不行，去齐，齐国不行，去宋;宋不行，去郑;郑不行，去卫。孔夫子是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哪儿有自由，他就去哪个国家;哪一个诸侯国中意，他就去哪一个侯国。他离开鲁国，周游四方，也没人说他是鲁奸。
三是出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夫子对弟子们说：要是我的大道推行不开，没有市场，我就找个竹筏子出海啊。什么家啊国的，去他娘!足见，孔夫子将个人价值、个人的理想，看得更重，不仅高于一家一国，甚至高于天下。
逃跑的想法，非止一日;可是，逃到哪儿去呢?也没有目标。《诗经》说乐土，孔子说海上，但总是不确切。直到陶渊明，终于落实了。桃花源是中国人精神上的新大陆，桃花源寄托着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中国梦。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是陶渊明的理想，但不只是陶渊明的;也是士大夫的，但不只是士大夫的;也是所有生活在专制枷锁下的人民的理想。对桃花源，有此三问。
第一， 桃花源是哪一个政府管理的?该政府的伟大领袖是谁?
第二， 一个没有政府机构的桃花源，人民安居乐业，无比幸福，如此说来，政府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第三， 桃花源里的居民，逃离了他们的国家，且再也不回国了，这不是天朝的叛民吗?怎么能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呢?他们是不是盼着祖国早一日强大，然后，接他们回去呢?没有。他们不想回去，对来访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里的人，关心的是他们的小日子，而不是国家和天下。他们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国。
什么是国?国承担什么功能?古代中国，对政治学没有专门的研究。我们还是以最高统治者的“圣言”，来体会一下吧。
史料出自《归田录》。《归田录》为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撰。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
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 ? ”
对曰：“无也。”
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赀财妇女乎 ? 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 ? ”
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 ? ”百姓具以对。
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 ! ”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
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 ! ”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译文如下：
宋太祖时期，李汉超任关南巡检使，领兵三千，抵御契丹南侵。当时，齐州赋税最丰，所以，宋太祖同时命李汉超为齐州防御使，掌管齐州民政，收税以养兵。可是，李汉超乃一介武夫，干了很多不法的事情。不久，关南百姓就集体去开封，状告李汉超借钱不还，且强占民女。
宋太祖召上访百姓入便殿，赐酒和食物先安慰他们，之后，心平气和地问：“自李汉超在关南以后，契丹的入侵还有几何?”
百姓答：“没了。”
太祖说：“以前契丹入侵，边疆的将领不能抵御，河北的民众，每年都被抢劫和俘虏，你们现在不是能保全所有的财产和妇女吗?现在李汉超所取，难道比契丹的掠夺还要多吗?”
又问告强抢民女的百姓：“你们家有几个女儿，都嫁给了谁?”百姓也一一作答。
太祖说：“我觉着，你的女儿嫁的都是村夫呀。李汉超是我的重臣，你们的爱女嫁给了他，必然不会流离失所，与嫁给村夫相比，哪有在李汉超家荣华富贵呢!”于是，百姓们满意地离开了。
太祖派人跟李汉超说：“你要钱为什么不和我说，却从老百姓那里抢呢!”又赐给他金银数百两，说：“你亲自还给老百姓，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李汉超感激涕零，发誓以死相报。
都说政客是职业骗子，在西方，有一个说谎比赛，拒绝政界的人参加。原因是，说谎大赛的选手，都是业余的;而政客们职业的。业余的和职业的，混在一起，不符合公平竞赛原则。
中国政客，不止是欺骗，还有耍流氓的手腕。以赵匡胤之逻辑，是否能一窥政治流氓的本色，同时，一窥政府之职能。
赵匡胤爽快，直接说：以前契丹入侵，边疆的将领不能抵御，河北的民众，每年都被抢劫和俘虏，你们现在不是能保全所有的财产和妇女吗?现在李汉超所取，难道比契丹的掠夺还要多吗?
什么意思? 我们分析分析。
要是没有李汉超，你们就会被契丹族抢掠，财产和妻女，都可能受损害。有了李汉超，契丹族不敢来了，你们的财产和生命有了保障。你们难道不应该拿出一部分来，回馈李汉超吗?因为，你们没有主动拿出来，李汉超这个粗人，就自己下手了，借钱不还，还纳你们的女儿为妾。依我看，只要是比契丹族抢掠的少，你们还是合算的，你们也应该忍耐忍耐。
可见：
第一， 政府之本质，都是贼寇，都是以掠夺民众为生的。契丹如此，宋王朝也如此。差别只在于，掠夺的数量大小。古语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是不准确的。实际是，成则为寇，败则为流寇。本案例里，契丹是流寇，宋王朝为坐寇。
第二， 某一政府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权，并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而是为了保障其掠夺权的排他性。李汉超戍边御敌，不让契丹人来犯，唯一的目的不过是看住自己的饭碗，不让契丹人抢跑了。和牧羊人看护自己的羊群，毫无区别。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李汉超才借钱不还，并强娶民女。
第三， 生命和财产权的保障，是有成本的。想免费获得，根本是不可能的。所谓政府，就是提供安全保障服务、并以其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的组织。简言之，就是保护费。换言之，政府就是黑社会的一种进化形态。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看得明白。所以，才有了其劝解上访民众的一席话。民众一开始认识不到，不知道被保护是有代价的，后经赵匡胤皇帝一点拨，才明白：没有不抢掠的政府，抢得少的，就是好的。
第四， 坐寇好于流寇。坐寇比流寇好，无关人心，也无关道德，本质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坐寇和民众之间，是长期、重复交易关系，自然手下留情。如同牧羊人剪自己家羊毛，细水长流，年年有余。偷猎者，绝不会剪羊毛，而是把整只羊杀死，羊毛羊皮羊血羊肉，一毛不剩，甚至敲骨吸髓，榨取得干干净净。
扩展一下，简析中国自秦始皇而始的流官制——这是最坏的一种官僚体制。为什么?因为，流官在其所任之地，是“裸官”，家眷、亲属、乡亲都不在身边;同时，他又是一个偷猎者，不管好坏，任期一满，他就走了。当地的经济好坏，和他有关系吗?没有;当地的长远发展，和他有关系吗?也没有。唯一有关的，是他能从当地搜刮多少金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欧洲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呢?因为封建制。封建制，是坐寇。封疆立国，世代相袭，祖宗基业，子孙继承。日本的前田家，自丰臣秀吉时代始，直到幕末，一直是日本领地最大的大名，年贡米超过120万石。大名也始终由前田家创始者前田利家的直系子孙担任。领地，是前田家的;领民也是他的，他何必贪?他贪污了，又要带到哪儿去呢?
比较起来，流官制是流寇模式;封建制度，是坐寇模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今天中国，还是流官制。且，颇以此自诩。只能说，不长进。
第五， 流寇是寇，坐寇也是寇，忠诚从何谈起?赵匡胤没有和民众谈忠诚，没有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说没有祖国你们啥也不是，也没有说要为大家舍小家。因为，他不虚伪。他谈的是利益;他说的是，李汉超虽然不是一个好官，但是，他比契丹侵略者强，他比契丹人给了你们更大的实惠——以更小的代价，换取了至少是一样的安全。
然后，让民众选择。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民众选择了北宋王朝。
但，这是基于利益的，而不是基于忠诚的。赵匡胤一个字儿也没提到忠诚。
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李汉超越发嚣张、肆无忌惮了，其搜刮的程度超出了契丹人的话，民众选择背弃宋室朝廷，乃天经地义。你比契丹实惠，我们跟着你，我们忍受李汉超;你比契丹更恶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呢?
清末民初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如何看待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呢?梁启超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鄙人不才，自以为是地解释一下这段话。
第一，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也就是先有民，后有国;
第二，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换言之，自治乃所有政治的根本;
第三， 什么是爱国?爱自己，就是爱国家。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基本单元。
第四， 民权和国权是什么关系?民权先于、高于国权，民权兴，国权才能立起来;民权亡，国权也就完蛋了。换言之，一个没有民权的国家，国权必是一个被虫蛀的空壳。
第五， 国家怎么就完蛋了?为政者压制民权，这个国家就不行了。压制民权，乃自弃其国。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
如果国家那么好，何必要用武力呢?用武力显然是要违背一些人意愿的。一个违背某些人意愿所构成的组织，还要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那就是奴隶制度。
不知道这些地道的中国史料，能否证实人权高于主权，能否证实人权高于主权并不是西方敌对势力发明的，而是正经的国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