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我们抵抗者所面临的抗争困境，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整个二十世纪所有人类的有效抵抗手段，都已经被共党预先防范。即使是以暴易暴的革命手段，同样是如此。极权主义政体，给带来的困境，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消灭一切行动，任何火星，把抵抗的人驱赶到黑暗的角落。
人心作为决定政治方向的原则，在中共面前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被冻结运行，中共让很多人类的政治根本原则失效或者在一特定时间内失效，强大的政治强力，确实有本事让地球的运转停顿一下，短时间内日月颠倒。这是敌基督的力量，对普世的自然准则或者原初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因此把自己当作前无古人的例外和特殊，因此觉得自己更靠近神。在中共这种可以“暂时停顿地球运转”的敌基督之前，我们抗争的命运，是人类前无古人的命运。
别在想当然的地方想当然。已有过的人类抵抗手段，都在共党手上做了防范。如今要找的路，一定是土共不熟悉的荒芜之路，就像过去的十年维权，搞一些他们摸不清头脑或者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共党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都硬，把我们所有的进步积蓄都搞没了，89就是一次。然后再储蓄，共党再动一下，又没了。就像韭菜，长了一批就收割一批，然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长了一批，然后再被收割，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若非教育产业化和网络的兴起，原来的那一点储蓄方法，搞民主运动的方法，还真能保障千年原地踏步。共党只会瓦解于超人的力量，例如经济危机。
底层的，未来的，过去的，都是中共国内殖民的殖民地。在权贵官僚之外的，都是被征服掠夺的自然。中共牛逼得连时间，过去和未来都要殖民，最大程度的攫取，最大程度的走宽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类似基督的权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敌基督标志着时间的终结和僭越基督战胜一切的权柄。
敌基督体制攫取了一切可能和能量，然而也因为恐龙版的体重窒息了一切可能。敌基督的秩序一个建构即自我瓦解，具有自反性的，就像神仙小说动物的修炼与渡劫，毒性在渡劫时总体爆发。没有秩序是永恒，总是与瓦解它的反坐力同在，是一种七伤拳。越用力的秩序，反坐力越大，越短命，如强秦暴隋。统治秩序，也是一种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比较，也不是先验存在的，所以是一场永远的拉锯战。革命与秩序同在，有秩序则一定有反秩序的革命，秩序要战胜革命，就要不断再生产。就像法院判决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无中生有”。
强大的敌基督秩序，就一定有着看不见的内伤，无法自愈的内伤积累起来，最后瓦解时荡然无存，只剩下尸体的腐臭之气。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内在的，被延迟被镇压到地下的地火，继续革命的地下河流。暗中的革命，为将来的终结一战，进行预备。这是内在于49年秩序进程的“革命”，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散装革命，正是长时间的秩序存在，也同时有长时间的海量民间抵抗，冲涮地现秩序，只剩下一个空空壳，一旦终局一战来临轻轻一碰，就烟消云散。
由于改革无能完成现代性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经济矛盾问题，那么先前被掩埋下去的革命因素就会暴露出来，成为主宰性因素，需要再次命名和正视。我把二十世纪至今的革命，包括文革在内，积累到今天，甚至延伸到将来的，在未来几年之内绽放出来的终局一战，命名为新辛亥革命。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包括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和共党的革命内战，因为已成为历史，其暴力性不再作用于当下，已经被过滤，因此也可以纳入一个新辛亥革命的范畴。
这还基于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今天的革命，是基于改革失败的，或者改革已死的革命，也就是改革自身问题造成的革命，而过去革命所遗留的问题，只有在叠加依附于改革时期而存在，也就是作为改革时期“改革革命”范式的附属而存在，其本身并没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将来爆发的广场革命或暴力革命，是过去历史的延续，而并不是将来“天国”的降临，它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革命。对于大陆人民的未来美好宪政国度的到来，并不是过去和当下历史的断裂，而是民国奠基就预定的，就预备的，本来就有的，再次修复出来，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这种新辛亥革命是内生于49年秩序进程的。其终末的终局一战，肯定是轻而易举的。是烂透之后，轻轻一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共死于内生性，如维稳，因为其痛恨内部叛乱甚至敌人，而且其全民党和极权主义总体性把社会经济矛盾大包大揽在其内部，并且要以最强的政治强度，以类似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克服征服。就像拳王泰森，年轻全胜的时候，留下的致命伤害被掩盖了，等走下坡路了，新旧伤齐发，就特别短命。
中共还不止新旧伤启发，因为它极力防止旧伤复发，这种防止的举措，还是带来新的伤害，就像维稳。到了终末，它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面具，面具之外一无所有，也就除了一个被完全掏空的中共这个政治符号。
中共与清王朝一样是外来政权一样，一直存在合法性危机。建政六十年来，属于极权，中共的掌权始终处在合法性危机，在内部被压里民众内心，无法公共表达，在国际关系中，则通过倾全国血汗结友邦欢心，以获得承认。对于他们来说，掌权是至高无上的，什么民族国家和民生云云，都是浮云，有害于掌权，就消灭之，这是自我摧毁掌权的根基的统治方式。
辛亥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延绵几十年甚至两百年的预备，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来看，甚至可以回朔到清室是外来民族夺取天下的。当太平天国爆发时，是一次从地下上浮到地表，然后通过改革开放变法，最后抵达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理想。辛亥革命是那个历史进程的终局一战，轻轻一推，没有死多少人，就取得了胜利。
这是先于专制瓦解之前的革命。维权运动之前的中国革命，当民众零星抵抗或者没能成势力的时候，总被知识分子定性为叛乱，当知识分子看到块成事的时候，就投身进来摘桃子，把自己的民粹主义套在民众头上。维权运动试图改变这一历史格局，拯救夺权成功之前的民众抵抗，知识分子为之背书，不再是叛乱，而是天赋人权之抵抗权的行使，或者知识分子自己提前参加到维权运动中来。有了维权运动，中共瓦解之前的抵抗，自然而然就是革命。这是一种长期积累珊瑚最后形成珊瑚群那样的革命。
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之中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我们目前的改革——革命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因此需要看到一个超越知识分子主导的夺权革命范式之外的革命存在，也就是新辛亥革命作为地下河浮起出地表 。在知识分子视野觉得不可能的，往往有可能。觉得很可能的，往往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的眼睛，注定看不到自己渴望之外的地方。
这需要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一个被理想目标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真实世界。 如何改变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如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如房奴。
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是民众为了自我保存而出现的防守反击，革命并不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常是革命的手段。把夺权当作革命的目的，是知识分子的分赃逻辑所致。要夺权的革命很难，没有经济危机，几乎爆发不了，但不夺权的革命早已存在了。
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所以并不是没有完美或勉强符合的之前，就认为革命性力量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一年十多万起群体事件。只是知识分子要的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夺取江山的革命，没有这个之前，都会认为没有革命。:改革已死就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只是现在还没有那么激烈罢了。
在文革后期，其根本性的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认，直接要求宪政，干掉毛泽东和专制，如有着底层的人民文革。后来邓小平用改革扭转了，歪曲了，转移了。就像他在89之后转移的一样，用收买转移知识分子，用市场经济转移民众。
总是很多学者以体制加上其延伸部分如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人心作为是否会革命的依据，这其实是不对的。分赃怨气引发不了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些人是摇摆动摇分子。在舆论领域中，他们不过把话语权当作自己财产的一个部分，当讨论场合众人反共成强势的时候，他们就拥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当拥共成为强势的时候，他们就反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总之是在需要拥共的时候拥共，需要反共的时候反共可以不惜人格分裂对立，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正是因为当下的革命是新辛亥革命，其革命结果必然是大陆回归于民国。正是因为民国当归为大势所趋，这场转型变革一定是新辛亥革命。就像辛亥共和的再次重复，在大陆沦陷区的再次重复。这是一种轮回的格局。
为什么要采用革命话语
我这几年在想，像马克思那样，以一种极端的革命思想，把改良和革命所蕴含的目的，问题和手段，全部攫取进来，统一起来，一揽子搞掂。其实进入政治，必须下赌注，有偏见，总得占一个。
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就像禅宗五祖之后两大徒弟神秀“渐悟”与慧能“顿悟”的争论。“渐悟”认为宪政是没有的，是慢慢修炼而成的。而“顿悟”则认为宪政是本来已经有的，是通过长期的努力，然后一下子顿悟绽放出来的。新辛亥革命的提出，就是经过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的演变，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以及改革与革命对立的思潮辩论，一下子最终成型跳出来的。
绝大部分人被1949年秩序所塑造，致力于拓展改革共识。改革共识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权贵是不可能是被启蒙的，民众也是不可能被启蒙的。在利益这个层面上来看，并不是和解的可能性，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在主宰塑造改革时期，不过是“潜规则”。而革命共识是有可能形成，因为它恢复了民族国家人民主权的原初力量，恢复共同体的同一质，排除了异质，把知识分子权贵集团分裂开来，把其中的太子党五百家当作外来的敌人，这样有敌我之分，就能最大强度实现整个民族团结。
新辛亥革命，以保守主义和尽可能不流血和少流血的面目出现，在律法之下革命，在宪法之下调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辅助以尽可能少的暴力，是最大可能实现民族团结的。而且法律之下面目出现的革命，也会给敌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性，孳生其侥幸之心，不会极大放大其恐惧感，而带来拼死抵抗。
从改良到革命，言论的分量越来越轻，行动的分量越来越重。言论作为行动的改良，是一个与民众无关的，高门槛的，大多数人没法参与的，有等级的政治，而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革命，则是一个以民众为主导，知识分子打下手，以太子党五百家为敌人的，低门槛的，大多数人可以参与，瓦解等级制度的政治。
从改良到革命，行动的分量越来越重，那么在改良中言论推动和目标之间的鸿沟，被抹平，行动本身足以承载总体系，目标在行动中被内含，被中保，二位一体。行动就像一把枪，只要你一勾手指头，就射中目标。
如果改良不解决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改良只会带来革命，从属于革命，那么改良没有中国出路的含义。如果有真正的改良，那么改良与革命所致力于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差不多，但是改良本身对民众的号召力不足，不足以动员底层民众支持，革命口号则具有最为强大的动员力，来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塑造真改良。
有人担心革命带来一个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局面，其实不必担心，在这样一个利益极端多元化的热兵器时代里，且加上全球化体系之中，几乎没有可能出现过去国共内战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局面。过去关于革命的认识，什么革命必然导致专制，用来否定过去的革命和抵抗将来革命，这种腐朽臭味的思维方式可以休矣。
只有言论而没有行动，只会日积月累心中的怨气，造成心灵扭曲，那么一旦夺权，就会疯狂报复，对于底层民众尤其如此。而包括维权运动的新辛亥革命，则赤裸裸诉诸于堂堂正正的行动，为底层民众的参与，打开大门，甚至可以从中收复被掠夺走的微薄利益，那么就容易走向政治成熟。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本身也有着暗中的革命性，维权运动的出现，剥离攫取了改革自身的革命性，是先于革命的革命，造成专制瓦解民间力量夺权的广场或者大规模暴力，不外乎是最后一站，最后一次完成，而不是新的革命的起点。
一个界标的移动，本来在夹在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的阿拉伯之春广场运动，就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而且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意味着革命的内涵在变化，也说明，界标的移动和革命话语侵蚀囊括改革领域在当下的重要性。
通过这种新辛亥革命的范式转变，就不会出现千禧年革命那样，把所有的希望，出路和心理压力，要求有新天新地，都放在终局一战中，这样会造成新的专制出现。推特“草榻组织”说，把肉身此刻的存在及言行视作革命的一部分，其就拥有了当下，排空了希望与绝望的言说，精神为之一爽啊。
这样你举手投足之间，就是革命，只要你持有良心，暗中有着抵抗性立场，或者明白地抵抗性立场，都是革命。即使不是革命，也会被专制的全能专政塑造定性为革命，从而有了革命性。
新辛亥革命的命名，是民间主体性的体现，是民间力量涌入历史政治舞台，成为世界历史精神担纲者的要求，因为在改革中，民间仅仅是边角料，甚至连边角料都不是，而是改革的对象，是“自然客体”，邓小平之后，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的个体，在改革格局内想推动政治改革，都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空心化。而只有在革命海潮中，连最边缘的民间人士都会成为历史主体，实现解放。
由于纳入革命的象征体系中，就克服了当下的绝望，挫败感，获得激励，就会出现加速度，量变变为质变，千禧年主义的心理渴望，就被分散到每一个环节，不会集中到最后终局一战中聚变爆发。这样终局一战就是一种技术性，世俗性的，而不再是政教合一的。
“改革已死，革命无能”是一种简单的表述。在革命很难，改良更没概率情势下，鼓吹暴力革命有着很多正面价值，其一是与现体制切割拒绝效忠。其二，制造统治者的恐慌和不确定性，迫使移民跑得更快。其三，在民众中间获得道义资源，在没有条件实行暴力革命热兵器时代，暴力革命的呐喊随心所欲不逾矩。第四，承载创造新开端，承载与1949年秩序断绝的渴望。
考量二战之后革命，必然是与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不同的革命，如东欧天鹅绒，1989年的世界性革命，阿拉伯之春，是一种暴力较少不流血和少流血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更近于一次广场行动，却被命名为革命，可见革命的内涵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必须是宪政化和自我限制的。正如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还有辛亥革命建立了宪政共和国，都是有限暴力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而不是改革起了作用。虽然说革命往往导致独裁专政，但没有革命却没有宪政共和，这里只有一线天，必须从天险狭缝而过。
革命的范式已经被根本性的超越，那种把人民革命必然造成专政的偶然性，当作必然性的腐臭范式，早就过时。改良不过是革命的替代品，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都是世界历史精神的道具或手段。可以简单的说，革命就是现代性，就是世界历史精神本身，而改良不过是革命中特殊的，偶然的例外的和平时期，是一种条件特别苛刻才能存在的替代品。
大陆社会运动，都会深深嵌入宫廷政治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或者一开始就陷入运动领导层的争权夺利造成的内斗中。社会运动成为权力政治的延伸。而在香港反洗脑运动中，就活脱脱就是社会运动本身，利用组织，但不被组织和权力所利用。何时大陆运动才能出污泥而不染，例如清丽脱俗的香港“紫荆花革命”。
如果不是为了政治目标的实现，而是为了攫取统治权，或者攫取统治权为了目标的实现，认为没法革命的道理会大一点。只可惜，后者在当下，经过二十世纪的失败和代价，已经毫无公信力，当下的革命只能是政治目的直接在场的实现。 就像我们的维权努力，每一次群体性事件，如果都参与背书的话，他就在增长，在增值，意义在发酵，那么革命的目的就直接在场，每一次的维权，都在于努力解决革命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了维权运动这种先于革命的革命，中国转型不再遵循以夺取统治权为中心为前提的范式，不需要等候垮台做为前提，当下行动就是革命，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大部分问题。而专制的垮台统治权的转移，不过是一场长久战争中水到渠成的收官子，小战役。这样的革命同时具有改良的性质，改良与革命统一起来。
政治应该是步步为营的，尽可能做好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以维权运动的精神来摄取包含整个近代历史，可以视为前美国革命建国式的预备和努力。这是新辛亥革命的呼唤。因此，新辛亥革命的异象在升起。
为什么是新辛亥革命
前中宣部长朱泽厚说：“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这是文革之后的普遍共识，并且把中共独裁等同于封建专制。那么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改良话语的普遍氛围，塑造了被迫革命的新辛亥革命。一谈到转型，就把当下中共王朝当作后清。所以新辛亥革命揭竿而出，就承接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正能量，和“把当下中共王朝当作后清”的正能量。辛亥革命那样的保守性革命，没留多少血，有什么不好。以后要是可以再来一场新辛亥革命，那真是天佑中华。
正如晚清改革没法成功导致立宪，正能量用来推动改革，完全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用来推动新辛亥革命，则如和氏璧归赵。中国改革与晚清改革比附，是一只癞蛤蟆想吃的天鹅肉。晚清民国或者辛亥革命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来影射当下强力要求改良，那是外星人在说话。思潮格局的相似，以为就能起作用，那是一种巫术跳大神。
例如晚清的官僚知识分子会参与改革与改良，而且对国家政治结构，利益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其立场变化，就意味着政治利益格局的变换，如袁世凯加入革命，就意味着最尖锐军队站在革命一边。今天的官僚在政治之外，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之外，只有一张嘴巴。公共舆论不是决定性的战场。思想路线背后没有军队，没有实力，亮出舌苔空荡荡。
晚晴有改革派与革命派，真实地存在，有着政治利益、格局、军队、地盘、钱财、阶层力量作为支撑。当下只有想改革派与想革命派，除了嘴巴之外，一无所有，活在意淫当中，不胜幸福。一个想革命派，通过那喊革命解除效忠，抵得上一千个想改革派。
今天的知识分子只是埋怨党妈妈吗奶水给的不够，满汉一体，没有辛亥革命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没有把现统治者当作外敌。 满汉矛盾是晚清那时候是主要的矛盾，是总体性，把其他的都包括进来。汉官借改革立宪要权，也是很大因素，没有满汉之争那种巨大撕裂，哪会有变革或者辛亥革命那样的保守型革命。如今缺了这种幸运。
清末的分化与地方自治，与太平天国的打击关系重大，也与满汉对立关系极大。现在的财税联邦体制，能起不大作用。若谈暴力革命，形势远不同于清末，那时武器差别不大，清廷在基层控制薄弱，而现在中共握着几百万万党卫军，各种先进武器，势力范围更是触及社会各个角落，本身擅长阴暗暴力的中共其组织严密铁血，对于思想的控制成熟把社会上所有可能集结的力量完全扼杀在萌芽状态。晚清军队可以渗透进去，当下中共的军队就别想了。我们今天民间抵抗力量处在最边缘和最黑暗的虚无地带，这一点也与晚清不同。在晚清，那一些革命者放到地方去，都是受保护的，今天连一个居委会老太太都可以尽情欺负我们。
与晚清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改良绝望与革命崛起之间，我们塞进了维权运动这个海绵，延续了改良的时间，也为革命立法做准备。因此我们今天的革命形势，虽然有利条件要差很多，但是靠长期的维权运动是可以弥补的。
新辛亥革命的政治任务
回到辛亥革命的原初目标，回到民国奠基的政治理想，回到三民主义，并且对比以当下的政治格局，就可以看得出来新辛亥革命必须解决一下三个目标。
1、联邦制
在孙中山看来，联邦制是可以用来终结治乱循环和分分合合的格局的。民国初年与美国革命相似：联邦分权，如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这一雏形在国民党北伐之前都在发展壮大。国民党北伐极端邪恶地打断了联邦制，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后来的国共都走向中央集权，联邦制趋于黑暗没落。甚至连已经宪政转型的台湾，起主导的民国宪法，也不采用联邦制框架，而是默认屈服于中共对大陆的割据，把法定国土疆域区分为行宪区和非行宪区。
民国宪法必须恢复为47年之前的联邦制，打散自由区与沦陷区的区分，变为地区联合，各省独立建立中华民国，以及后面的连省自治。
阿伦特的抵抗形成联邦说，也可以找到依据。阿伦特在《政党，运动和阶级》中说，首先，抵抗运动同时发生在整个欧洲的所有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抵抗运动是独立。而且，他们还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之内，各自独立地形成并发展了欧洲联盟的观念。其次，他们努力地互相了解，相互认识，并最终由于相似的需要和相同的经验而相互联合起来，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欧洲运动的众多支部，在德国几乎占领整个欧洲的状况下，他们居然达成了多样性的统一。面对直接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促使人们自发的产生联邦化的设想。这一点，也正是阿伦特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过程中所看到的的情况。
辛亥革命，也是各省抵抗，塑造辛亥革命整体，形成联邦。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替代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威廉.利文斯顿写到：地方官员只要与他的政治权力相悖行事，就无法胜任地方官员之职；而必须被视为未经授予合法权力而施加力量的人，更具自然法，拥有较强力量的每个人显然都有权力去反对。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反对他的权威，而是反对非法的未授予的力量。也就是说，维权运动容易也大量发生在地方，必然形成地方自治的要求，这一点改革所提供的财政联邦制，没有触及政治性，没法完成，只有依赖于维权运动完成。如果说晚清是太平天国帮助塑造的，而当下就是无数次“新太平天国”维权运动帮助塑造的。近十年的无数群体性事件和民间抵抗运动，相当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很多次同盟会兴中会发动革命暴动或者暗杀。
长期的维权运动，镶嵌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中。那么就将中央权威暂时留了出来，用来虚拟结盟，或者满足底层民众的安全秩序感，等时机成熟，地方完成了革命，中央就轻而易举的，轻轻一推就换了过来。
回归到民国初年的联邦体制，对于解决当下的民族与地域分裂，是一种根本出路。1949年之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很多西藏高层为之自杀殉国。汤志敏女士在《愿意恢复中华民国国籍》活动中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透露说，达赖喇嘛实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和达赖喇嘛讨论过这个问题。达赖喇嘛也说中华民国是最理想的中国。这个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的倡议很快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欧洲的蒙维藏汉协谈会的所有的成员，也就是各个民族的成员也都支持这个倡议。这就是说，我们拥护的不是哪个党，哪个人，我们要维护的是中华民国。最初的那个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是五个民族平等。”
地方自治必须在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中寻到妥当性 。如烤火，太近则灼伤，太远则寒冷，与专治制拉开距离则能更好统一国家，香港自治其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民国。与其港独 ，还不如归于中华民国。如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北京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2、民生问题
新辛亥革命三大政治任务中的联邦制，已经为美国成功试验所证实。美国革命建国之后，欧洲革命所艳羡的，所主力学习的，正是美国联邦制。联邦制只要学习美国就要，这个通过例外实验拯救世界的荣耀属于美国。但是民生问题，美国只是幸运的偶然的解决，对其他国家没有示范意义，因此民生问题的解决，三民主义在建国之后以民生为首，以及二十世纪中共吃饭权的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特色，为世界革命的例外和超前实验性。
民族国家之后的革命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辛亥革命基本没有社会革命内涵。但其实社会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仍在，结果变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社会改造。不改造还好，中共越改造越糟。
不解决好民生问题，任何美好的宪法，都不会造成稳定。解决好民生问题，没有宪法也很稳定，有一个坏的宪法，也不会造成不稳定。阿拉伯之春革命，首要问题是民生问题。不肯解决，肯定有第二三波底层革命跟上来。
三民主义在民国奠基成立之后，就立即转变为以民生为主。我在民国诸国父的政治思想和民国之至今的民生政策中找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让人民受益的国家社会主义，与1949之后征收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截然对立。
民生与共产主义不同，民初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大政府乃至控制经济，并不屈取决于有否民生目标，而是取决于官僚体制自身扩张的逻辑和民族国家竞竞争军事化的背景。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作为党内思想路线斗争，而是塑造未来的秩序。
在中国，民生仅仅是政府饭桌地下的喂狗的面包宵。不要直观地看改革时期生活好起来，辛苦干了六十年，总比干了三十年积累的财富要多，好起来不过是面包宵多起来。越努力掠夺越大，面包宵当然也会多起来。还真不是改革的功劳，还是自己干长时间的功劳。
在将来的动荡中，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民众必须从政治翻身解放中，获取政治权利，以获得生存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倒专制，民众将无法存活。同样当下权贵的也受到政治清算而无从逃避，其政治权利也将必被冻结，打为政治贱民。一切围绕着生存展开斗争，而其他的，如自由诉求，都作为辅助或者副产品出现。 仅仅有民主革命或者政体改革远远不够，还需要民生问题和反腐败的解决，甚至需要作为前提或者同时进行，才有平稳的过渡。
我在《民生革命带动民主变革》 将来的革命，决定不是自由为先导的政治革命，而是以民生为主导的社会革命，顺便完成一些选举等政治革命的内容。总之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政治革命，不过是皮之毛也。凡是改革意识形态中认为不重要的，通过政治变革可以自动解决的，在今天，都已演化为例外状态，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且很通过政治变革无法自动解决。相反，凡是改革意识形态认为重要的路径，都错。
底层革命的动力在于生命的防守反击，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免于强制免于剥夺。所以如果是基于生存的革命，一定是保守主义的革命，革命者搞完革命回家睡觉。基于承认的危机，如文人知识分子的革命，有问题。我觉得祸害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参与。我小的时候看姚雪垠《李自成》，知识分子牛金星一来，革命领袖李自成就糟了，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兄弟。
美国革命是基于保守主义革命，也就是为了捍卫已有自由或者古代以来已有的自由与权利的革命。所有革命的爆发，都是复辟。我相信新辛亥革命，会是一种以民生革命为主导，附带完成政治革命部分任务，如普选，政党轮替，司法独立等等的一场革命，由于不存在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混合，不需要通过无限攫取的自由，来保障底层民众的生存，也就是能够基本实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分割，成为一种有限的，保守主义的革命。
3、法政系
对付民族国家外在的敌人，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现代政治思考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对统治官僚的形成，无能为力。黑格尔一生就对官僚体系矛盾不已，往往复复，一方面官僚体系可以维持稳定，并且为精英提供上升，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自由的散失和癌症的强大。而且权贵官僚对外敌的好办法，会被用来对付人民。
辛亥革命承担一个世界历史使命，就是对秦制之后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进行革命。之所以说成，不仅是中国史的，而且要说成世界历史的，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官僚体系，而现代性危机的病源就从此开始。官僚体系是现代性不可承受的重负，几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成型成为巨祸。辛亥革命进行了议会制克制权贵官僚体系的实验，其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文革，对此进行了议会制之外的实验。二十世纪的其他革命，如俄国革命德国革命，都没有如此清晰的渴望。
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神意与当代文明的混乱》中说在任何人类社会的社群中，都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和平与秩序，不过，在某一些时候，被社会传统尊荣，被个人教养与道德支持的尚可容忍的正义，能够给社会带来较长时间的稳定，在另一些时候，父债子还，父辈的罪会落到子女们的身上，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会成长起来，作为神的复仇去反对传统的非正义。这个时代曾使我们得做出如下判断：曾经保证了上能容忍的正义能够实现的人类社群的体系和结构，使自己成为社会混乱和非正义的源泉。
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就是这种经验。当下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统治，就是重复了过去王朝的政治结构，因此孙中山毛泽东所致力于避免的治乱循环再次光临，而其反对的努力，成为对治乱循环进行抵抗的无形性延伸，更大的更加不确定风险更大的一个治乱循环圈。
知识分子——官僚体制美国在二战之后同样趋于政府集权，可见对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的议会制解决，还是有着不足，这在孙中山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尝试”中已经感受到。美国二战之后，承接美国革命和奴隶解放战争，是一个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的衣钵，通过司法审查体系之下的人权运动弥补议会制的不足。而我们的新辛亥革命，正是承接美国革命的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的，在宪法之下的保守主义革命。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得知美国承担文化精神领导权的阶层，是法官是律师，也就是法政系。那么政治司法化运作，行政权从其本源来说，也是从司法权中蜕变出来，同样也纳入司法宪政主义中去。那么法政系取代英国国教会政教合一，政治统治权与文化精神合一的框架，实现政教分离，成为贵族。
中共的最新领导人很多是法学博士，预示着一种报复和轮回。晚清通过公费私费留学和国内设立大量法政学堂，培养了法政系掘墓人，主导了民国。毛泽东一上台，就调整院校消灭法学院，镇压法政系，反右就是对准法政系的。毛泽东死后，法政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回到晚清民国格局。98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法学院毕业生，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也是一种民国当归的格局。
新辛亥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而言，具有一种例外性，与美国政体科学实验一样，承担了去组织化无领导独裁革命的政治实验使命。没有组织化，并不一定没有社会运动。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来看，扁平化的网络，承担了组织化的任务。不需要精英的领导，已经是一个不需要领导，只要帮助就能成事的时代里面。
我最近在海外发表一篇《告别党内性与知识分子主导》，就是试图说明从东欧转型以来，对启蒙革命的超越，对20世纪政党主导革命模式的抛弃。二十世纪就已经比较明显，政党在政治上，已经被社会运动所取代，所以现在秉持组建反对党模式的，是一种可疑的刻舟求剑。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我看到一个超越政党主导模式的革命。 世界革命的潮流，从天鹅绒革命开始，到阿拉伯之春，就朝无组织无领袖发展。在埃及，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领袖能算得上是示威抗议的领导者。其组织联系依赖于互联网，Facebook与Twitter成为埃及示威者联系最大阵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潮流，就是去组织化去领袖化。例如埃及变革中穆斯林兄弟会，也承认不是领袖。
这些“无领袖”运动具有象征性的标志：可以是一个挑选了主要攻击目标和对象，但并没有实际操纵或执行任何计划的一个公众人物，或具有启发性的作者。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做出宣言，一些运动分子可能对这个号召作出反应，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确定的联系。香港“紫荆花“革命””的“领导“，是代表发言人或关注组，或者几十个影星，他们为民众提供的是帮助。
乌坎抗争中的林祖銮接受明报采访，他把乌坎村的胜利，归功于村民空前团结和空前的维权意识，“临时理事会在此次的事件中仅是配角”。民众凝聚，就会产生“无权力者的权力”。 像豆腐花但不压成豆腐。乌坎抗争中的组织化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社会革命中像有堡垒的，由捍卫自己能力的，消灭不掉的例如乌坎，组织化起了很大作用。
大陆政党政治毫无空间，而建设公民社会空间却很大。不可以能否建立起组织作为要求，来作为批判标准。有否反对党党，有否NGO在网络时代的政治运动，已经无足轻重。去组织化是一种无数中心和无数增长点的，就像家庭教会一样，就不容易形成革命独裁体系。
在中共洞尽所有人类已知抵抗手段的前提之下，没有抵抗手段的创新，有新的屠龙术，而迷恋于组织化维权之说，不外乎撞鬼墙不死心，浪费时间。固然没有反对党和政改的空间，怎么会没有公民运动的空间，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且随着各种条件如网络和当局不断制造敌人，如今已经相当大了。现在的群众基础很好，只是抵抗成本太高，不敢行动而已。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但是在现有无比可怕的统治机器面前，无法凝聚政治意识，无法表达政治意志。也许我们的宿命注定如罗马帝国之下的基督教，不需要有足够抗衡的组织性，长时期就足以战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