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日本为何支持辛亥革命
2011年1月2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发表新年外交政策演讲,特意提到梅屋庄吉长期帮助孙文进行革命活动;1月24日,菅直人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再次表示:“成为中国现代化出发点的辛亥革命业已百年。对于领导革命的孙文,当年有许多日本友人支持他。”1月31日,菅直人向在日全体华人致以新春祝贺:“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其领导者孙文先生曾让许许多多的日本人为之深切铭感和强烈共鸣。”
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认为:“日本从政府到财界到民间人士,确在一个时期内客观上‘帮助’了辛亥革命,特别是三井物产,曾在一个时期内是革命党重要的武器提供者。但是,无论是支持革命党还是清政府,日本统治者在当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削弱中国,与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最后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不知梅屋庄吉看到打了引号的帮助,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若起林觉民们于地下,听闻“削弱中国”说,可能会要求冯副会长澄清一个问题:削弱满清是否等于削弱中国?反清不等于反中、反共不等于反华、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不等于民众的利益、消灭德日法西斯是拯救德日人民,不能因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就肆意抹杀、曲解、遮蔽日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事实上,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同情和巨大支持、日本成为中国反清势力的海外大本营,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情感渊源,非简单的功利主义观点所能涵盖。
中国传统推崇忠君、“气节”,朱元璋、毛泽东定鼎之后非议《伯夷颂》,就是因为韩愈赞美宁死不屈、忠于旧主的伯夷“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不利于新主子的统治。为建构忠义价值观并自圆其说,满清站稳脚跟之后,立即把“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的洪承畴、祖大寿等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降将列入“大节有亏”的《贰臣传》。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儒家文化圈视汉族政权为华夏正统。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一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可谓遗民和日韩心态的写照。朝鲜国内用“胡皇”、“清虏”称呼满清,出使满清的朝鲜使节感叹:“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满清“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
华夏讲究“华夷之辨”。不惟朝鲜人自信“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德川家康嫡孙、水户藩第2代藩主德川光圀,受明朝遗民朱舜水和儒学影响,认为未被夷狄殖民的日本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日本大儒山鹿素行提出“日本型华夷思想”:日本的礼用人物与圣人之道相合,所以日本应为“本朝”,满清属于“异朝”,华夷秩序应以天皇“正统相继,未尝易姓”的日本为中心。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剃发之天子也……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江户时代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熊泽蕃山断言北狄(满清)横行的中国已经变质;日本儒家林春胜、林信笃1732年汇编的《华夷变态》,认为“留发不留头”的满清比蒙元还坏:“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于日本而言,满清入主中原,唤醒的不只是蒙元来犯的记忆,还有对蛮狄肆虐华夏的仇恨和鄙视。礼失求诸野。日本儒家认为,“中华”的本质在于文化和精神,不应局限于地域。明治天皇命令国史局总裁:“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日本自称“神州”、“中华”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1871年谈判《日清修好条规》,日本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几经磋商,达成“一中各表”的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但日本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仍坚持用“大清”而非“中国”,理由是“大清”为和文译文。
1886年8月1日,北洋水师济远、定远、威远、镇远四舰造访长崎,13日北洋水兵在长崎妓馆寻乐、酗酒闹事,与日警发生冲突;15日,北洋水兵登岸攻打长崎警察署,严重侵犯日本主权和法律。满清凭借领事裁判权和军舰大炮,不仅未处罚肇事水兵,反而迫使日本政府规定“自即日起,日本全国警察,一律不得配刀”。李鸿章对北洋军纪败坏不以为意:“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
自视为“中华”正统的日本受“夷狄”如此羞辱,“一定要打胜定远”、“驱除鞑虏”顿时成为国家主旋律:“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清国征讨策略》)“国防一事,苟患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天皇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军费,民众捐献达203万元。日本卧薪尝胆、同仇敌忾,以举国之力拼命扩充军备。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与洪门一拍即合,引起日本的强烈共鸣亦属必然。“日本伏尔泰”福泽谕吉听闻戊戌变法,当即发表《关于支那的改革》,认为日本“应当回报几千年来的师恩之国,今后在文明上相互促进,期望两国成为真正的兄弟之国”;武昌起义爆发,日活电影公司创办人梅屋庄吉一次性向武汉革命军捐出的巨款,相当于现在的11亿至15亿日元。日本社会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从2012年10月新一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的名字即可一见端倪:因其生于1952年10月10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其父特意在他的名字中加入了“昌”字。
日清战争
1894年日清战争爆发(甲午战争),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写下讨伐满清的著名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强调“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组建“革命军”,“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1895年1月,宗方叮嘱日军务必“公道至诚、待民如子”,扫除满清的“宿弊伏毒”,打消汉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同一时期刊行的依田百川《国姓爷讨清记》,利用郑成功(母亲田川氏为日本人)的血缘关系强化日本型华夷思想和入侵满清的合理性:“读吧!读吧!诸君。闻名于世的国姓爷,象征日本人,曾与满清激战,写着雄才大略的书啊!攻下台湾吧!理当攻下的。以此慰藉国姓爷之魂,让日本的种子发芽吧!”
日本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福泽谕吉认为这不是两国间的战争,而是“谋求开化的进步势力和妨碍进步的守旧势力之间的战争”。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日清战争对国人心理的冲击非常猛烈:“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精英意识到器物层面的真正进步,必须伴随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的全面革新,洋务运动转向变法自强。
谭嗣同评价日清战争:“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赈之”,“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徵也。”可见民心向背。
因朝鲜而起、争当地区老大的日清战争,国际舆论普遍倾向日本,对日本在朝鲜的改革大为赞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一旦失败会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指责清政府将朝鲜控制得太死,以致“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成为中国毫无色彩和低能的一个翻版”。
有清一代,反抗的民族之多、次数之频繁、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结果之惨烈,堪称世界之最。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时期爆发大小起义42次;康熙时期爆发大小起义23次;雍正时期爆发起义13次;乾隆时期爆发贵州苗族起义、四川藏族起义、甘肃回族和撒拉族起义、湘黔苗族起义等大小起义12次;1796年嘉庆登基,川、楚、陕等省民众即献上大礼:延续10年、震撼全国的白莲教大起义;在台湾义军的配合下,浙、闽、粤渔民的反清战争达到高潮,1805年险些攻克台湾;1813年天理教起义一度杀入皇宫,嘉庆惊呼:“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此后除了太平天国起义,小规模起义多达上百次,个体反抗事件更是多如牛毛。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俄、英、中、法)都揍过满清,尤其是民国(1971年由中共顶替常任理事国席位),不埋葬满清就建立不起来。由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除了加拿大,都曾参加过1900年讨伐满清的八国联军: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匈帝国。内部奋起反抗的民众和外部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均与清政府为敌,态度如此一致,足以证明满清暴政是人类公敌。
抗日战争看似和日清战争一样,都是日本入侵中国,但因满清与民国的不同,欧美等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停地谴责、制裁日本并支援中国抗战,最终结成盟国。倘若满清挨打等于民众挨打、削弱满清等于削弱中国,推翻满清的合理性从何而来?
军国主义的幽灵
把日本“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儒学,对日本崛起和二战惨败均有巨大影响。林罗山、山崎暗斋等日本大儒,将神道、儒学合二为一,名分、仁义、忠孝等儒家观念成为日本神国、天皇神圣的理论依据。开国之后,痛感幕藩体制弊端的维新先驱吉田松阴,受孔子春秋大义、尊王攘夷之启发,首倡效忠天皇的国体论。立志“尊皇倒幕、振兴日本”的坂本龙马,促成倒幕联盟,迫使幕府1867年10月向天皇“奉还大政”。
1882年明治天皇颁授《军人敕谕》,强调日军“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和“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皇、军一体论。儒家、武士道的忠义精神变为爱国忠君,军国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日本列岛徘徊。
周作人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不独尊儒术、不取八股,给西学留下了空间,得益于这种汲取外来文化的优异机制,日本连败满清、沙俄(1905)两大国,成为蒙古帝国(1206—1635)之后唯一敢于挑战西方的亚洲帝国。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猛批儒家:“儒学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慧,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一代相传到末世的今天,简直要变成禽兽的世界”,“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相传敷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此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痛斥儒教扼杀人的自由性灵:“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处于人表,至严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远藤认为孔子没有过错(咎亡于孔氏),错在独尊儒术。
尽管对儒学的批判足够犀利、猛烈,但在日本这片儒家思想浸淫上千年的土壤中,如同姜文认为毛泽东“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的日本精英也未能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
主张“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摒弃”的福泽谕吉,劝喻同胞别像中国人把洋人“当做是四足畜牲一样作践嫌弃”(《劝学书》),自己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对儒学的批判,发展到对“非我族类”的极端蔑视和歧视:孑孓、丑类、乞食流民、猪尾巴(见《时事新报》若干社论),与儒家观念中的化外之民、蛮夷、戎狄豺狼、鬼子何其相似乃尔!虽然井田进也《历史与文本》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对《时事新报》社论是否完全出自福泽之手提出的质疑相当有力,但无论如何,作为《时事新报》的创办者和主笔,福泽难辞其咎,“日本伏尔泰”终未摆脱儒家之阴影。
1879年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提出“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1880年日本国粹派创立志在复兴儒学的斯文会:“未来欲立于天下,舍复兴孔孟之道无径可寻。”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以培养“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忠臣孝子。
满清戊戌变法以流血结束,步履维艰、千呼万唤的君主立宪居然搞出个皇族内阁,最终走向辛亥革命,何以日本君主立宪一帆风顺?这是因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不同于“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中国,毫无“彼可取而代之”的顾虑,在自由通商的世界大势下,任由自由民主的启蒙浪潮席卷日本;日本汲取外来文化机制的优点和特性,使其能借尊王攘夷、君主立宪迅猛壮大国力,之后再用儒家忠孝观念推行皇民教育,平衡、冲淡西化的“负面”因素,军国主义已然成型。
武士道、效忠天皇、皇军一体、日本文明至上、歧视异族,堪称儒学、天朝上国论在日本的综合升级版和加强版。以夏变夷、有道伐无道,在自视为华夏正统的日本看来是天经地义之事。就像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加快了满清崩溃的进程,同时也埋下了二战的导火索,历史总是这么复杂、坎坷,人物、思想、事件往往具有多重性、多面性,必须“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