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我们经常看到对民主的一句警示——多数人的暴政。这在历史上也的确是有先例，例如苏格拉底被以民主表决的形式处死等。其实，在民主问题上，多数人暴政固然要警惕，但少数人假借民主形式而行的暴政是更应该防范。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对民主的认识了解已经日益普遍，那种公然站出来抵制民主的个人或集团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唾弃，于是世界上涌现了许多假借民主形式而大行专制实质的所谓民主国家。它们事实上是披挂民主外衣下的少数人暴政。

如何理解民主形式下的少数人暴政呢？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传说在非洲某个偏僻的部落国家中，忽然实行起了民主，并且据说运转得非常顺利。这对一些老牌民主国家来说，简直是件奇事。这些老牌民主国家就想了解清楚这个偏僻、落后的部落国家如何推行起了民主，于是他们就组织起了一个由民主研究方面的专家与有民主操作经验的政治家参与的“民主考察团”，前往该部落国实地调查、观摩。这个民主考察团赶到该国，历经半年多的现场民主运行调查、观察，发现该国在民主程序上非常严谨，所有民主表决上公开、公平。这个部落国所有事关全国的政策与法规，都无一例外地通过公开民主辩论与民主表决来裁定。就民主表决程序来说，甚至许多老牌民主国家都自叹不如。

然而，当这个民主考察团回到现实中，对该部落国普通民众调查时，他们发现该国民众不仅没有感觉到半点的民主气息，他们的意愿无法得到基本的表达，他们的诉求没有任何途径反应到国家政策与法规中，更悲哀的是那些所谓通过民主表决出来的政策方针及法律法规，居然比原来封建专制时期部落酉长统治更残酷而害民，许多封建专制时期的统治者不敢推行的政策与法规，如今却公然以民主程序的形式而得到通过并在该国大肆为祸，如此使该部落国日益陷入贫富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社会不公，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怨声载道，民变四起的困境。

一个号称严格履行民主程序来通过政策法规的国度怎么会出现如此害民的状况？考察团经过调查发现，所有进入该国参与民主表决的代表或议员们，他们共同都手持一把“金锤子”。而这把金锤子是他们成为代表或议员的必备条件。他们就是用这把金锤子来履行表决程序。当任何法案是否通过时，就以代表或议员举起的金锤子的数量来决定，从表面来看，是真正以民主的多数来裁决的。

当民主考察团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该国能拥有金锤子的人数微乎其微，而这些金锤子持有者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该国的权贵集团成员。如此一批人员通过民主的程序来瓜分资源、掠夺民脂，这就难怪这个部落国家对外宣称是多么民主，且那些参与民主表决的人是多么歌颂这种民主，而该国民众却深受这种所谓民主之害，过着毫无人权与尊严，倍受剥夺的困苦不堪的生活。

这种抽离了民主主体的民主外衣，其危害远比封建专制更烈。原因在于：其一、这种民主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它借用了民主的外在表决形式，对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进行麻痹、欺骗；其二、这种民主具有极强的“集恶机制”。这种假借的民主程序，可以躲开个体参与者的责任。那些所谓通过民主表决的政策法规，最后出来的结果被归之于民主程序下的结果，罪错与否似乎就变得与参与民主表决的个体无关一样。在这种可以逃避个体责任的表决机制中，个体的恶通过团体的集成来达到最大化，从而形成了封建专制时期帝王们不敢做的事，今天统治集团却可以堂皇地假借这种所谓民主形式而大行其道现象；其三、这种民主具有极强的“排优拒变机制”。这种假借起民主外衣的集恶机制，对于社会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一切进步因素具有极强的排斥与扼杀能力。因为这种金锤子代表的表决团体聚集着社会罪恶载体的权贵集团，他们将这个民主表决程序变现成自身参与分利分权的交易场，这样获得权贵群体利益最大化成为他们集体的目标，而任何在其中想引进点良心与公义意识的政策法规，都必然成为这个团体的公敌。所以，进入这种程序中，一切反映社会民众心声，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意见，都成为了异类，成为了众矢之的，必将遭到清剿，被作为“反党集团”、“分裂党”、“自由化份子”等等排挤出局。这样，一则是社会普通民众的意愿被“金锤子”阻塞于外，一则持有金锤子而侥幸挤身其中的良知人士，却成为金锤子团队的众矢之的。这样就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希望完全被扼杀。这种排优拒变的机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顽固反动的机制。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冲破这种民主外衣下的少数人暴政机制，的确具有极大的困难。如果完全依靠外力，那就是传统意义的暴力革命。这不仅会使社会付出沉重的生命与财产代价，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会更延续少数人暴政统治的生命。因为，暴力革命会在一定时期使原本完全丧失合法性的暴政得到某些合法性的临时救济，犹如给濒临死亡的人注射入一剂强身针。同时，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暴力革命中所依赖下的军队式集权机制，无法保证革命后的真正民主实现。当然，要改变这种少数假借民主外衣下的暴政，依靠少数金锤子中成员的良心发现而起来改变，即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改良，事实希望也极为渺茫，简直是俟河之清。因为金锤子集团中在人性恶与制度罪的双重捆绑下，那种能保持良知者微乎其微，偶尔侥幸得存者，真正要想将这个集团扭转时，那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种被假借起的民主外衣会以集团意志的形式将这种个体改良意愿彻底封杀。所以，改变少数人暴政也不能依靠少数者中个别良知人士的努力。那么，如何既能避免付出太大成本的完全依靠外力的暴力革命，又不遥遥无期一味等待体制自身的改良革新？那就唯有寻得外力与内力的合力，只有这种合力的形成，这种少数人假借民主外衣的暴政才能得以扭转。

对于外力与内力结成合力改变局势的情况在《水浒传》中有一经典案例。早期王伦在梁山时，入伙梁山需要提一个人头，即“投名状”。也就是只有不容于社会者，方可容于梁山。这样，梁山就成为一个犯罪团伙聚集地。梁山因为这种犯罪纽带的捆绑，使其凝聚力特别强。外力无法剿灭它，而内部也无力改变它。当年林冲绝路投奔梁山后，一则为梁山的抢掠杀戮犯罪而锥心，一则迫于形势无路可走而不得不委身其中。在这种形势下，要改变梁山实在单凭外力或内力都不行。后来，晁盖劫了“生辰纲”要上梁山而遭到王伦阻止刁难，结果林冲与晁盖内外联手，达成内力与外力的结合，斩匪首王伦，改梁山命运，将一个抢劫杀戮的罪恶梁山转变成替天行道的忠义梁山。试想梁山如果没有晁盖前去入伙，或者没有林冲由内呼应，梁山命运不可能那么小成本地快速得以改变，不可能实现由犯罪团伙到“替天行道”的义师的脱胎换骨。

我们又回到非洲部落国来看看，那种假借起民主外衣的少数人暴政，要想改变，若单指望外力显然不易，若单指望内力也是遥遥无期，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此状况下，唯有外力与内力的结合才是最佳途径。这种少数人暴政国家的外力就是公民社会力量，就是梁山转型中的晁盖力量，而内部良知力量就是改良派力量，就是梁山上的林冲，王伦就是代表顽固、反动、保守势力及其制度。少数暴政社会公民力量与体制内改良派力量有个共同的结合纽带，那就是普世价值及其承诺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诚如前面所言，至今人类公然反对民主者已经极少，就是非洲部落国也假借起了民主形式。那么公民社会与金锤子队伍中的良知人士就共同将这种假借的民主变成真正的民主。如此，这种少数暴政社会自然就转型成真正民主社会。

面对现在世界一些假借起民主外衣的少数暴政社会，一则我们要相信少数者中必然有识时务者，有良知未泯之士，他们肯定会对自己个体人生负责，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会选择追随正义、公理，选择顺应天道、民心。再则民间要努力成长，民间自身中的良知健康力量，即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目标，以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为原则的现代公民社会要壮大。只有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才能促成金锤子集团内良知人士的站出，最终使社会以最低成本达成转型。在此过程中，公民社会力量与统治集团内良知力量可说是一体两面。

在当今世界民主大潮中，我们在警惕民主中多数人暴政的同时，同样要防范少数人假借民主外衣的暴政。要识别、揭露那些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伪民主政权。努力促成公民社会与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共同成长，进而达成社会低成本的和平民主转型，使社会最终挣脱民主外衣下的少数人暴政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