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曾经讲过一些不错的话，胡耀邦在1979年1月27日向理论工作务虚会传达了邓小平的一个讲话，其中提到：“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择，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否定苏联模式的，而且并不抵触普世价值。

现在人们援引邓小平反对“以党治国”的观点，都是根据他1941年的文章《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实际上，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要取消基层党组织的一切特权。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决心进行改革，党就会处在同群众对立的位置。”“要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居高临下的状况。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不限于领导方式方法，有一系列改革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包括各种群众团体，党怎样领导它们，它们自己怎样活动。波兰工人不喜欢官办工会，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会。我们难道一点也没有这个问题？反正过去那套肯定不行就是了。”“这个问题，国际上，比如波兰提出来了，国内也提出来了。要真正想办法改变。如果不改变，……党的各级组织很可能成为四化的障碍。”邓小平很清楚，“党在国上”、“以党治国”，“过去那套肯定不行”了。

上述讲话内容，都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这里面，胡乔木和邓力群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应当也是征得了邓小平本人的同意。事实上，邓小平在1986年第二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时，就不再说这种话了，但是，他仍然重视调整党政关系。他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根据邓小平的思路，在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实行党政分开后，中央财政小组、外事小组、中央政法协调小组仍保留，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改革党的组织形式：（1）各级党委不设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2）撤销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3）精简各级党委机构，减少专职党务干部。（4）企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原则上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逐步向不设或少设专职机构和尽量少配脱产千部的方向过渡。”“政府各部（厅、局）的党组原则上都应撤销。”“企业党委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起监督保证作用。事业单位的党委也应当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职能，起监督保证作用。”“设立国家人事部，主管起草国家公务员法规和提出各种配套措施，负贵职位调查和分类，组织国家公务员考试，并直接管理一定层次的高级公务员。”“实行人事分类管理：（1）党务系统人员，由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2）政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由各级党委推荐，按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3）业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由政府人事部门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或《国家公务员法》进行管理。”

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十三大通过的“党政分开”措施被“一风吹”：重建中央政法委；重建政府各部（厅、局）党组；重建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如教育工委、农村工作部等）；增加专职党务干部（尤其是宣传口和政法口）；继续实行事业单位（如大学）的党委一元化领导；撤销人事部，继续由中共组织部“直接管理一定层次的高级公务员”；取消对党委系统人员、政务类的国家公务员、业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的分类管理，把党群干部一股脑纳入“公务员”系统。但是，江泽民还是把中共的改造放在心上，他提出“三个代表”，试图重建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建设一个“全民党”。由于党内的阻力，他没敢把话说明白。

到了胡锦涛主政时期，党政分开没有了，党的改造也没有了，党的地位重新变得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了。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说，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2008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说：“‘三个至上’是胡锦涛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同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小组讨论时说：“检察机关要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如此看来，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一蟹不如一蟹”。

习近平主政后，大谈人民、宪法，不再讲“三个至上”了。这使一些人受到鼓舞，认为可能出现了新的转机。然而，据称是习近平内部讲话的曝光，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内部讲话”为苏共“党国”的垮台而悲叹：“最后戈尔巴乔夫轻巧的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讲话总结的教训是：“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苏联“819”政变时，专政工具在谁手里呢？在策划政变的国防部长和克格勃头子手中，但是当他们派兵与人民直接对抗的时候，军队、克格勃的中层和基层官兵就阵前倒戈了。这说明，只要没有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再怎么强调“党指挥枪”，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竟无一人是男儿”。

“内部讲话”大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意图以此为标准来整顿“及时行乐”的中共干部队伍。如果这个讲话确是习近平的讲话，就说明他虽然身为习仲勋的儿子，却并不真正了解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的经验教训。正是那一届书记处，抵制了邓力群等人以反对“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否定毛泽东，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为名推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他们针对1980年代中期已经初见苗头的贪污腐败行为，辛辛苦苦地开展的“整党”运动，却以失败告终。“六四”后中共又搞了一次“整党”。事实证明，越“整党”，越腐败，反腐不能靠“信仰”，而要靠制度。

当局现在强调要“凝聚共识”。必须明确指出，“党国”（“党在国上”、“以党治国”、“党指挥枪”）不可能成为共识的内容——体制外人士不能接受，体制内曾经参加过胡赵改革的人士也不能接受；宪政民主主义者（宪政右派）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者（宪政左派）也不能接受。当局如果坚持以“党国”为核心的苏联模式，就不可能与社会中等阶层的主流达成共识，也不可能动员社会底层开展新的“文革”。能够凝聚人心的“中国梦”只能是“宪政梦”，而不能是“党国梦”、“共产梦”。

201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