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里的大学纷纷大兴土木兴建高楼大厦之际，中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乡村中小学却面临着断炊的危险，民谣中所形容的“满清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对于许多乡村学校来说并非夸大其词。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有限的教育经费的“杀贫济富”式的使用方式，使得农村适龄儿童的失学率逐渐上升，农村基础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在一些欠发达的内陆省分出现了较大的反弹。
贫困像一头黑暗中的野兽一样，对花季的孩子们发动了卑鄙的攻击。贫困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精神世界被迫处于荒芜的状况；贫困还直接威胁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健康成长。贫困摧毁了孩子们的梦想，贫困终结了孩子们的希望。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中学一百九十四名学生突然出现集体足掌疼痛的病症。校长接到报告之后，判断为学生都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于是立即通知镇卫生院的医生。医生们全副武装进驻该学校。他们检测了食堂的水、食物，对部分学生抽血化验。但大家发现，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传染病。在调查中，医生们发现，脚痛者多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学生，她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同时，医生也注意到，食堂的大米疑为陈米，且淘洗过多，加工不当，在煮得半熟之后将米汤拿去喂猪，蔬菜常年品种单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学生们家穷，提供不了更多的伙食费，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买肉吃。
于是，医生们怀疑是孩子们脚痛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在给学生补充维生素B1药丸之后的三至五天，他们的脚痛症状逐渐消失了。最后，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严重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疑云总算消除了，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当地的民政部门在获悉这一情况之后，赶紧给学校送来七顿新米、三顿面粉、两头猪和两筐番茄——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学生们享受了一周的免费晚餐猪肉。有嘴馋的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偷偷领取了五份猪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师们商量之后，决定宽容对待。民政部门的“雪中送炭”虽然来迟了，但总比不来要好。但愿这样的支持与帮助不是昙花一现的“偶然”，但愿可怜的孩子们再也不要染上这样的“怪病”。
就在这则消息传出的同时，广州“国际奢侈品展”的新闻报道让读者叹为观止。这次一共展出了超过十亿人民币的奢侈品。其中，有商家推出的每位九万九千元的“世界华筵”，该筵席融合中西菜式于一体，除了“鲍参翅燕”外，还包罗全球一切珍稀的“飞潜动植”。主办方称，该筵席使用的顶级食材有：被称为“食桌尚的黑钻石”的天然松露、法国特级鹅肝、俄罗斯鱼子酱、碗鲍、鲤鱼须等。原料要求也非常高，如辽宁参只要尖、鱼只选软骨、香料只用土耳其“香料皇后”，就连华筵上喝的茶都是用珍贵的“生命之水”泡出来的“茶中状元”。供应商表示，他们还专门为参席者准备了价值高达两千万元的唐代镂金餐具和精雕细琢的象牙筷子进食。参与制作华筵的也是世界美食评为、名家鲍王和烹饪宗师等大师级的人物，而且由于食材难找，享用者需要提前半年预定。目前虽然还没有人订食该华筵，但已经有不少富豪对此表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样的筵席能够让人有“至尊体验”。
一边是十万元一顿的华筵的至尊体验，一边是由于营养不良而出现的贫困地区学生集体患上的“怪病”，如此鲜明的对比，实在超过了老杜当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咏叹。拖布卡中学的孩子们毕竟是幸运的，不仅没有患病，还因祸得福，获得了打牙祭的机会。然而，这场虚惊凸现出农村孩子的生存困境。昔日鲁迅呼吁新一代的国民应当具备健全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百年之后这一呼吁仍然是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及。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家庭，处于世界银行颁布的贫困标准之下，这些家庭中的孩子长期营养不良，其身体和智力的发育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当失学女孩杨芳跳崖自杀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记者前去该村庄采访，他们发现这里的农民家家差不多都与杨家一样贫穷。杨英芳的宿舍有八位同学，每月生活费都控制在一百元左右。除了去车站取家里带来的干粮，她们周末基本不出校门，在她们的意识里，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没有买衣服这个概念。杨英芳最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买过一本参考书，她一直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本参考书。学校里每学期每个班都有三个贫困补助名额，虽然每人只有一百元，却是大家拼命争取的目标。贫困生实在是太多了，农村的孩子很难分得出谁更穷一点。因此，每当这个时候，班主任洪老师就感到十分为难。
中国第一部赴西部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日记《西部的家园》，讲述了诸多大学生们在西部地区的震撼性体验，以及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惨不忍睹的现状。一位大学生写道：“我们走在一条曾经辉煌的道路上，千年的金戈铁马、夕阳古栈在历史的车轮闪回间时隐时现，沧桑的敦煌飞天与悠远的驼铃声在岁月的流逝中回响缠绵，我们走在一条充满感动的道路上。在那一片戈壁荒漠中，纵然被干旱摧残折磨，却依然不屈地展现出希望的绿色，这一抹绿色宣告了生命的活力，在那一排排土坯旧瓦里，纵然被贫瘠抽打压制，却依然传出渴望知识的诵读声。这声音的力量不觉令人震撼。”但是，这声音却是那样的脆弱，随时可能被外力所中断。一名支教的大学生写道，一个学期下来，他班上的学生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我在农村的墙壁上经常看到这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但是现实生活往往是标语的反面——如果标语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那么标语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由于中西部地区乡一级的财政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教育经费便成为最容易拖欠和挪用的部分。于是，一所又一所的农村学校被迫关闭，一个又一个的农村教师被迫离开。由于缺乏合格的师资，许多乡村的中小学校不得不使用临时的“代课教师”。在甘肃省，多达四万两千人的代课教师多分布在农村中小学。据调查显示，三成以上的代课教师只有初中以及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近两成的人每月仅有不足一百五十元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即便如此，代课教师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工资也经常遭到拖欠。然而，那些自以为是地制定教育经费分配计划的官员们，一心以巨资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却对乡村基础教育的困境置若罔闻。因为向大学注入经费，最容易看到“成效”，比如堂皇的教学楼和图书馆，美丽的大学校园等等，这一切可以被教育官员们标榜为自己出色的政绩；而向乡村中小学注入经费，则最不容易看到成绩，那是一片干涸已久的土地，一点点的泉水根本不可能滋润它，它需要的是各种资源的持久的注入，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谁愿意去承担呢？
农村的孩子们是一个被“主流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还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九年制的义务教育，便开始在田间地头劳作，便开始踏上外出打工的旅途，便开始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风餐露宿。他们的童年过早地结束了，还没有成年便加入“民工”的行列。中国的富裕能够依靠这些孩子的血汗吗？近代以来，日本的崛起让许多中国人羡慕，他们都想寻求日本强大的秘密。昔日，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国力尚若，民众尚贫。明治天皇到一所小学中访问，当他看到孩子们的午餐只是小小的饭团，心里十分难过，立即变卖了宫中的各种奢侈品，并号召民众都来捐款，让学校的孩子们都能像西方的孩子一样吃到牛肉。日本的富强不是没有理由的，索尼、丰田、东芝、松下这些日本品牌之所以风行世界，起始之处便在于学生饭碗中的食物。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小故事，会让今天乡村小学“怪病”四起的中国惭愧吗？
官员们却并不感到惭愧。“怪病”事件传开之后，当地的一名主要官员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却不愿将学生集体脚痛解读为贫困的结果。尽管他不得不承认当地“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却十分担心由于该事件导致“地方形象受损”。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面子”当然比“孩子”重要。该官员不厌其烦地解释说，学生们的生病，孩子们的家庭贫困，并不是政府部门的过错，而是一种可以理解“自然因素”。当地干旱缺水，只能种植土豆、红薯、玉米等经济价值不高的农作物；这里地势高低不平，农户分散，很难实行公司加农户那样的规模化种养经营。所以，当地农民难以致富，孩子们缺少营养也是大自然的错。
这一解释似乎无懈可击。官员们的思路确实与普罗大众不同，人家之所以能够当上官员，当然是有其过人之处的。至少比普通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官员在面对记者的时候，立刻便彰显出超凡的政治素质来——哪个平头百姓会由一起普通的新闻事件联想到宏大的“地方形象”来呢？哪个普通百姓会如此大公无私、时刻牵挂着“地方形象”的优劣呢？人家既然当上了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自然就把整个辖区当作自己的家。人人都爱自己的家，人人都爱自己的面子，这位了不起的官员却能够爱整个辖区，念念不忘要维护这块地方的“面子”，真是伟大的人民公仆。
但是，对我来说，只相信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忘记孩子、苛待孩子、轻视教育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