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实证政治学观点
任何政治进程都是进化的过程，哪怕经历残酷革命与血腥战争。这不是企盼天下大乱乃至世界大战，而是说革命暨战争只是进化里的小细节。人类社会之于宇宙之微小不用细说，但前者是后者的进化结果无疑；国家政治之于人类社会一旦不具备文明可观测性，前者也会被历史忽略，但不管怎么忽略（事实上，文明分类理论已经这么做了），被忽略暨消失的文明仍是进化的结果。
引用自然科学未证实的理论来研究政治学，特别是我所主张的实证政治学[注1]，似乎是不严谨的。但若宇宙大爆炸理论成立，那么，人类社会里面的任何分裂从国土划开到社团分化再到家庭分立门户，无疑都是合乎「天道」的进化，扩张、重组、分裂、新生等等都在进化之内。在实证政治学视角下，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今天中国基于能源战略「重返非洲」，而人类初祖时期离开非洲到达现今意义上的中国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第二，开创美国历史的五月花号的殖民者，他们不可能预想到艰难立足三百多年后，其后裔会进行火星探索。而无论中国重返非洲（相对于毛时代对非洲经援而言的重返）还是美国探索火星，放在人类大历史背景下，前者是时间上的进化，后者是空间上的进化，尽管中美之间还存在战争（那样的进化细节）之可能。
可以说，不能从超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进化，就不可能有清晰的历史观。换言之，仍然是被历史唯物主义蒙蔽的状态。之于中国的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同样需要进化伦理支持。在另一端，也就不必以“五不搞”[注2]、“三自信”[注3]之类的说为必要真理。
一、尖锐批判：前南联盟比前苏联更有参照意义
中共最高统治层近年来关于政治制度的重大表态如“五不搞”、“三自信”，无疑是拒绝进化的表现。不管政治变化是何种取向亦无论此变化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进化是不可能被阻止的。在比较政治学意义上，我们更可以用苏联东欧变化印证之。如前联盟（南斯拉夫）被米洛万•吉拉斯确认为“不进化”的分析样本，但最终它不仅被迫进化了，而且还印证了吉拉斯的担心，尽管吉拉斯并未把国土划开视为进化之一种（或细节）[注4]。
吉拉斯对政治进化的界定很清楚也很狭义，此也是他作为上世纪冷战朝代最受西方尊重的社会主义异见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吉拉斯之所以狭义地确定政治进化含义，是因为他的分析以苏联体制为批判对象，以南斯拉夫现实政治为实证。他指出：共产主义没有进化，从本质上看，它不可能进化成民主主义[注5]；共产主义将会促成工业社会出现，工业社会里出现的新势力会对抗由革命专政堕落为反动专制的新阶级[注6]。
第一种情形中，共产主义不会在狭义进化上进入民主，就像苏联体制不会出现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之状，南斯拉夫当然也不会出现多民族联合。两者终于在最后解体，仍是广义进化的结果。当然，这不是批评吉拉斯的逻辑不严谨，而是学术视角不同，从而也对进化的界定不同。之于第二种情形，更是进化的证明，新势力对抗新阶级是一种必然，其苏联及南斯拉夫的政治直接结果是否定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权高于一切”的观念。这种进化实质上也是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庞大利益集团的历史报应，因为他们的革命专政并未给社会带来良好秩序，相反在国家富强的表面之下社会精神极为贫困，而新阶级的精神实现就成了财产特殊占有（特权），从而使国家政治堕落成了反动专制。
新势力兴起是工业化社会来临的必然结果，可谓吉拉斯最伟大的理论预见，即便他的进化观点有所欠缺，相对于其伟大的理论预见仍瑕不掩玉也！新势力的兴起，在中国语境下或已往的实证政治学里面，是精英分化现象。由于过来我的一些专门论述[注7]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二、文化差异：比文明更准确的分析手段
关于“文化”之精神内涵（如史观）与“文明”之物质表现（如建筑）究竟何者更能描述人类不同群体的内部传承，是个争论巨大的问题。之于我个人偏好，在相对宏观的历史上方面，我用“文明”来描象历史，如本文开头所比较的人类先祖由非洲到中国、美国最初殖民者不曾想象其后人探索火星，等等。对等的偏好侧是用“文化”来描述现存状态，如以“中华文化共同体”来替代“中华民族”，更能表现出历史传承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
涉及到进化特别是政治进化，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显然比前苏联及南联盟更有历史条件。这方面条件明显地是：（一）表现为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道统观念，最终是怀天下而非念君主；（二）与前项有关，知识分子的良心观念造成了中国式的古典自由，从传说中击壤之歌（帝力于我何）经鲍敬言[注8]《无君论》到黄宗羲《原君》以及唐甄《室语》，都对君主负作用有深刻反思；（三）处于政治权力核心层的人物的历史荣誉感虽然很个人化，但它确实是泛南斯拉夫文化中所没有的。第三项几乎支撑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具体到“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德砥砺虽非源于改革目标，但它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文天祥在正式投赴国难之前实际上是侈奢挥霍的官员，只是被国难危局激发了最深层道德意识，才断然舍弃奢霍。
在以上文化背景下，我们也不难理解历经反右与文革之政治灾难后，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还会在党性与人性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体制内高官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异议，固然值得敬佩，但相对于中国的胡赵乃至此前的林彪[注9]、刘少奇诸体制内异见者，吉拉斯仍是稀缺的文化产品。在统治集团内部，经过“六四事件”之后的政治清洗，虽然使开明政治暨知识分子道统遭受严重打击，但是，选择新制度模式的呼声仍然不断。这些集中表现在对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尽管民主社会主义被保守派指为邪路[注10]。
三、制度设想：作为交集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学术逻辑上，中国知识分子道统体系所阐发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设想，与吉拉斯有着一致性。吉拉斯批判共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进化，其目的在于寻找“民主的社会主义” 可能性。他给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三要素分别是政治民主（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两党或多党制）、经济自由（抛弃单一计划）、思想自由（打破意识形态垄断）。当然，他也有非常功利的考量，即用此制度设计来解决南斯拉夫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如云“民族问题只能通过民主化，即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多党制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注11]。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至今未退且持续产生影响，也是体制内开明派（无论其职位高低或在位与否）与体制外异议的一个重要交集。在表达策略上，他们有两项技术性选择：其一，以批判苏联体制特别是斯大林模式为指向，推导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功利性[注12]，尽管远比吉拉斯要温和；其二，推销顶层设计观念，明确指向一党两派或多派之改革目标[注13]，尽管远比吉拉斯要保守。
仍如前述，不必把“邪路”论与“五不搞”、“三自信”之类的基于克宫之学的东西当作必要真理，因为即便不考虑其表达技术（技巧），也可以看到后威权时代（或称其为“半威权时代”）的巨大危机。其政治负资产足以对整个统治集团产生积羽沉舟的后果，所谓公信力危机不过是“党的领导”的绝对危机。因此，体制内改革派会主动地将公信力与改革路线图联系起来，以至于细化到操作环节，如许小年对“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构想[注14]。与改革细化相对立，习李新政的来临以大部制改革为嚆矢，或曰以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而没敢推出整体性思路。这恰好说明，只要真正开启顶层设计系统方案，就必然会涉及到民主社会主义之制度选择。
在全球金融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学界对北欧经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出现了相当怀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之后，北欧改革起步并有了良好的预期。比如说，为破解公营的低效率，丹麦和挪威的公共服务正在引入私营元素，与之相伴是政府更加透明[注15]；再比如，为破解高福利困局，丹麦不仅缩短了失业金领取的年限（四改二），而且“取消了一项年满60岁可提前退休的制度”[注16]。中国在技术性改革（仿模）方面已经表示推迟退休年龄，更表示公共服务引进私营元素，但是在政府更加透明方面还是不敢进行实质推进。其状即如前谓公信力危机就“党的领导”的绝对危机。同时，此状也彻底否定了“中共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陈词滥调。
更本质地说：不能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福利与人权的制度，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是民主性质的制度；反之，人权与福利充分的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民主的，政府也必然是透明的。
结语：更隐秘的特殊利益
“政府透明——北欧模式”显然会被统治集团上层所拒绝，认为此为邪路无疑。但是，随着知情权作为人权之要素在信息（网络）时代的扩张，人们必然会质疑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国家机密存在——民主社会主义北欧若有土壤污染状况，某个政府会拒绝公开相关数据吗？
如此之众的国家机密其实质是保护中共本身这个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各个分支利益集团持续受益也不在话下。仅仅限于知情权作为人权而论，历史知情权实质上是一种远期人权，但由于统治集团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控制（尽管表面有些放松），其垄断性亦推进了特殊利益化的进程。
以上理论界定似乎不好理解，但背后却隐藏着更大问题，即压住历史与现实的知情权、进而拒绝制度进化，是避免被清算的最好也最无奈的办法。一个社会越是有进化的可能，清算的发生概率就越大。因此，让统治集团进入进化程序，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免除清算的恐惧”（这是个老话题，至少之于我如此[注17]）。而在转型之初，能否提出放弃清算对体制外异议与体制内开明派来说，才是一个最需要确立的交集。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而且更是个政治策略问题。换言之，举凡“五不搞”、“三自信”、“邪路”论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更谈不上理直气壮，仅仅是对清算的恐惧的策略性表达。
2013年2月初构思（上下篇），中旬准备主要文献；3月初初稿，3月16至17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实证政治学，是从经济学套化而来的概念，即比照“实证经济学”，尽可能在政治学特具的规范性下进行符合现实政治本质的诠释。最好的实证政治学是历史学，它以大量的经验案例解析告诉人们应遵循的政治道德并且这些道德警示被不同的文明所认可。
[2]五不搞，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四次会议做工作报告时（2011年3月10日），提出的政治制度界定，是为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3]三自信，是指中共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此，体制内学者有大量解读，如京华时报网2012年11月19日报道，“北京代表团胡鞍钢谈十八大报告感受，体现道路理论制度的三自信”（记者：孙乾）；再如人民网2012年12月5日转刊《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衣俊卿：坚定中国特色三自信”，等等。
[4]1972年，吉拉斯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南斯拉夫现在看起来很强大，很稳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由于政治改革被延误，南斯拉夫已经危机四伏。其中，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面临的最主要危险，尤其是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转引自项佐涛著《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P195；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5]&[6]同[4]引项著，P193，但是，源文献均非出自吉拉斯《新阶级》书。
[7]精英分化的实证政治学研究，参见拙文，“‘新阶级’自我实现诉求——精英分化推动社会大转型”，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2012年11月1日。此处的“新阶级”之含义与吉拉斯新阶级概念不同，而是与他所指的“新势力”完全一致。
[8]如果不做相对专业如哲学史与言论史的研究，学者们一般不会关注历史人物鲍敬言（推测为东晋人）。鲍敬言无君论思想是东汉皇权体系崩溃之后的重要反思，他认为：（一）君主及他的政府的产生，不是人类自然现象，恰恰相反，正是强者用暴力夺取来的；（二）君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理想社会就是没有君主的社会，人们过“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P203&P205；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1979（第2版）。
[9]关于林彪在1971年“9•13事件”中的作用问题，目前已有大量质疑，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林不是一个阴谋夺权者，而是一个反对毛极权统治的志士。可参见《炎黄春秋》2013年3月号文章，“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作者，刘家驹）。其中，“《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P48，全文在P45－49）之论尤为新颖。
[10]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11月10日转引人民网消息，“专家：‘邪路’指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此处的专家是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峰教授，该消息在人民网的原题是“张峰：如何正确理解不走‘老路’与‘邪路’”。
[11]同[4]，转引自项著，P196。
[12]此为“选择另一种方式的社会主义”之主张。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2月25日文章（第49版〈视野〉），“莫德罗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作者：陆南泉）。“选择另一种方式的社会主义”是该文的一个小标题。
[13]具体表述为“一党引领共识、两派竞争组阁、多党参政审议”。参见萧功秦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P171；萧著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此书是文集，萧的具体论述环境为“我看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全文，P170-176）。
[14]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1月14日文章（第47版〈观察家〉，“改革路线图与公信力”（作者：许小年）。
[15]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13年2月2日一期，“下一个超级模范”；新华社《参考消息》2月5日译介，“北欧国家：下一个超级模范”，第10版〈副刊天地〉。
[16]同[15]，“越来越少”，“破解‘高福利困境’”，第11版。
[17]早在1998年，我就提出“让中共免除被清算的恐惧”之论。吊诡的是，这也成为中共专政机关对我进行刑事惩处的依据，其指曰：“1998年11月3日，綦彦臣在香港反动刊物《开放》（1998年11月号）上发表文章《让中共免除被清算的恐惧——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应有之道》，造谣惑众，攻击党的领导，诬蔑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暴政’，煽动推翻现国家政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的‘民主宪政’。”引自沧国安诉字[1999]第1号《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之后，起诉书[沧检（2000）24号]对《开放》杂志未冠以“反动”二字，而至判决书（[2000]沧刑二初字第49号）又恢复“反动”二字之冠。
引言：实证政治学观点
任何政治进程都是进化的过程，哪怕经历残酷革命与血腥战争。这不是企盼天下大乱乃至世界大战，而是说革命暨战争只是进化里的小细节。人类社会之于宇宙之微小不用细说，但前者是后者的进化结果无疑；国家政治之于人类社会一旦不具备文明可观测性，前者也会被历史忽略，但不管怎么忽略（事实上，文明分类理论已经这么做了），被忽略暨消失的文明仍是进化的结果。
引用自然科学未证实的理论来研究政治学，特别是我所主张的实证政治学[注1]，似乎是不严谨的。但若宇宙大爆炸理论成立，那么，人类社会里面的任何分裂从国土划开到社团分化再到家庭分立门户，无疑都是合乎「天道」的进化，扩张、重组、分裂、新生等等都在进化之内。在实证政治学视角下，来看两个案例：第一，今天中国基于能源战略「重返非洲」，而人类初祖时期离开非洲到达现今意义上的中国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第二，开创美国历史的五月花号的殖民者，他们不可能预想到艰难立足三百多年后，其后裔会进行火星探索。而无论中国重返非洲（相对于毛时代对非洲经援而言的重返）还是美国探索火星，放在人类大历史背景下，前者是时间上的进化，后者是空间上的进化，尽管中美之间还存在战争（那样的进化细节）之可能。
可以说，不能从超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进化，就不可能有清晰的历史观。换言之，仍然是被历史唯物主义蒙蔽的状态。之于中国的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同样需要进化伦理支持。在另一端，也就不必以“五不搞”[注2]、“三自信”[注3]之类的说为必要真理。
一、尖锐批判：前南联盟比前苏联更有参照意义
中共最高统治层近年来关于政治制度的重大表态如“五不搞”、“三自信”，无疑是拒绝进化的表现。不管政治变化是何种取向亦无论此变化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进化是不可能被阻止的。在比较政治学意义上，我们更可以用苏联东欧变化印证之。如前联盟（南斯拉夫）被米洛万•吉拉斯确认为“不进化”的分析样本，但最终它不仅被迫进化了，而且还印证了吉拉斯的担心，尽管吉拉斯并未把国土划开视为进化之一种（或细节）[注4]。
吉拉斯对政治进化的界定很清楚也很狭义，此也是他作为上世纪冷战朝代最受西方尊重的社会主义异见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吉拉斯之所以狭义地确定政治进化含义，是因为他的分析以苏联体制为批判对象，以南斯拉夫现实政治为实证。他指出：共产主义没有进化，从本质上看，它不可能进化成民主主义[注5]；共产主义将会促成工业社会出现，工业社会里出现的新势力会对抗由革命专政堕落为反动专制的新阶级[注6]。
第一种情形中，共产主义不会在狭义进化上进入民主，就像苏联体制不会出现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之状，南斯拉夫当然也不会出现多民族联合。两者终于在最后解体，仍是广义进化的结果。当然，这不是批评吉拉斯的逻辑不严谨，而是学术视角不同，从而也对进化的界定不同。之于第二种情形，更是进化的证明，新势力对抗新阶级是一种必然，其苏联及南斯拉夫的政治直接结果是否定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权高于一切”的观念。这种进化实质上也是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庞大利益集团的历史报应，因为他们的革命专政并未给社会带来良好秩序，相反在国家富强的表面之下社会精神极为贫困，而新阶级的精神实现就成了财产特殊占有（特权），从而使国家政治堕落成了反动专制。
新势力兴起是工业化社会来临的必然结果，可谓吉拉斯最伟大的理论预见，即便他的进化观点有所欠缺，相对于其伟大的理论预见仍瑕不掩玉也！新势力的兴起，在中国语境下或已往的实证政治学里面，是精英分化现象。由于过来我的一些专门论述[注7]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二、文化差异：比文明更准确的分析手段
关于“文化”之精神内涵（如史观）与“文明”之物质表现（如建筑）究竟何者更能描述人类不同群体的内部传承，是个争论巨大的问题。之于我个人偏好，在相对宏观的历史上方面，我用“文明”来描象历史，如本文开头所比较的人类先祖由非洲到中国、美国最初殖民者不曾想象其后人探索火星，等等。对等的偏好侧是用“文化”来描述现存状态，如以“中华文化共同体”来替代“中华民族”，更能表现出历史传承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
涉及到进化特别是政治进化，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显然比前苏联及南联盟更有历史条件。这方面条件明显地是：（一）表现为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道统观念，最终是怀天下而非念君主；（二）与前项有关，知识分子的良心观念造成了中国式的古典自由，从传说中击壤之歌（帝力于我何）经鲍敬言[注8]《无君论》到黄宗羲《原君》以及唐甄《室语》，都对君主负作用有深刻反思；（三）处于政治权力核心层的人物的历史荣誉感虽然很个人化，但它确实是泛南斯拉夫文化中所没有的。第三项几乎支撑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具体到“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德砥砺虽非源于改革目标，但它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文天祥在正式投赴国难之前实际上是侈奢挥霍的官员，只是被国难危局激发了最深层道德意识，才断然舍弃奢霍。
在以上文化背景下，我们也不难理解历经反右与文革之政治灾难后，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还会在党性与人性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体制内高官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异议，固然值得敬佩，但相对于中国的胡赵乃至此前的林彪[注9]、刘少奇诸体制内异见者，吉拉斯仍是稀缺的文化产品。在统治集团内部，经过“六四事件”之后的政治清洗，虽然使开明政治暨知识分子道统遭受严重打击，但是，选择新制度模式的呼声仍然不断。这些集中表现在对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尽管民主社会主义被保守派指为邪路[注10]。
三、制度设想：作为交集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学术逻辑上，中国知识分子道统体系所阐发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设想，与吉拉斯有着一致性。吉拉斯批判共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进化，其目的在于寻找“民主的社会主义” 可能性。他给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三要素分别是政治民主（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两党或多党制）、经济自由（抛弃单一计划）、思想自由（打破意识形态垄断）。当然，他也有非常功利的考量，即用此制度设计来解决南斯拉夫复杂的民族主义问题，如云“民族问题只能通过民主化，即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多党制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注11]。
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至今未退且持续产生影响，也是体制内开明派（无论其职位高低或在位与否）与体制外异议的一个重要交集。在表达策略上，他们有两项技术性选择：其一，以批判苏联体制特别是斯大林模式为指向，推导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功利性[注12]，尽管远比吉拉斯要温和；其二，推销顶层设计观念，明确指向一党两派或多派之改革目标[注13]，尽管远比吉拉斯要保守。
仍如前述，不必把“邪路”论与“五不搞”、“三自信”之类的基于克宫之学的东西当作必要真理，因为即便不考虑其表达技术（技巧），也可以看到后威权时代（或称其为“半威权时代”）的巨大危机。其政治负资产足以对整个统治集团产生积羽沉舟的后果，所谓公信力危机不过是“党的领导”的绝对危机。因此，体制内改革派会主动地将公信力与改革路线图联系起来，以至于细化到操作环节，如许小年对“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构想[注14]。与改革细化相对立，习李新政的来临以大部制改革为嚆矢，或曰以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而没敢推出整体性思路。这恰好说明，只要真正开启顶层设计系统方案，就必然会涉及到民主社会主义之制度选择。
在全球金融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际学界对北欧经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出现了相当怀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之后，北欧改革起步并有了良好的预期。比如说，为破解公营的低效率，丹麦和挪威的公共服务正在引入私营元素，与之相伴是政府更加透明[注15]；再比如，为破解高福利困局，丹麦不仅缩短了失业金领取的年限（四改二），而且“取消了一项年满60岁可提前退休的制度”[注16]。中国在技术性改革（仿模）方面已经表示推迟退休年龄，更表示公共服务引进私营元素，但是在政府更加透明方面还是不敢进行实质推进。其状即如前谓公信力危机就“党的领导”的绝对危机。同时，此状也彻底否定了“中共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陈词滥调。
更本质地说：不能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福利与人权的制度，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是民主性质的制度；反之，人权与福利充分的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民主的，政府也必然是透明的。
结语：更隐秘的特殊利益
“政府透明——北欧模式”显然会被统治集团上层所拒绝，认为此为邪路无疑。但是，随着知情权作为人权之要素在信息（网络）时代的扩张，人们必然会质疑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国家机密存在——民主社会主义北欧若有土壤污染状况，某个政府会拒绝公开相关数据吗？
如此之众的国家机密其实质是保护中共本身这个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各个分支利益集团持续受益也不在话下。仅仅限于知情权作为人权而论，历史知情权实质上是一种远期人权，但由于统治集团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控制（尽管表面有些放松），其垄断性亦推进了特殊利益化的进程。
以上理论界定似乎不好理解，但背后却隐藏着更大问题，即压住历史与现实的知情权、进而拒绝制度进化，是避免被清算的最好也最无奈的办法。一个社会越是有进化的可能，清算的发生概率就越大。因此，让统治集团进入进化程序，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免除清算的恐惧”（这是个老话题，至少之于我如此[注17]）。而在转型之初，能否提出放弃清算对体制外异议与体制内开明派来说，才是一个最需要确立的交集。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而且更是个政治策略问题。换言之，举凡“五不搞”、“三自信”、“邪路”论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更谈不上理直气壮，仅仅是对清算的恐惧的策略性表达。
2013年2月初构思（上下篇），中旬准备主要文献；3月初初稿，3月16至17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实证政治学，是从经济学套化而来的概念，即比照“实证经济学”，尽可能在政治学特具的规范性下进行符合现实政治本质的诠释。最好的实证政治学是历史学，它以大量的经验案例解析告诉人们应遵循的政治道德并且这些道德警示被不同的文明所认可。
[2]五不搞，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第四次会议做工作报告时（2011年3月10日），提出的政治制度界定，是为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3]三自信，是指中共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此，体制内学者有大量解读，如京华时报网2012年11月19日报道，“北京代表团胡鞍钢谈十八大报告感受，体现道路理论制度的三自信”（记者：孙乾）；再如人民网2012年12月5日转刊《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衣俊卿：坚定中国特色三自信”，等等。
[4]1972年，吉拉斯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南斯拉夫现在看起来很强大，很稳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由于政治改革被延误，南斯拉夫已经危机四伏。其中，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面临的最主要危险，尤其是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转引自项佐涛著《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P195；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5]&[6]同[4]引项著，P193，但是，源文献均非出自吉拉斯《新阶级》书。
[7]精英分化的实证政治学研究，参见拙文，“‘新阶级’自我实现诉求——精英分化推动社会大转型”，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2012年11月1日。此处的“新阶级”之含义与吉拉斯新阶级概念不同，而是与他所指的“新势力”完全一致。
[8]如果不做相对专业如哲学史与言论史的研究，学者们一般不会关注历史人物鲍敬言（推测为东晋人）。鲍敬言无君论思想是东汉皇权体系崩溃之后的重要反思，他认为：（一）君主及他的政府的产生，不是人类自然现象，恰恰相反，正是强者用暴力夺取来的；（二）君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理想社会就是没有君主的社会，人们过“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P203&P205；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1979（第2版）。
[9]关于林彪在1971年“9•13事件”中的作用问题，目前已有大量质疑，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林不是一个阴谋夺权者，而是一个反对毛极权统治的志士。可参见《炎黄春秋》2013年3月号文章，“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作者，刘家驹）。其中，“《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P48，全文在P45－49）之论尤为新颖。
[10]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11月10日转引人民网消息，“专家：‘邪路’指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此处的专家是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峰教授，该消息在人民网的原题是“张峰：如何正确理解不走‘老路’与‘邪路’”。
[11]同[4]，转引自项著，P196。
[12]此为“选择另一种方式的社会主义”之主张。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2月25日文章（第49版〈视野〉），“莫德罗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作者：陆南泉）。“选择另一种方式的社会主义”是该文的一个小标题。
[13]具体表述为“一党引领共识、两派竞争组阁、多党参政审议”。参见萧功秦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P171；萧著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此书是文集，萧的具体论述环境为“我看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全文，P170-176）。
[14]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1月14日文章（第47版〈观察家〉，“改革路线图与公信力”（作者：许小年）。
[15]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13年2月2日一期，“下一个超级模范”；新华社《参考消息》2月5日译介，“北欧国家：下一个超级模范”，第10版〈副刊天地〉。
[16]同[15]，“越来越少”，“破解‘高福利困境’”，第11版。
[17]早在1998年，我就提出“让中共免除被清算的恐惧”之论。吊诡的是，这也成为中共专政机关对我进行刑事惩处的依据，其指曰：“1998年11月3日，綦彦臣在香港反动刊物《开放》（1998年11月号）上发表文章《让中共免除被清算的恐惧——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应有之道》，造谣惑众，攻击党的领导，诬蔑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暴政’，煽动推翻现国家政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的‘民主宪政’。”引自沧国安诉字[1999]第1号《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之后，起诉书[沧检（2000）24号]对《开放》杂志未冠以“反动”二字，而至判决书（[2000]沧刑二初字第49号）又恢复“反动”二字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