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请关注一下北京大学当年学生右派今日的境况。
50年前，我们响应号召在校园里搞起“大鸣大放”，揭露了一些官僚特权之类的“三害”现象，进而提出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以消除“三害”根源。但却由此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诬为人民的敌人，给扣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囚徒和贱民。
1979年之后北大学生右派全部得到“改正”。虽然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听到，却总算有了工作机会。我们仍然珍惜它，努力把被摧残得所剩无几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然而许多同学早已弃尸沟壑，连这迟到的、不完备的“改正”也永远见不到了。
如今我们这些幸存者已经全部进入老年，最年轻的也已将近七十，本该安度晚年了。可是，反右之后二十多年中我们身心备受摧残，“改正”又不到位，为我们的老年生活抹上了浓重的阴影，使我们的心不得安宁。有的人错过了婚娶年龄，没有家庭子女和亲人，孤苦一身，晚境凄凉；有的人家庭关系被严重扭曲，甚至受到亲友的怨恨和歧视；……。究其原因，都是由于与对待文革受害者的做法不同，没有向我们赔礼道歉，没有为我们公开正名。所以有些人至今仍然把我们看成怪物、神经病、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多年来父母家人和亲朋好友或是作过许多牺牲和付出以帮助我们活下来，或是受到牵连吃苦遭罪被摧残；由于“改正”后我们没有得到经济补偿，现在的退休待遇也比别的同学低，只够自己生活，无力给亲友物质上的回报，以表达实实在在的歉意。在他们面前总是欠着一身还不清的债。
今年5月19日，我们几个同学联名致函北大党政领导，要求赔偿道歉。至今未见答复。其实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当年学生右派都只十几二十岁，还有不满十八的未成年人。鲜花正含苞待放，太阳才冒出山岗。我们遭受的伤害和损失最惨重，也最无辜最冤枉。北大右派成百上千（物理系1954级本来划了100个，超过50%，后被保下40，还剩60）。学生们政治上没有私心杂念，把“大鸣大放”当成了平日的课堂讨论，务求探明真相，揭示真理。谁知掉进了预设的陷阱，成了待宰的羔羊。毁了渴望成为文豪或科学家的理想与前程，甚至丢了性命。家庭也跟着灾难深重，父母操碎心痛断肠，也有右派学生的母亲承受不了而自杀身亡……。
我们在艰难屈辱中咬牙活下来，决不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讨还清白和尊严才是活下来的坚实理由。如今年纪大了，更要抓紧时间做这件事。否则，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亲人，对不起死难的同学，更对不起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
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后，就有几个同学一再向北大索赔，近几年也不断去信或打电话追问。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竟这样回答：“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上法院去状告中央。”这叫什么话？！北大打右派的比例远高于毛泽东规定的5%，显然就违反了中央政策；此外，1958年3月初陆平主持紧急“处理右派分子”，急急忙忙在几天之内把大批学生赶出校门，根据的是哪一家的政策？中央处理学生右派的政策可正好与此相反。我们这些被毛泽东封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青年学生是被北大打成敌人又赶出学校的，“北大不负责任”可没那么容易。当今中国的确有了很大进步，民告官的事己屡见不鲜，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考虑诉诸法律。到那时侯，法庭被告席上坐着北大当局的代表，恐怕就不大雅观了。
当然，我们更愿意接受胡主席有关和谐社会的理念。校友与母校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还是要尽可能用相互交流沟通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写这封信的目的正是想向胡主席坦陈心愿，期待问题早日解决。我们有两个具体要求：
第一． 当初我们被赶出学校去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没有工资，只拿生活费。“改正”之后，从离校之日起给我们计算工龄，当作是提前分配工作。既然是分配工作。就该给工资吧。我们要求从那个时侯起按大学生待遇补发工资。
第二． 北大把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开口就叫我们去法院状告中央。这种做法十分不妥。我们倒是要向中央状告北大涉嫌激化矛盾挑战和谐。北大必须认真学习“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精神，深刻反思过去与现在的种种不当作为，承认错误，并且向我们赔礼道歉。
此致
敬礼！
签名人：博绳武 陈奉孝 纪增善 沈泽宜 沈志庸 宋林松 王书瑶 燕遯符
联系人：燕遯符 （学号5402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