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殉难的历史背景,就是全体中国人民饱受苦难的背景,包括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林昭之死,是因为她当了右派而不屈服;她当了右派,是因为北大发生了“五一九运动”;北大发生“五一九运动”,是因为中共在1957年发动了“整风运动”;中共发动整风运动,是为了“把可能的波匈事件引出来”;波兰和匈牙利之所以发生“事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之后发生的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件,都与这个报告密切相关。所以,讨论林昭的殉难,要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起。
从更广泛的范围内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灾难,是从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开始的,那里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竭力把这个运动推向全世界,中国则是受这个共产主义毒害最深的国家。但是那些年发生的这些具体事件,却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的。
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盛会”,有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显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庞大规模。在大会的最后一天,2月24日,赫鲁晓夫单独把苏共的代表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连中共的代表团都没有被邀请参加。所以,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来就称为“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报告的名字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它的内容,虽然是秘密的,可是,全世界的政治家,却都感到它的份量很重,美国国务院使出浑身解数也搞不到它的文本,最后还是由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搞到了。1956年6月4日,《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内容。之后,除了中国、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的世界各国所有媒体,不分左中右,全都刊登了这份报告。“秘密报告”就像100颗原子弹爆炸一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冲击。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解散;或者声明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就连实力最大的法国共产党,也从此一蹶不振,这个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报告彻底粉碎了社会主义的神话,苏联不仅不是美丽的,而且还是恐怖的和血腥的。
“秘密报告”报告的标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内容却是骇人听闻,在整个苏联时期,饿死的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包括集体农庄化、征集余粮、消灭富农、流放等等措施与大清洗直接处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一千万左右,终苏联74年之世,粮食产量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帝俄时期的水平。不过,赫鲁晓夫的报告,最惊人之处却不在这里,他是不是反思了“大饥荒”,当时就没有人注意这个,关于大饥荒的情况,是这些年、苏联解体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他谈的重点是对苏共自身的大清洗。
饿死人,是在整个斯大林掌权时期,大清洗则发生在1934到1938年之间,从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杀开始,大清洗是疯狂的,列宁时苏联的最高政权机关是由15个人民委员组成的苏维埃政府,结果是,“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有4人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前去世,免遭毒手,而6人中剩下的另外两人一切‘太平’--这两人是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说,他清洗了所有在他掌权时期还活着的人民委员。
他对苏共党内的清洗是,“苏共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百分之70%在1934——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在17大 1700多名代表中,有1100多名代表也遭到不幸,大致是64%。对军队的清洗同样残酷,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生存,集团军司令5人中枪毙了3人,全部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85个军长中的57个、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被斯大林枪毙;仅1937年、1938年两年共枪决红军军官3.5万人。
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致影响前面说过了,这里说发生在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合称“波匈事件”。
1956年6月28日,在波兰这个西部的中等城市波兹南发生总罢工,5万工人上街游行,翌日,波兰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死53人,伤200多人。但是,由于波兰内部力量的消长,推倒贝鲁特,把代表反斯大林专制主义、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哥穆尔卡放出来,由他执政,驻波兰的苏联红军准备武力干涉,哥穆尔卡打开了武器库,动员并武装了华沙工人,准备抗击苏军对华沙的进犯,驻波苏军不敢轻举妄动,最终达成妥协:赫鲁晓夫接受哥穆尔卡掌权,条件是波兰继续留在华沙条约组织之内,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波兰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但是,匈牙利则没有那么幸运。
在波兰是工人首先上街游行,在匈牙利则是学生。10月23日,数千大学生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由于当局禁止游行,反而剌激了居民,下午,上街游行的人数反而增至十万,接着,斯大林的铜像被推倒,电台被占领,10月27日,推翻拉克西,组成了以纳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11月4日,其后一直掌权的卡达尔,以“工农革命政府”的名义敲响了钟声,二十万全副武装的苏联军队开始干涉,开进布达佩斯进行镇压,上万匈牙利人死于废命,运动彻底失败。两年之后,1958年6月16日,纳吉被从罗马尼亚引渡回国之后,于布达佩斯被绞死。临死的时候他还能喊口号,他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这是后话。据说,当时周恩来还乘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
三、中共“引蛇出洞”
在全世界各国都在刊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同时,中国大陆却毫无声响,只是,在外文书店和许多订有外国期刊杂志的大图书馆,都还继续对中国民众出售和开放,所以一部分中国人还能看到“报告”。波匈事件在中国的报纸上也有“中共式”的报导,所以中国人对这些事情多少有些耳闻。但是,中国人反应平静,这些重大的国际事件与中国人无关。倒是中国共产党,很有些坐不住,连发了两篇社论,一篇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气势磅礴,掷地有声,不仔细分析,是看不出有何不妥的。最重要的辩解词是,斯大林晚年骄傲了,不谨慎了,所以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经验,所以犯了错误等等。
不过仔细一想就不对了,斯大林生于1879年,死于1953年,享年74岁。他的大清洗是在1934年——1938年间,也就是他在55――59岁之间的时期,正是他的春秋鼎盛时期,怎么就成了“晚年”?59岁算“晚年”,那1945年到1953年,也就是从66岁到74岁之间算是什么?算“晚晚年”么?这是中共对国民公开交待的一面,他同时还有另外一面。另一面就是忧心忡忡,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了,恐怕是夙夜难眠。
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和中国最大不同之处有两个:一个是,东欧各国历来接受的就是西方文化,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很强;一个是,东欧各国都是在二战之后,由苏联红军直接扶持的政权,“解放”较早,从1945年就开始了。中国要晚4年,而且是自己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恐惧中国也会发生”波匈事件“,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反人民的,是专制的。经过辗转反侧,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把可能的波匈事件主动的引出来”。
具体步骤是:1956年11月10日到11月15日,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决定进行整风;1957年1 月,毛泽东做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2月27日,毛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27日,毛又做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5月8日,中央召开第一次民主人士统战座谈会,要求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5月14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反击右派的指示;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5月16日,中央发出第二个反击右派的指示;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6月1日,中央召开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十三次统战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提了意见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最重要的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至于像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5页。)事前对党内打了招呼,他要对民主党派的人动手了。
“引蛇出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自从中共掌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整治知识分子、整肃思想的运动,它包括1950年到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其次是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与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1年底还开展了“三反”斗争,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紧接着又在1952年开展了专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斗争。 当然,最重要的运动还要算1955年后开展的“反胡风运动”与接踵而来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共建政之初有三个国家副主席、两个政务院副总理是非中共的人士,到了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的椅子就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所以,在1957年毛泽东想要引蛇出洞的时候,整个知识层,包括党外民主人士,一个个都噤若寒蝉,默不作声,于是,就有“早春二月”之说。
上面所列57年2月27日,毛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57年3月27日,毛又做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都是引蛇出洞的重要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说阶级斗争熄灭了,要向自然开战,要求帮助党整风的二十四字方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很多人相信了这个诺言,从五月八日开始,召开第一次统战座谈会,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高层的民主党派人士开始说话。不过,这仅仅是对民主党派的上层而言,广大群众并没有参加进来,还没有“大鸣大放”,不是全民的大运动。
最近,习近平又重新祭起了这二十四字法宝,还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我们已经相信一次和上当一次了,如果中共真有容人的雅量,为什么不取消“煽颠罪”,为什么不把刘晓波等被以言治罪的人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四、北大发生“五一九民主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右运动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以为,整个被称为反右运动的事件,应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右派运动,就是所谓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阶段,这一阶段,就从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开始;反右运动则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第一阶段,右派进攻,中共不反击;第二阶段,中共反击,右派溃败。
尽管在中国社会上对赫鲁晓夫的报告有所耳闻,对波匈事件也略有所知,就算中共开始整风,在社会的中、下层却仍然是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不料,就在1957年的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中共建国后的第一张大字报,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大字报运动,强烈地冲击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可歌可泣。
在5月19日当天贴出了四张大字报,到了5月20日下午,就贴出了156张大字报,接着,就以排山倒海之势,贴出了数以千计的大字报,学生的热情极其高涨,直到一周之后,北京高校才有学生响应,接着,全市、乃至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中小学校也都欣起大字报运动。
先前,中共要引出的蛇只是民主人士的中、高层,表现就是请他们参加座谈会,凡是请来的人,有一部分是一定要当右派的,比如章乃器、储安平等等,也有左派,像史良、何香凝等等,中共最初要打的右派是从4000人到8000人,并不包括学生和一般干部。但是,由于北大的大字报运动推向全国,全民都贴大字报,这可不得了,这里面的右派言论就太多了,于是,最后全国就打了55万右派,以及说不清的“中右”分子。右派人数是原定68倍还要多。
五、林昭跳上讲台
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之后,也开始了校园辩论,每天晚上,在三角地附近,从饭厅中搬出一、二张桌子做为讲台,谁想发表高论,就上去表演一番,情绪热烈。
5月22日晚饭后,在16斋东边的马路边上,开始了又一次的辩论。参加的人不多也不少,围成一大片。这里还要交待一下,在19日晚,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对学生的大字报不反对也不支持,引起部分“右派”同学不满,而另一部分“左派”同学则从中嗅出味道,对右派同学的大字报进行反攻,这就有了对抗和斗争。
那天的辩论照例没有主题,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几个人争着表演,我也想表示意见,可挤不上去,乘着一个女同学上去之后,我也跳到桌子上,站在她后面。下面的同学们喊,“那个男同学你下去,她讲完了你再讲!”把我给轰下来了。后来知道,那个女同学就是林昭。
林昭当时在北大可说是大名鼎鼎,当时最重要的校园刊物是《红楼》,指沙滩、五四运动的那个红楼。《红楼》第二期发了几篇很动人的作品,像“离婚”、“千树万树梨花开”,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我分不清责任编辑和主编,还认为为林昭是主编,我们这些物理系的男学生对林昭也敬佩有加。不过,是只闻其声不识其人。
这次林昭上去说什么我没有记得清楚,原因是我主要想自己要讲什么,大致的印象是说应该允许“鸣放”,不能压制。照张元勋的回忆,就很有戏剧性了(后面要介绍张元勋),林昭说,你们以前号召鸣放,现在鸣放起来了,却又压制,出尔反尔,这是对着左派说的,这时在黑暗中一个声音响起:“你是谁?你是哪个系的?你代表谁说话?”林昭回答:“我是林昭,双木林,日刀口下的昭,我代表真理说话(大意)!”这很有些像电影中国民党特务问新华社记者。好像这个“刀口下的昭”,很有些不祥之兆。我后来上台说的也是允许鸣放的意思。
六、林昭的身世和性格
林昭出生在1932年 12月 16日,林昭的父亲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县长,为官清廉,母亲是个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林昭却在1949年17岁那一年,受到革命党的宣传诱惑,毅然决然参加了“革命”,并且声称与家庭划清界限,对父母“生不来往,死不吊孝”。她在参加土改的时候,在冬天把地主泡在水缸里冻得嚎叫,从这里,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说,她的性格中,有相当偏执的一面,认准了一件事,就会走极端,这同她后来坚持真理而殉难,有莫大的关系。
上台讲演,这是林昭在五一九运动之后最重要的表现,在其后《红楼》编辑部开会讨论张元勋右派言论问题时,她却说有“上(张元勋)当的感觉“,这是她的一次反复,到后来,她就再没有反复,而是站在同情右派的立场上了,所以,林昭在五一九运动中没有特别的表现,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注:林昭是中文系三年级新闻专业,张元勋是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张元勋是“是时候了“长诗的第二作者,是后来北大右派刊物《广场》的主编,他同林昭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张元勋曾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监狱探视过林昭,事迹很有些感人。听说前两天他因病故去了。)
有的地方(如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说反右之后北大要送林昭去劳动教养,经过申诉之后撤销了一处分,不一定真实。送一个右派去劳动教养,是不会预先打招呼的,我们这些被劳动教养过的人,是突然把你叫到办公室去,直接宣布送你去劳动教养,而且马上就打入囚车,没有丝毫宽假,如果决定送林昭去劳动教养,也不会事先告诉她,并且还能允许她去团中央申诉。
七、灾难
上面所述的历史背景,使林昭成了右派,却不致死。令她死难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经受的毁灭性灾难。毛泽东反右成功,意满踌躇,与人斗无往不胜,与天斗也会马到成功,于是就发动了“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饿死了4000多万人,而他个人则专横跋扈,普天之下,莫不荼毒,成为当时中国一切灾难的源头。1966年,不甘于大跃进的失败,不甘于他的权威受到质疑,又悍然发动了更加罪恶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毁灭中国的物质文明,还特别严重地毁灭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1968年4月29日 林昭被处决于上海的龙华监狱,终年36岁。林昭死后,上海市公安局向她的母亲收了五毛钱子弹费,林母神经错乱,最后流浪、暴尸街头。后来的具体事情,已经超出了“历史背景”的范围。
(本文作者简介:王书瑶,1936年生,辽宁沈阳人,男性,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因就斯大林问题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被送去劳动教养,后又发配到新疆,退休前是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员。现在还活着。)
2013年4月14日
从更广泛的范围内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灾难,是从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开始的,那里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竭力把这个运动推向全世界,中国则是受这个共产主义毒害最深的国家。但是那些年发生的这些具体事件,却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的。
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盛会”,有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显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庞大规模。在大会的最后一天,2月24日,赫鲁晓夫单独把苏共的代表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连中共的代表团都没有被邀请参加。所以,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来就称为“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报告的名字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它的内容,虽然是秘密的,可是,全世界的政治家,却都感到它的份量很重,美国国务院使出浑身解数也搞不到它的文本,最后还是由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搞到了。1956年6月4日,《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内容。之后,除了中国、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的世界各国所有媒体,不分左中右,全都刊登了这份报告。“秘密报告”就像100颗原子弹爆炸一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冲击。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解散;或者声明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就连实力最大的法国共产党,也从此一蹶不振,这个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报告彻底粉碎了社会主义的神话,苏联不仅不是美丽的,而且还是恐怖的和血腥的。
“秘密报告”报告的标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内容却是骇人听闻,在整个苏联时期,饿死的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包括集体农庄化、征集余粮、消灭富农、流放等等措施与大清洗直接处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一千万左右,终苏联74年之世,粮食产量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帝俄时期的水平。不过,赫鲁晓夫的报告,最惊人之处却不在这里,他是不是反思了“大饥荒”,当时就没有人注意这个,关于大饥荒的情况,是这些年、苏联解体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他谈的重点是对苏共自身的大清洗。
饿死人,是在整个斯大林掌权时期,大清洗则发生在1934到1938年之间,从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杀开始,大清洗是疯狂的,列宁时苏联的最高政权机关是由15个人民委员组成的苏维埃政府,结果是,“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有4人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之前去世,免遭毒手,而6人中剩下的另外两人一切‘太平’--这两人是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说,他清洗了所有在他掌权时期还活着的人民委员。
他对苏共党内的清洗是,“苏共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百分之70%在1934——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在17大 1700多名代表中,有1100多名代表也遭到不幸,大致是64%。对军队的清洗同样残酷,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生存,集团军司令5人中枪毙了3人,全部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85个军长中的57个、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被斯大林枪毙;仅1937年、1938年两年共枪决红军军官3.5万人。
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致影响前面说过了,这里说发生在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合称“波匈事件”。
1956年6月28日,在波兰这个西部的中等城市波兹南发生总罢工,5万工人上街游行,翌日,波兰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死53人,伤200多人。但是,由于波兰内部力量的消长,推倒贝鲁特,把代表反斯大林专制主义、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哥穆尔卡放出来,由他执政,驻波兰的苏联红军准备武力干涉,哥穆尔卡打开了武器库,动员并武装了华沙工人,准备抗击苏军对华沙的进犯,驻波苏军不敢轻举妄动,最终达成妥协:赫鲁晓夫接受哥穆尔卡掌权,条件是波兰继续留在华沙条约组织之内,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波兰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但是,匈牙利则没有那么幸运。
在波兰是工人首先上街游行,在匈牙利则是学生。10月23日,数千大学生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由于当局禁止游行,反而剌激了居民,下午,上街游行的人数反而增至十万,接着,斯大林的铜像被推倒,电台被占领,10月27日,推翻拉克西,组成了以纳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11月4日,其后一直掌权的卡达尔,以“工农革命政府”的名义敲响了钟声,二十万全副武装的苏联军队开始干涉,开进布达佩斯进行镇压,上万匈牙利人死于废命,运动彻底失败。两年之后,1958年6月16日,纳吉被从罗马尼亚引渡回国之后,于布达佩斯被绞死。临死的时候他还能喊口号,他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这是后话。据说,当时周恩来还乘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
三、中共“引蛇出洞”
在全世界各国都在刊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同时,中国大陆却毫无声响,只是,在外文书店和许多订有外国期刊杂志的大图书馆,都还继续对中国民众出售和开放,所以一部分中国人还能看到“报告”。波匈事件在中国的报纸上也有“中共式”的报导,所以中国人对这些事情多少有些耳闻。但是,中国人反应平静,这些重大的国际事件与中国人无关。倒是中国共产党,很有些坐不住,连发了两篇社论,一篇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气势磅礴,掷地有声,不仔细分析,是看不出有何不妥的。最重要的辩解词是,斯大林晚年骄傲了,不谨慎了,所以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经验,所以犯了错误等等。
不过仔细一想就不对了,斯大林生于1879年,死于1953年,享年74岁。他的大清洗是在1934年——1938年间,也就是他在55――59岁之间的时期,正是他的春秋鼎盛时期,怎么就成了“晚年”?59岁算“晚年”,那1945年到1953年,也就是从66岁到74岁之间算是什么?算“晚晚年”么?这是中共对国民公开交待的一面,他同时还有另外一面。另一面就是忧心忡忡,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了,恐怕是夙夜难眠。
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和中国最大不同之处有两个:一个是,东欧各国历来接受的就是西方文化,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很强;一个是,东欧各国都是在二战之后,由苏联红军直接扶持的政权,“解放”较早,从1945年就开始了。中国要晚4年,而且是自己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恐惧中国也会发生”波匈事件“,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反人民的,是专制的。经过辗转反侧,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把可能的波匈事件主动的引出来”。
具体步骤是:1956年11月10日到11月15日,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决定进行整风;1957年1 月,毛泽东做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2月27日,毛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27日,毛又做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5月8日,中央召开第一次民主人士统战座谈会,要求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5月14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反击右派的指示;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5月16日,中央发出第二个反击右派的指示;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6月1日,中央召开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十三次统战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提了意见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最重要的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至于像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55页。)事前对党内打了招呼,他要对民主党派的人动手了。
“引蛇出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自从中共掌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整治知识分子、整肃思想的运动,它包括1950年到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其次是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与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1年底还开展了“三反”斗争,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紧接着又在1952年开展了专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斗争。 当然,最重要的运动还要算1955年后开展的“反胡风运动”与接踵而来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共建政之初有三个国家副主席、两个政务院副总理是非中共的人士,到了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的椅子就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所以,在1957年毛泽东想要引蛇出洞的时候,整个知识层,包括党外民主人士,一个个都噤若寒蝉,默不作声,于是,就有“早春二月”之说。
上面所列57年2月27日,毛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57年3月27日,毛又做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都是引蛇出洞的重要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说阶级斗争熄灭了,要向自然开战,要求帮助党整风的二十四字方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很多人相信了这个诺言,从五月八日开始,召开第一次统战座谈会,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高层的民主党派人士开始说话。不过,这仅仅是对民主党派的上层而言,广大群众并没有参加进来,还没有“大鸣大放”,不是全民的大运动。
最近,习近平又重新祭起了这二十四字法宝,还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我们已经相信一次和上当一次了,如果中共真有容人的雅量,为什么不取消“煽颠罪”,为什么不把刘晓波等被以言治罪的人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四、北大发生“五一九民主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右运动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以为,整个被称为反右运动的事件,应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右派运动,就是所谓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阶段,这一阶段,就从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开始;反右运动则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第一阶段,右派进攻,中共不反击;第二阶段,中共反击,右派溃败。
尽管在中国社会上对赫鲁晓夫的报告有所耳闻,对波匈事件也略有所知,就算中共开始整风,在社会的中、下层却仍然是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不料,就在1957年的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中共建国后的第一张大字报,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大字报运动,强烈地冲击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可歌可泣。
在5月19日当天贴出了四张大字报,到了5月20日下午,就贴出了156张大字报,接着,就以排山倒海之势,贴出了数以千计的大字报,学生的热情极其高涨,直到一周之后,北京高校才有学生响应,接着,全市、乃至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中小学校也都欣起大字报运动。
先前,中共要引出的蛇只是民主人士的中、高层,表现就是请他们参加座谈会,凡是请来的人,有一部分是一定要当右派的,比如章乃器、储安平等等,也有左派,像史良、何香凝等等,中共最初要打的右派是从4000人到8000人,并不包括学生和一般干部。但是,由于北大的大字报运动推向全国,全民都贴大字报,这可不得了,这里面的右派言论就太多了,于是,最后全国就打了55万右派,以及说不清的“中右”分子。右派人数是原定68倍还要多。
五、林昭跳上讲台
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之后,也开始了校园辩论,每天晚上,在三角地附近,从饭厅中搬出一、二张桌子做为讲台,谁想发表高论,就上去表演一番,情绪热烈。
5月22日晚饭后,在16斋东边的马路边上,开始了又一次的辩论。参加的人不多也不少,围成一大片。这里还要交待一下,在19日晚,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对学生的大字报不反对也不支持,引起部分“右派”同学不满,而另一部分“左派”同学则从中嗅出味道,对右派同学的大字报进行反攻,这就有了对抗和斗争。
那天的辩论照例没有主题,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几个人争着表演,我也想表示意见,可挤不上去,乘着一个女同学上去之后,我也跳到桌子上,站在她后面。下面的同学们喊,“那个男同学你下去,她讲完了你再讲!”把我给轰下来了。后来知道,那个女同学就是林昭。
林昭当时在北大可说是大名鼎鼎,当时最重要的校园刊物是《红楼》,指沙滩、五四运动的那个红楼。《红楼》第二期发了几篇很动人的作品,像“离婚”、“千树万树梨花开”,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我分不清责任编辑和主编,还认为为林昭是主编,我们这些物理系的男学生对林昭也敬佩有加。不过,是只闻其声不识其人。
这次林昭上去说什么我没有记得清楚,原因是我主要想自己要讲什么,大致的印象是说应该允许“鸣放”,不能压制。照张元勋的回忆,就很有戏剧性了(后面要介绍张元勋),林昭说,你们以前号召鸣放,现在鸣放起来了,却又压制,出尔反尔,这是对着左派说的,这时在黑暗中一个声音响起:“你是谁?你是哪个系的?你代表谁说话?”林昭回答:“我是林昭,双木林,日刀口下的昭,我代表真理说话(大意)!”这很有些像电影中国民党特务问新华社记者。好像这个“刀口下的昭”,很有些不祥之兆。我后来上台说的也是允许鸣放的意思。
六、林昭的身世和性格
林昭出生在1932年 12月 16日,林昭的父亲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县长,为官清廉,母亲是个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林昭却在1949年17岁那一年,受到革命党的宣传诱惑,毅然决然参加了“革命”,并且声称与家庭划清界限,对父母“生不来往,死不吊孝”。她在参加土改的时候,在冬天把地主泡在水缸里冻得嚎叫,从这里,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说,她的性格中,有相当偏执的一面,认准了一件事,就会走极端,这同她后来坚持真理而殉难,有莫大的关系。
上台讲演,这是林昭在五一九运动之后最重要的表现,在其后《红楼》编辑部开会讨论张元勋右派言论问题时,她却说有“上(张元勋)当的感觉“,这是她的一次反复,到后来,她就再没有反复,而是站在同情右派的立场上了,所以,林昭在五一九运动中没有特别的表现,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注:林昭是中文系三年级新闻专业,张元勋是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张元勋是“是时候了“长诗的第二作者,是后来北大右派刊物《广场》的主编,他同林昭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张元勋曾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监狱探视过林昭,事迹很有些感人。听说前两天他因病故去了。)
有的地方(如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说反右之后北大要送林昭去劳动教养,经过申诉之后撤销了一处分,不一定真实。送一个右派去劳动教养,是不会预先打招呼的,我们这些被劳动教养过的人,是突然把你叫到办公室去,直接宣布送你去劳动教养,而且马上就打入囚车,没有丝毫宽假,如果决定送林昭去劳动教养,也不会事先告诉她,并且还能允许她去团中央申诉。
七、灾难
上面所述的历史背景,使林昭成了右派,却不致死。令她死难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经受的毁灭性灾难。毛泽东反右成功,意满踌躇,与人斗无往不胜,与天斗也会马到成功,于是就发动了“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饿死了4000多万人,而他个人则专横跋扈,普天之下,莫不荼毒,成为当时中国一切灾难的源头。1966年,不甘于大跃进的失败,不甘于他的权威受到质疑,又悍然发动了更加罪恶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毁灭中国的物质文明,还特别严重地毁灭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1968年4月29日 林昭被处决于上海的龙华监狱,终年36岁。林昭死后,上海市公安局向她的母亲收了五毛钱子弹费,林母神经错乱,最后流浪、暴尸街头。后来的具体事情,已经超出了“历史背景”的范围。
(本文作者简介:王书瑶,1936年生,辽宁沈阳人,男性,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因就斯大林问题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被送去劳动教养,后又发配到新疆,退休前是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员。现在还活着。)
2013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