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纪念李慎之活动遭禁
编者按：
2013年4月22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逝世10周年忌日。李慎之是当代中国反专制主义的杰出代表，争取宪政民主的旗手，研究中西文化和国际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被解职，他当时掷地有声的话“绝不在刺刀下当官”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
李慎之的子女邀请先生的生前友好、朋友和同事参加“回忆与纪念聚餐会”，抒发对于先辈的思念。聚会前夕当局发出禁令，取缔聚餐，并命令餐馆不予接待，哪怕早已交付了定金。22日上午，在餐馆原定房间门前，警察虎视眈眈、封锁门径、如临大敌，知情者无不感到可笑与悲哀。
下面是徐友渔为纪念李慎之先生新写的文章。
李慎之为什么重要？
我们说，李慎之先生为中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现在要问，他的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什么？固然，李先生是党内、体制内曾经具有高位而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放声呐喊的人，但他的体制内地位既非唯一，也非最高，他的呐喊既非最早，也非最多，但人们为什么总认为他的思想有某种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特殊性在何处？现在，我想根据与李先生的交往，对他的思想的理解和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李慎之思想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彻底性。
首先还是应该指出，当代中国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和态度，李慎之都有，并且用他那文情并茂的文字作了表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和同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反封建”为旗号，以继承和发扬启蒙精神为己任，肃清专制主义的流毒，呼唤现代化、迎接全球化、争取民主化，反对狭隘的、盲目的民族主义，呼唤社会公正。
李慎之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有大胆无畏的言说、鞭辟入里的分析，不过在我看来，他的思想的深刻和透彻，主要表现是对于中国当代悲剧的估计与认识比很多人——哪怕是自称为或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人——更为到位。与那些喋喋不休地争论和纠缠于“错误、成绩三七开”之类的说法不同，李慎之在1999年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概括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大政方针，毛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他说：“到一九七六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而文革结束之后，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李慎之清醒地评价说：“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李慎之没有否认经济、建设、科技等方面还是可以数得出一些成绩，但是，这些东西抵消不了苦难和悲剧，他说：“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搞了一百多年。”在这里，李慎之衡量光明与黑暗，正义与暴政的不是技术标准，而是价值标准，是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
李慎之思想的彻底性，还在于为了探究中国的悲剧产生的根源，他敢于对自己曾经为之自豪的革命经历，对自己为之奉献了青春理想的革命事业，进行批判性反思。他在逝世前两年为《历史的先声》一书写的序言，既是对自己作为左派文化人和革命青年的思想忏悔录，又是对中国共产革命胜利原因的深入思考。我们知道，思想探索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对于自己经历的批评与否定。许多身为革命队伍中的人，曾经分享了革命胜利果实的人，哪怕对于现实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也容易在1949年这道分界线前面止步，他们认为之前是光明、真理和进步，后面是不断的、严重的错误和挫折。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四九年之前功劳盖世，四九年之后罪恶滔天”，这种说法虽然痛快、虽然大胆，但解释不了历史，为什么1949年的胜利是因为真心实意地争取民主，1949年之后就反其道而行之呢？说什么“胜利了，骄傲了”，全然是敷衍之词。自己亲身投入的宏伟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历史性胜利，这成了革命队伍中人难于逾越的思想关口。也许，李慎之先生有被革命吞噬的椎心泣血之痛，帮助他越过了这道思想障碍。只有打通1949年的前后，才能对悲剧性的历史有正确的理解。
在为《历史的先声》一书写的序言中，李慎之指出，中国的共产革命吸引了大批左派青年舍身忘我地投入，激励他们的理想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但实际上，中国的左派并不真懂民主，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而且，“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压倒了民主的价值”，为了革命胜利这个所谓高尚的目的，手段是可以不顾的，因此，革命的谋略和手段可以高于诚信，自己不相信，更不准备实行的东西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争取民心，而争取民心的动力，不过是出于那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历史的先声》一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其中许多文章对民主的赞扬，对美国式民主的歌颂，令后人不敢想象，但这是历史事实，动人的宣传和庄严的承诺，是克敌制胜夺取天下的重要法宝之一。作为当年宣传机器上的重要部件，李慎之在本书的序言中自问：“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不过他紧接著追问：“但是谁又骗了我呢？”这里，李慎之尖锐地提出了革命政党的政治伦理问题和革命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只有正视这样的问题，我们才不会让成王败寇的逻辑阻挡我们对于中国20世纪悲剧的思考，不至于让1949年这道分界线成为不可逾越的思想封锁线。李慎之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至少对于与他地位经历相似的同代人是如此。
记得在2003年12月中旬，在澳大利亚悉尼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当代中国思潮研究：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会上，旅居德国的学者仲维光（曾是许良英的学生）提出，在评价李慎之先生的时候，很多人是以自己的经历，或者自己与李慎之的关系为出发点作出过高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过不了多久就会失去价值。他认为，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文化沙漠和封闭环境中，在黑暗中依靠自己寻找历史，没有世界文明与文化的绝对标准，大大夸大了相对的成就和价值。他断言，“李慎之先生对他前半生的共产党经历没有做出任何重新的、彻底的反省思索，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是，他寻求的是开明的共产党。”他还说，李慎之“整个九十年代的文章从来没有脱离‘谏士’的特点。”朱学勤和我与仲维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老实说，从原则上讲我对仲维光的观点有同情性理解，我认为仲维光的提醒是有意义的。我们长期处于封闭和压抑状态，习惯于曲笔表达、旁敲侧击，习惯于在党代会决议和领导人讲话中琢磨微言大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叛逆、很异端，其实是跪着造反，他们使劲翻筋斗，其实根本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与人类自由、广阔的文明世界是隔绝或者隔膜的。仲维光的错误，不在于他用绝对标准代替了相对标准，不在于他对于身处恶劣条件的本土探索者同情不够，不在于他尖刻地指出有些人是关起门自说自话，自以为深刻其实贻笑大方，而在于他没有看到李慎之思想的彻底性。我们看到，曾经虔诚、正统的党员李慎之，由于自身的遭遇和时代的巨变，以极大的胆魄、毅力和极深的思考，叩问历史，最后像易卜生剧中的娜拉，艰难、痛苦，恋恋不舍然而义无反顾地告别了那个玩偶之家。与前途未知的娜拉不同，李慎之的思想在宪政民主中找到了归宿。
李慎之思想的彻底，需要勇气与大胆，但只有大胆并不能达到彻底，从根本上说，李慎之思想的价值和重要性，在于对历史理解的准确与到位。
在指出李慎之思想的高明与难得的同时，我还想指出，李慎之在当代并非孤例。比如，我们可以在资中筠先生的文字中，看到李慎之思想的轨迹和特色。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不少志士仁人，无愧于自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