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至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多时间，官方在新闻舆论上不再高调批判刘晓波，但北京等地的一些学者、研究专家却仍然不放过批判的机会，2011-2013这两年多来，从人民日报社的《环球时报》、《人民论坛》到各种党刊、教育专业刊物、学术刊物，如《学理论》、《党史文汇》、《探索》等公开出版的刊物，不乏对刘晓波及其获奖的批判。不过从反面看，他们批判得越强烈，刘晓波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才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正能量。
2012年第1期《现代出版》发表署名范军的论文《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指举办者把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先后授给达赖、刘晓波、高行健等人，实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人共愤”。中共的党校刊物《探索》2011年第2期发表学者李长征的文章《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考》，指2008年《零八宪章》出炉……2010年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几大严重标志性政治事件有力地证明，我国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他们的靠山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操控下，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手段包括使共产党完全变质、成为他们代理人的图谋。”作者还援引邓小平于1990年12月的原话支持他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2011年第4期《教育与管理》杂志发表学者席建军的署名文章《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长期性》，称“连续多年来，西方世界一直借人权问题来打压中国，仅从诺贝尔委员会近些年的一系列行径，就足以说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防范“和平演变的图谋”，并指责诺委会颁奖给中国人：“1989年，诺委会把诺贝尔和平奖套在了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叛逃头目达赖的头上；2008年，诺委会曾打算把诺贝尔和平奖赐给被中国政府判处有期徒刑的胡佳以及他的妻子，但因其分量可能不如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所以胡佳才没有获此殊荣；2010年的10月，诺贝尔委员会的’御用‘政客们又导演了一出反华闹剧，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刘晓波。”
一、官方舆论依然视刘晓波为危险分子
2012年第11期《学理论•下》发表学者苏畅的学术论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及应对措施》，论及刘晓波时说：我国意识形态的斗争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国际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内某些人就活跃起来，从事攻击党和政府的活动。2006年“新西山会议”、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2008年刘晓波抛出的《零八宪章》。“这些错误思潮，无一例外都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是极度危险的。我们必须禁止这些思想的传播，以免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
2012年第6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发表徐崇温的文章《“重返亚太”是美国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战略》批评颁奖给刘晓波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怀着“中国如果像东欧那样爆发一场颜色革命，就会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之路”的复辟梦想，而他依然弹着这样与当局意识形态一致的老调子：“只有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自由和繁荣，它的崛起也才能给世界舞台带来一支基本上和平而且负责任的力量”。
2012年第21期由著名作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刊登署名“罗素.邓肯”的文章《“前进”： 辉煌的奥巴马总统》，文中提到刘晓波的名字，称中美关系诸多问题中会有关于刘晓波的问题，如“举一些近期（美国）与中国紧张的问题：如二氧化碳污染的排放与环境问题，货币价值问题、刘晓波的问题，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艾未未，陈光诚，王立军，薄熙来和薄谷开来等人的问题，以及韩国问题，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问题，叙利亚的内战问题等。世界媒体上所见到的很多问题，需要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商谈的很多。”其实，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观念有别，主要是人权，西方认为政治权利（主要包括游行示威和持不同政见）才是真正的人权。而中国反驳指西方国家自身的人权状况也不完美，强调政治权利，称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2012年第26期《神州》杂志在《中美关系的重要冲突点》一文中提到刘晓波事件，指出西方认为不同政见者刘晓波的被拘禁就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一般来说，当美国政要们利用谷歌事件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事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批评时，中国官方媒体和学者就替中国政府说话，予以“强烈谴责”。2012年第3期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发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原主任黄铸的论文《关于兴亡周期律的思考》，把刘晓波与西方“和平演变”拉上关系，指出要“警惕”：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出现这种动向，最严重的就是“八九”风波，不应忽视。西方多年来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在一些国家煽动“颜色革命”，近年来在中东、北非制造大动乱，目前正挑动俄罗斯动乱，对我国也不放过，继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又给了刘晓波这个奖。“对此，我们千万不要丧失警惕。”
二、学术刊物及其学术权威及研究人士依然提防“和平演变”
2013年4期《党史文汇》，发表首都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匡长福论文《应高度警觉西方对华文化渗透》，提到美国通过资助、扶持某些中国“西化精英”，企图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有段文字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公然授予了1989年制造动乱、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刘晓波。”其实，诺奖委员会是公正投票决定谁获奖，希拉里建议并不是最终的决定（外交部主办的公开刊物《世界知识》杂志2011年第12期发表范庆华的文章《变局下的中美相处之道》披露，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几个表态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该作者称，“客观讲，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并没有从中操作，诺贝尔和平奖是欧洲人授予的，欧洲人还大方地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和平奖。”）该作者在文中还直接引用刘晓波的文字“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进行批评，称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广告、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高层论坛、学术交流研讨、讲座培训、基金会资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种文化形态暗中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议会制、多党制、价值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及资产阶段腐朽奢糜的生活方式，用来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等，以彻底改变“我国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的整个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另一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2010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庞佑军也是如此观点，他在2013年第1期《今日湖北•下旬刊》发表论文《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例研究》，指“像刘晓波这种危害国家政权的煽动性言论及行为应该受到刑事制裁，这是无可厚非的，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中国外文出版局主办的《对外传播》2013年3期刊登韩松的文章《推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会议》，提到中共十八大后的“两会”对外新闻传播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针对境外舆论的新动向”，提到一些热点如南周事件、薄案、刘志军案件、刘晓波、“六四”等还有可能被提到，其用意是要高层对此有所对策。2012年第4期《中国西藏》杂志在批判达赖喇嘛时还顺带批判了刘晓波，这篇题目为《一面让十四世达赖现出原形的镜子》（署名廉湘民）的文章说，达赖喇嘛是如何与刘晓波“并驾其驱”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如何与热比娅“肩并肩、手挽手”站在一起。
江西省的中学教师罗诗孟在2013年第1期《教育艺术》发表一篇《加强思维训练激发写作个性》的论文中，一边引用江泽民有关民族创新的话，一边批评刘晓波，他认为：对“诺贝尔和平奖”的看法，一般认为这是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或世界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的最高荣誉。但如果我们运用逆向思维，细观近来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却发现它是“荒唐可笑的和平奖”。1989年颁发给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达赖；2009年颁发给同时领导两场对外战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更是荒唐至极，颁发给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他结论说：“以上颁奖，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2012年11期《文史月刊》在蒋益文辑录的《华人与诺贝尔奖》一文中这样介绍刘晓波的历史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头衔：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获文艺学博士。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及第三届会长，2010年获得贝尔和平奖，时年55岁。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刘晓波充当“六四”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1995年和1999年两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从2005年开始，刘晓波不遗余力地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并在2008年抛出所谓《零八宪章》。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煽动他人加入，企图改变政治体制、推翻现有政权，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涉嫌犯罪。2008年12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2010年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对外交部的声音进行回应，该报报道标题是《“缺席”的颁奖仪式成笑话》，指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搞了一个“缺席”颁奖会，把所谓的“和平奖”给了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正在服刑的罪犯刘晓波。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秘书长杨泰波在湖南省党史暨党史联络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发表2011年第1期《湘潮》杂志上，题为《在党史工作要有更大的作为》。其中提到：警惕“宣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攻击我国政治制度，攻击我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鼓吹推动进行敌对势力所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借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大肆炒作，在民主、人权、自由等问题上对我歪曲攻击……。”
三、罕见有公开刊物正面介绍刘晓波
不过，中国官方媒体也有对刘晓波获奖的正面介绍，2013年第2期《中国市场》杂志发表署名朱安远、郭华珍、朱婧姝的文章《次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提及华裔诺贝尔奖获奖者：“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历史上，荣膺诺贝尔奖的华裔共有以下12位：、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高锟、李远哲、钱永健、高行健、莫言、达赖喇嘛、刘晓波，在介绍刘晓波时还加注了汉语拼音（Liu Xiaobo），并附简介：1955年12月28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获奖时是中国籍。还说：“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刘晓波是继德国政论记者奥西茨基（他1933年被希特勒任总理的纳粹德国囚禁于集中营，1935年和平奖获奖者，C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和缅甸女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1991年和平奖获奖者，Aung San Suu Kyi，1945—）之后，第3位被囚禁（软禁）的获奖者。”2011年第1期《散文世界》杂志作者苏伟在卷首语中说，“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刘晓波，因零八宪章的写作，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事争议强烈，最终被强势力量打压，已无人究其原因了”。这里称刘晓波为中国公民，意味着刘晓波的行为是公民行为，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对国家机构及政府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表达权等宪法权利。
著名旅澳学者、作家、翻译家、《原乡》文学杂志主编欧阳昱先生在2012年第6期中国《华文文学》杂志发表《打折扣的诺贝尔文学奖》一文提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诺贝尔奖也在变。从2000年以来的这12年来，诺贝尔奖居然青睐中国了，短短12年，竟然先后颁给三个汉人（高行健、刘晓波、莫言），频率之高，令人讶然。“无论莫言的政治地位如何，文学质量如何，但他得奖后第二天就仗着诺奖的声威，呼吁释放刘晓波。这充分地说明了诺奖带来的正面效应。”作者还帮助刘晓波一起反“文字狱”，为此他评论称：中国在世界上什么奖都想拿，都要拿，都能拿，这没错，但中国若想成为世界超强国家，却不能只有钱，没有自由，只拿奖，不管自由，只关心奖金，不关心自由。我说的自由是最小的自由，即开口说话的自由，不以言论治罪的自由。我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转悠过，如韩国、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日本，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自由上网，随便进入Facebook， Twitter， Youtube等网站，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上网后查找资料或信息会遭到莫名其妙的阻挠和封锁（根据Google页面报道，内容无法进入），只有在十二年中连续产生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伟大中国，才有进不了大量网站，查找信息会被屡屡作梗的事情发生。希望自莫言始，中国结束莫言时代、不敢言时代，全面进入畅所欲言时代。一个国家的作家以“莫言”作为自己的笔名，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耻辱，而不是骄傲。
2011年第3期《文学教育•中旬版》发表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白洋的文章《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对新闻报道的影响》，文中披露了刘晓波妻子刘霞被限制自由的国际新闻报道并进行分析，作者说，最近发生的2010诺贝尔和平奖史无前例地授予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国公民一事，引起英美主流媒体的关注，但他们的观点却和中方的大相径庭。该文的语料选自CNN在2010年10月11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妻子被拘留”(Chinese Nobel prize winner’s wife detained )的文章，研究其报道的一些有特色的引语，该引语把刘晓波塑造成为人权和民主能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而忍辱负重的形象。
2011年第2期《商界•时尚》杂志刊登署名杨磊的《别人眼里的2010年》一文，援引《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为这个世界交了一份答卷：世界百大思想者年度排行榜。这份榜单，就有入围“世界百大思想者年度排行榜”的中国人刘晓波：NO.16 中国政治犯刘晓波，把1989年运动的火种传播给下一代 。此外，还有排名最高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第4位），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樊纲（第60位），以及《新世纪周刊》总编胡舒立，中国博客作者和小说家韩寒，因为韩寒在“抒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不安情绪”。2010年4月，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列出入围《时代》影响力人物的中国面孔，其中排名140位的是刘晓波（韩寒排名第12，薄熙来和王岐山也在其中）。该刊介绍刘晓波为政治活动家、作家，是支持民主和公民宪法权利的政治活动人士，《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5日被逮捕，以“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11年监禁。
在媒体上，还有人把作家韩寒与刘晓波进行对比，香港《亚洲周刊》专栏作家、中国知名刊物《生活月刊》出版人许知远在中国刊物《时代青年》上撰文《庸众的胜利》称（《今日文摘》2010年第23期全文转载）：“用刘晓波来比较韩寒，既不恰当也不公平。但是，公众对两者的态度，却最好不过地映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谈论刘晓波，是因为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也因为这有点危险。但集体性的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2008年底则称赞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当下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也获得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网上的支持。”《凤凰播报》发出了邱的文章，2009年第3期《向导•读品版》以《生活方式与宪政运动》为题刊登了邱立本的评论文章。
在新浪微博上，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及正面形象总是可以飞速传播，虽然“万能的中宣部”要求运营商对敏感词进行过滤。他们的审查意味着自动删除。不过网友们并未因此而完全被控制，尽管官方百般封锁，刘晓波获诺奖的消息还是在国内的微博上迅速传开了。用户为了逃避审查，或用同音字、或用拼音将其名字代替，敏感词过滤系统却无能为力。
四、官媒回顾刘晓波获奖后外交部的无力和反思《环球时报》的失策
这里再对刘晓波被捕及获奖的事件作一简要回顾：刘晓波是2008年10月失去自由的，2009年被批准逮捕。2009年第14期《财经》杂志在“大事.回望”中这样报道刘晓波被捕：新华社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后依法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只有寥寥一句话，没有披露其背景。
2009年底，官方指控刘晓波在网上发动捍卫公民权利（公开发布《零八宪章》）的请愿行为，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为中国的基本人权而抗争”。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2010年10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上以“为什么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开撰文，披露“中国政府和社会不同意我们的颁奖结果”这一真相。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因为刘晓波获奖就释放他，反而是借机加强舆论控制，而且是强硬表态，无论刘晓波是否获奖，仍然继续关押，官方借御用喉舌《环球时报》明确表达这一意思：10月18日，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通过一份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京沪穗三地的调查这样指：57.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依法关押刘晓波，直至服刑期满。
政府当然是喜欢《环球时报》这样的选择性调查结果，事实上他们仍然喜欢掩盖真相，不容不同声音出现。在北京的外媒就发现，自诺委会宣布获奖这一天起，BBC、CNN、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等网站被中国屏蔽，无疑这些网站是因为诺和奖颁奖仪式的原因才被屏蔽的。对此，官方却嘴硬不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回应：“这些网站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不清楚。但……中国的网络是开放的，也是依法管理的。哪些信息不能在网络上传播，都有法律明文规定。我们的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姜瑜是充当掩耳盗铃者的角色，她知道刘晓波是因言获罪，却不肯承认，她说：刘晓波不是“因言获罪”，“刘晓波是以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煽动性文章（指《零八宪章》），组织、劝诱他人签名等方式，煽动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刘晓波的问题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危害本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犯罪行为，依法判处刑罚，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此问题上不应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的司法制度。”
10月8日这一天，另外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马朝旭则口斥诺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称其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马朝旭指刘晓波是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宗旨背道而驰。马朝旭还认为，诺委会授奖刘晓波也会给中挪关系带来损害。可是，这种掩耳盗铃的声音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反而在网上得到众多网友的讽刺和口水。
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之后，相关媒体都转载了如此一句话新闻，同样没有背景介绍。10月9日，即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第二天，中国媒体里的相关评论仅有《诺贝尔和平奖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环球时报社评)《诺贝尔和平奖已失真、失明、失信》(郭兴)两篇评论，截至10月16日，即和平奖公布后的一周内，中国媒体中批驳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仅有8篇。中国博客及各大网站BBS留言中基本没有出现任何一条评论——官方禁止评论和留言。这与中国社会即时的真实反应并不相符，官方媒体自甘沉沦，十分可怜。
刘晓波获奖消息传出一周内，民间却是对刘晓波获奖的热烈祝贺和处处网友欢庆聚会等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只能发布寥寥数语消息和口径一致的批评声音，毫无新意，他们自己事后无奈地承认他们的对策是彻底失败的：“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依然相对落后，这也使中国公共外交未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这段话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编委王文（《环球时报》评论版的签付印人）所说，他承认官方对待刘晓波获奖后的新闻回应失策。刘晓波获奖一周后，《环球时报》对刘晓波的批评逐渐升温，王文承认《环球时报》一年多来至少做了74篇相关报道，包括评论文章。
虽然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应该不予理睬，淡化处理，但是到了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家后，中国媒体得意忘形，肉麻吹捧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喜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高调祝贺莫言获奖。此前，当局曾冷淡对待高行健获奖、斥责1989年西藏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次中国政府改换欢呼立场，却是极大的讽刺和自大耳光。不过，获奖的作家莫言并不低调，他对被记者追问刘晓波的问题也无奈说出“应该释放他”的表态。但在2009年刘晓波被判刑时，莫言接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电话访问时说：“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可见莫言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对火候把握的比较适合。
五、刘晓波的影响力被官方舆论承认
中国著名公开出版物《国际展望》杂志2012年第4期发表金良祥的文章《试论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成就与挑战》，提到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影响力，称：新世纪头十年，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影响，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危害政治安全的事件，包括《零八宪章》、刘晓波和艾未未事件等。上述事件不仅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偏见，西方媒体的炒作，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危害。为制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刘晓波，中国官方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稽查员在检查挪威进口商品的时候拖延时间，有时候甚至长达几个星期，任由鱼肉变质。2010年12月10日颁奖仪式之后几天，中国对挪威进口鱼类引入了质量检查机制。卑尔根一家海产集团总裁表示，他们现在根本无法向中国出口。中国曾经是挪威三文鱼的最大进口国之一。在刘晓波获奖之前，北京方面曾经发出警告，中国与挪威的关系可能因此受损。在颁奖典礼过去六个月之后，大部分挪威人都对中国如此执著地实现“承诺”感到惊讶。此外，中国在诺奖颁给刘晓波的消息宣布之后不久，取消了与挪威一名部长在上海世博会上会见的计划。中国驻挪威大使则休假两个月。挪威外交部证实，2010年10月8日（诺奖委员会当天宣布刘晓波得奖）以来，中挪两国再无政治接触。
美国《外交政策》2011年4月7日在一篇题为《外强中干的中国》中批评中国当局：“真正的大国不应惧怕那些弱小的敌人，如果它们真这么做了，则会损伤自己，壮大对手。”比如拘捕先锋艺术家艾未未，“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排第一、经济排第二、国防支出排第二的国家的政府，害怕的却是一个展出1亿粒葵花籽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和被监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一样的普通人。 ”前美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一次讲话中向这两人致意，赞扬他们“随时在挑战政府，促使他们为公众服务”。所有的政府都应从这种挑战中获益，因为这正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但中国领导人对这些人和思想的恐慌显示了另外的信号。“中国拥有伟大的文化，但从恐惧的对象来看，还远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2010年刘晓波获奖，奥斯陆颁奖，刘晓波却被拘押在监狱里，当然无法出境去领奖，现场只有一把空椅子——之后空椅子也成为被屏蔽的敏感词之一。刘晓波的待遇和缅甸的获奖者昂山素季很相似，不过昂山素季是被军政府软禁，而不是被判刑。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于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被缅甸军政府软禁的她无法前往，只好由两个儿子代领。21年后，2012年，重获自由的她终于得以亲自前往领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表示：“这一天是诺贝尔奖有史以来最非凡的盛事之一，我们希望刘晓波不用像素季一样等这么久才能来奥斯陆领奖。”
或许，刘晓波也要等到这么一天，那一天将不再是中国政府所坚持的一元并狭隘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而将是更加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多元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2012年第1期《现代出版》发表署名范军的论文《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指举办者把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先后授给达赖、刘晓波、高行健等人，实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人共愤”。中共的党校刊物《探索》2011年第2期发表学者李长征的文章《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考》，指2008年《零八宪章》出炉……2010年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几大严重标志性政治事件有力地证明，我国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他们的靠山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操控下，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手段包括使共产党完全变质、成为他们代理人的图谋。”作者还援引邓小平于1990年12月的原话支持他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2011年第4期《教育与管理》杂志发表学者席建军的署名文章《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长期性》，称“连续多年来，西方世界一直借人权问题来打压中国，仅从诺贝尔委员会近些年的一系列行径，就足以说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防范“和平演变的图谋”，并指责诺委会颁奖给中国人：“1989年，诺委会把诺贝尔和平奖套在了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叛逃头目达赖的头上；2008年，诺委会曾打算把诺贝尔和平奖赐给被中国政府判处有期徒刑的胡佳以及他的妻子，但因其分量可能不如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所以胡佳才没有获此殊荣；2010年的10月，诺贝尔委员会的’御用‘政客们又导演了一出反华闹剧，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刘晓波。”
一、官方舆论依然视刘晓波为危险分子
2012年第11期《学理论•下》发表学者苏畅的学术论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及应对措施》，论及刘晓波时说：我国意识形态的斗争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国际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内某些人就活跃起来，从事攻击党和政府的活动。2006年“新西山会议”、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2008年刘晓波抛出的《零八宪章》。“这些错误思潮，无一例外都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是极度危险的。我们必须禁止这些思想的传播，以免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
2012年第6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发表徐崇温的文章《“重返亚太”是美国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战略》批评颁奖给刘晓波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怀着“中国如果像东欧那样爆发一场颜色革命，就会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之路”的复辟梦想，而他依然弹着这样与当局意识形态一致的老调子：“只有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自由和繁荣，它的崛起也才能给世界舞台带来一支基本上和平而且负责任的力量”。
2012年第21期由著名作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刊登署名“罗素.邓肯”的文章《“前进”： 辉煌的奥巴马总统》，文中提到刘晓波的名字，称中美关系诸多问题中会有关于刘晓波的问题，如“举一些近期（美国）与中国紧张的问题：如二氧化碳污染的排放与环境问题，货币价值问题、刘晓波的问题，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艾未未，陈光诚，王立军，薄熙来和薄谷开来等人的问题，以及韩国问题，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问题，叙利亚的内战问题等。世界媒体上所见到的很多问题，需要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商谈的很多。”其实，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观念有别，主要是人权，西方认为政治权利（主要包括游行示威和持不同政见）才是真正的人权。而中国反驳指西方国家自身的人权状况也不完美，强调政治权利，称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2012年第26期《神州》杂志在《中美关系的重要冲突点》一文中提到刘晓波事件，指出西方认为不同政见者刘晓波的被拘禁就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一般来说，当美国政要们利用谷歌事件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等事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批评时，中国官方媒体和学者就替中国政府说话，予以“强烈谴责”。2012年第3期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发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原主任黄铸的论文《关于兴亡周期律的思考》，把刘晓波与西方“和平演变”拉上关系，指出要“警惕”：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出现这种动向，最严重的就是“八九”风波，不应忽视。西方多年来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在一些国家煽动“颜色革命”，近年来在中东、北非制造大动乱，目前正挑动俄罗斯动乱，对我国也不放过，继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又给了刘晓波这个奖。“对此，我们千万不要丧失警惕。”
二、学术刊物及其学术权威及研究人士依然提防“和平演变”
2013年4期《党史文汇》，发表首都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匡长福论文《应高度警觉西方对华文化渗透》，提到美国通过资助、扶持某些中国“西化精英”，企图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有段文字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公然授予了1989年制造动乱、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刘晓波。”其实，诺奖委员会是公正投票决定谁获奖，希拉里建议并不是最终的决定（外交部主办的公开刊物《世界知识》杂志2011年第12期发表范庆华的文章《变局下的中美相处之道》披露，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几个表态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该作者称，“客观讲，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并没有从中操作，诺贝尔和平奖是欧洲人授予的，欧洲人还大方地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和平奖。”）该作者在文中还直接引用刘晓波的文字“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进行批评，称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广告、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高层论坛、学术交流研讨、讲座培训、基金会资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种文化形态暗中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议会制、多党制、价值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及资产阶段腐朽奢糜的生活方式，用来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等，以彻底改变“我国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的整个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另一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2010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庞佑军也是如此观点，他在2013年第1期《今日湖北•下旬刊》发表论文《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例研究》，指“像刘晓波这种危害国家政权的煽动性言论及行为应该受到刑事制裁，这是无可厚非的，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中国外文出版局主办的《对外传播》2013年3期刊登韩松的文章《推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会议》，提到中共十八大后的“两会”对外新闻传播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针对境外舆论的新动向”，提到一些热点如南周事件、薄案、刘志军案件、刘晓波、“六四”等还有可能被提到，其用意是要高层对此有所对策。2012年第4期《中国西藏》杂志在批判达赖喇嘛时还顺带批判了刘晓波，这篇题目为《一面让十四世达赖现出原形的镜子》（署名廉湘民）的文章说，达赖喇嘛是如何与刘晓波“并驾其驱”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如何与热比娅“肩并肩、手挽手”站在一起。
江西省的中学教师罗诗孟在2013年第1期《教育艺术》发表一篇《加强思维训练激发写作个性》的论文中，一边引用江泽民有关民族创新的话，一边批评刘晓波，他认为：对“诺贝尔和平奖”的看法，一般认为这是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或世界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的最高荣誉。但如果我们运用逆向思维，细观近来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却发现它是“荒唐可笑的和平奖”。1989年颁发给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达赖；2009年颁发给同时领导两场对外战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更是荒唐至极，颁发给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他结论说：“以上颁奖，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2012年11期《文史月刊》在蒋益文辑录的《华人与诺贝尔奖》一文中这样介绍刘晓波的历史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头衔：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获文艺学博士。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及第三届会长，2010年获得贝尔和平奖，时年55岁。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刘晓波充当“六四”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1995年和1999年两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从2005年开始，刘晓波不遗余力地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并在2008年抛出所谓《零八宪章》。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煽动他人加入，企图改变政治体制、推翻现有政权，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涉嫌犯罪。2008年12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2010年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对外交部的声音进行回应，该报报道标题是《“缺席”的颁奖仪式成笑话》，指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搞了一个“缺席”颁奖会，把所谓的“和平奖”给了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正在服刑的罪犯刘晓波。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秘书长杨泰波在湖南省党史暨党史联络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发表2011年第1期《湘潮》杂志上，题为《在党史工作要有更大的作为》。其中提到：警惕“宣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攻击我国政治制度，攻击我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鼓吹推动进行敌对势力所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借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大肆炒作，在民主、人权、自由等问题上对我歪曲攻击……。”
三、罕见有公开刊物正面介绍刘晓波
不过，中国官方媒体也有对刘晓波获奖的正面介绍，2013年第2期《中国市场》杂志发表署名朱安远、郭华珍、朱婧姝的文章《次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提及华裔诺贝尔奖获奖者：“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历史上，荣膺诺贝尔奖的华裔共有以下12位：、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高锟、李远哲、钱永健、高行健、莫言、达赖喇嘛、刘晓波，在介绍刘晓波时还加注了汉语拼音（Liu Xiaobo），并附简介：1955年12月28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获奖时是中国籍。还说：“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刘晓波是继德国政论记者奥西茨基（他1933年被希特勒任总理的纳粹德国囚禁于集中营，1935年和平奖获奖者，C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和缅甸女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1991年和平奖获奖者，Aung San Suu Kyi，1945—）之后，第3位被囚禁（软禁）的获奖者。”2011年第1期《散文世界》杂志作者苏伟在卷首语中说，“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刘晓波，因零八宪章的写作，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事争议强烈，最终被强势力量打压，已无人究其原因了”。这里称刘晓波为中国公民，意味着刘晓波的行为是公民行为，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对国家机构及政府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表达权等宪法权利。
著名旅澳学者、作家、翻译家、《原乡》文学杂志主编欧阳昱先生在2012年第6期中国《华文文学》杂志发表《打折扣的诺贝尔文学奖》一文提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诺贝尔奖也在变。从2000年以来的这12年来，诺贝尔奖居然青睐中国了，短短12年，竟然先后颁给三个汉人（高行健、刘晓波、莫言），频率之高，令人讶然。“无论莫言的政治地位如何，文学质量如何，但他得奖后第二天就仗着诺奖的声威，呼吁释放刘晓波。这充分地说明了诺奖带来的正面效应。”作者还帮助刘晓波一起反“文字狱”，为此他评论称：中国在世界上什么奖都想拿，都要拿，都能拿，这没错，但中国若想成为世界超强国家，却不能只有钱，没有自由，只拿奖，不管自由，只关心奖金，不关心自由。我说的自由是最小的自由，即开口说话的自由，不以言论治罪的自由。我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转悠过，如韩国、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日本，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自由上网，随便进入Facebook， Twitter， Youtube等网站，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上网后查找资料或信息会遭到莫名其妙的阻挠和封锁（根据Google页面报道，内容无法进入），只有在十二年中连续产生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伟大中国，才有进不了大量网站，查找信息会被屡屡作梗的事情发生。希望自莫言始，中国结束莫言时代、不敢言时代，全面进入畅所欲言时代。一个国家的作家以“莫言”作为自己的笔名，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耻辱，而不是骄傲。
2011年第3期《文学教育•中旬版》发表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白洋的文章《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对新闻报道的影响》，文中披露了刘晓波妻子刘霞被限制自由的国际新闻报道并进行分析，作者说，最近发生的2010诺贝尔和平奖史无前例地授予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国公民一事，引起英美主流媒体的关注，但他们的观点却和中方的大相径庭。该文的语料选自CNN在2010年10月11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妻子被拘留”(Chinese Nobel prize winner’s wife detained )的文章，研究其报道的一些有特色的引语，该引语把刘晓波塑造成为人权和民主能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而忍辱负重的形象。
2011年第2期《商界•时尚》杂志刊登署名杨磊的《别人眼里的2010年》一文，援引《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为这个世界交了一份答卷：世界百大思想者年度排行榜。这份榜单，就有入围“世界百大思想者年度排行榜”的中国人刘晓波：NO.16 中国政治犯刘晓波，把1989年运动的火种传播给下一代 。此外，还有排名最高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第4位），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樊纲（第60位），以及《新世纪周刊》总编胡舒立，中国博客作者和小说家韩寒，因为韩寒在“抒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不安情绪”。2010年4月，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列出入围《时代》影响力人物的中国面孔，其中排名140位的是刘晓波（韩寒排名第12，薄熙来和王岐山也在其中）。该刊介绍刘晓波为政治活动家、作家，是支持民主和公民宪法权利的政治活动人士，《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5日被逮捕，以“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11年监禁。
在媒体上，还有人把作家韩寒与刘晓波进行对比，香港《亚洲周刊》专栏作家、中国知名刊物《生活月刊》出版人许知远在中国刊物《时代青年》上撰文《庸众的胜利》称（《今日文摘》2010年第23期全文转载）：“用刘晓波来比较韩寒，既不恰当也不公平。但是，公众对两者的态度，却最好不过地映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谈论刘晓波，是因为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也因为这有点危险。但集体性的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2008年底则称赞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当下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也获得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网上的支持。”《凤凰播报》发出了邱的文章，2009年第3期《向导•读品版》以《生活方式与宪政运动》为题刊登了邱立本的评论文章。
在新浪微博上，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及正面形象总是可以飞速传播，虽然“万能的中宣部”要求运营商对敏感词进行过滤。他们的审查意味着自动删除。不过网友们并未因此而完全被控制，尽管官方百般封锁，刘晓波获诺奖的消息还是在国内的微博上迅速传开了。用户为了逃避审查，或用同音字、或用拼音将其名字代替，敏感词过滤系统却无能为力。
四、官媒回顾刘晓波获奖后外交部的无力和反思《环球时报》的失策
这里再对刘晓波被捕及获奖的事件作一简要回顾：刘晓波是2008年10月失去自由的，2009年被批准逮捕。2009年第14期《财经》杂志在“大事.回望”中这样报道刘晓波被捕：新华社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后依法逮捕。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只有寥寥一句话，没有披露其背景。
2009年底，官方指控刘晓波在网上发动捍卫公民权利（公开发布《零八宪章》）的请愿行为，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为中国的基本人权而抗争”。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2010年10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上以“为什么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开撰文，披露“中国政府和社会不同意我们的颁奖结果”这一真相。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因为刘晓波获奖就释放他，反而是借机加强舆论控制，而且是强硬表态，无论刘晓波是否获奖，仍然继续关押，官方借御用喉舌《环球时报》明确表达这一意思：10月18日，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通过一份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京沪穗三地的调查这样指：57.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依法关押刘晓波，直至服刑期满。
政府当然是喜欢《环球时报》这样的选择性调查结果，事实上他们仍然喜欢掩盖真相，不容不同声音出现。在北京的外媒就发现，自诺委会宣布获奖这一天起，BBC、CNN、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等网站被中国屏蔽，无疑这些网站是因为诺和奖颁奖仪式的原因才被屏蔽的。对此，官方却嘴硬不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回应：“这些网站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不清楚。但……中国的网络是开放的，也是依法管理的。哪些信息不能在网络上传播，都有法律明文规定。我们的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姜瑜是充当掩耳盗铃者的角色，她知道刘晓波是因言获罪，却不肯承认，她说：刘晓波不是“因言获罪”，“刘晓波是以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煽动性文章（指《零八宪章》），组织、劝诱他人签名等方式，煽动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刘晓波的问题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危害本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犯罪行为，依法判处刑罚，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此问题上不应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的司法制度。”
10月8日这一天，另外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马朝旭则口斥诺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称其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马朝旭指刘晓波是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宗旨背道而驰。马朝旭还认为，诺委会授奖刘晓波也会给中挪关系带来损害。可是，这种掩耳盗铃的声音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反而在网上得到众多网友的讽刺和口水。
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之后，相关媒体都转载了如此一句话新闻，同样没有背景介绍。10月9日，即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第二天，中国媒体里的相关评论仅有《诺贝尔和平奖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环球时报社评)《诺贝尔和平奖已失真、失明、失信》(郭兴)两篇评论，截至10月16日，即和平奖公布后的一周内，中国媒体中批驳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仅有8篇。中国博客及各大网站BBS留言中基本没有出现任何一条评论——官方禁止评论和留言。这与中国社会即时的真实反应并不相符，官方媒体自甘沉沦，十分可怜。
刘晓波获奖消息传出一周内，民间却是对刘晓波获奖的热烈祝贺和处处网友欢庆聚会等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只能发布寥寥数语消息和口径一致的批评声音，毫无新意，他们自己事后无奈地承认他们的对策是彻底失败的：“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依然相对落后，这也使中国公共外交未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这段话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编委王文（《环球时报》评论版的签付印人）所说，他承认官方对待刘晓波获奖后的新闻回应失策。刘晓波获奖一周后，《环球时报》对刘晓波的批评逐渐升温，王文承认《环球时报》一年多来至少做了74篇相关报道，包括评论文章。
虽然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应该不予理睬，淡化处理，但是到了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家后，中国媒体得意忘形，肉麻吹捧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喜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高调祝贺莫言获奖。此前，当局曾冷淡对待高行健获奖、斥责1989年西藏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次中国政府改换欢呼立场，却是极大的讽刺和自大耳光。不过，获奖的作家莫言并不低调，他对被记者追问刘晓波的问题也无奈说出“应该释放他”的表态。但在2009年刘晓波被判刑时，莫言接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电话访问时说：“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可见莫言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对火候把握的比较适合。
五、刘晓波的影响力被官方舆论承认
中国著名公开出版物《国际展望》杂志2012年第4期发表金良祥的文章《试论新世纪前十年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成就与挑战》，提到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影响力，称：新世纪头十年，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影响，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危害政治安全的事件，包括《零八宪章》、刘晓波和艾未未事件等。上述事件不仅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偏见，西方媒体的炒作，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中国的政治安全造成潜在危害。为制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刘晓波，中国官方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稽查员在检查挪威进口商品的时候拖延时间，有时候甚至长达几个星期，任由鱼肉变质。2010年12月10日颁奖仪式之后几天，中国对挪威进口鱼类引入了质量检查机制。卑尔根一家海产集团总裁表示，他们现在根本无法向中国出口。中国曾经是挪威三文鱼的最大进口国之一。在刘晓波获奖之前，北京方面曾经发出警告，中国与挪威的关系可能因此受损。在颁奖典礼过去六个月之后，大部分挪威人都对中国如此执著地实现“承诺”感到惊讶。此外，中国在诺奖颁给刘晓波的消息宣布之后不久，取消了与挪威一名部长在上海世博会上会见的计划。中国驻挪威大使则休假两个月。挪威外交部证实，2010年10月8日（诺奖委员会当天宣布刘晓波得奖）以来，中挪两国再无政治接触。
美国《外交政策》2011年4月7日在一篇题为《外强中干的中国》中批评中国当局：“真正的大国不应惧怕那些弱小的敌人，如果它们真这么做了，则会损伤自己，壮大对手。”比如拘捕先锋艺术家艾未未，“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排第一、经济排第二、国防支出排第二的国家的政府，害怕的却是一个展出1亿粒葵花籽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和被监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一样的普通人。 ”前美驻华大使洪博培在一次讲话中向这两人致意，赞扬他们“随时在挑战政府，促使他们为公众服务”。所有的政府都应从这种挑战中获益，因为这正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但中国领导人对这些人和思想的恐慌显示了另外的信号。“中国拥有伟大的文化，但从恐惧的对象来看，还远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2010年刘晓波获奖，奥斯陆颁奖，刘晓波却被拘押在监狱里，当然无法出境去领奖，现场只有一把空椅子——之后空椅子也成为被屏蔽的敏感词之一。刘晓波的待遇和缅甸的获奖者昂山素季很相似，不过昂山素季是被军政府软禁，而不是被判刑。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于199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被缅甸军政府软禁的她无法前往，只好由两个儿子代领。21年后，2012年，重获自由的她终于得以亲自前往领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表示：“这一天是诺贝尔奖有史以来最非凡的盛事之一，我们希望刘晓波不用像素季一样等这么久才能来奥斯陆领奖。”
或许，刘晓波也要等到这么一天，那一天将不再是中国政府所坚持的一元并狭隘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而将是更加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多元的世界，不同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