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习、李新班子上台已经半年多了，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已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到而今则是连“楼梯”也不再“响”，连“影帝”式的作秀，也没人想来充当“演员”了。这下急坏了一些原来卖力抬轿子，吹喇叭，鼓吹“新政”必将要进行政改的—帮子人。于是他们挖空心思，设计出各式各样的方案，既是在向当局示好，献媚，也是想给还在痴心盼望制度变革实行民主宪政的普罗大众和知识份子服下一包虽不是“定心丸”，也算安慰剂吧。

于是有位先生发表了—通“实施宪法就是政改”的高论。那意思无非是说，“习总”已经宣布要“全面贯彻实施82宪法”，既已“宣布”，这就是政改了，—切都会好的。你们就等着吧，别再闹了。至于是猴年还是马月才“全面贯彻实施”，那就不是他老兄大作论及的范围了。这姑且可叫做“望梅止渴”或“画饼充饥”吧！比起这位先生“小儿科”式的伎俩，另一位曾一度自封为中国五七年右派的“代言人”则在今年4月10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洋洋洒洒地抛出了一篇高论。后又整理成文予以发表。其中心点可概括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而是要“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才行。

为了给他这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论找到“理论”上的根据，此君请出了他在为文时经常都亲切地挂在嘴边的“小平同志”。他说“3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方针，经实践证明：没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就没有更多人富起来。‘均富’、‘共富’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是纸上的东西”。于是此人接下东便说“民主也是這样，没有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更多的人就民主不起来”。把经济上的贫与富，收入的多与少，和民主宪政中人人应享有的，选举、被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权利混为一谈，其逻辑之混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荒唐。比如甲是博导，月收入1万元，乙是清洁工月收入一千多元，如果两人都没有违法所得，这种“不平等”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并允许存在的。甲比乙富裕一些也在情理中。但由此便进一步“推论”出，甲才应拥有（或应先于乙拥有）选举、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乙则不应拥有（或至少现在还不能拥有）这些权利，甚至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那么说这种话的人，不是白痴、疯子，就肯定是个依附于官家、富人的奴才。他把有钱无钱，作为该不该享有人权，应不应享有公民政治权利的必备条件。于是正如一个无耻之徒曾公开宣扬过的“无财产即无人格”。此人认为无钱的人，连“人格”也没有，当然哪还能有什么政治民主的权利？两年多前此人宣扬此论时，被笔者和网上的几位朋友，将其痛斥了一顿。并质问他，以此论之，岂不是贪官的人格最崇高，而曹雪芹、李白等都是“无人格”的人了？他哑口无言不敢回应。现在却重新打扮了—下又抛了出来。但不管其如何“打扮”，万变不离其宗，都只能证明这号人，只不过是官府、富人利益的“代言人”而已。他只知崇敬有权有钱的人，根本就不把普通百姓当人看待。因而我们普通民众也只能视其为坊间俗话说的“狗眼看人低”了。

为了给他这种反普世价值观、反民主宪政的歪理邪说增添点“底气”，他竟然把几百年前过时的历史拿来作为当今实施民主宪政的“参照数”。此人称：“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据说那些反对过革命的领导人，不但没有选举权还流放到英国和法国。美国都如此，中国还能例外吗”？我想提醒这位先生你说的即便都是事实，但这已是十八世纪美国的事，当时别说原子能，互联网，航天技术，就连飞机、轮船也还未出现。而今是二十—世纪了。科学已进入原子能、互联网时代，全球社会已进入民主世纪。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是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步而行的。而这位先生却把殖民世纪，贩卖奴隶年代的“出土文物”般的古董故事拿来作为当今中国进行制度变革，与实施宪政民主的“参照数”，如此像中国神话中的“申公豹”先生的眼睛一样，长在后脑勺上向后看，于是竟然得出结论说“中国还能例外吗”？真不愧是在为“推动”历史倒退，大开历史倒车而奔走呼号。可惜这种“努力”就叫做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动”，即反普世价值、反民主宪政的反动“理论”。

更意味深长的是，此君拿十八世纪的美国作“参照数”时，特别强调当时美国“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似乎唯恐别人（当然更担心党妈妈）不懂他的苦心孤诣，于是更进一步解释道：“先民主起来的這‘一部份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穷人、富人、知识分子？我认为都不是，应是中共现有的8000万党员，刚好占中国13亿总人口数的百分十七……如果让他们先民主起来，无疑会带动更多人民主起来。共产党员都未享有民主，老百姓能有民主吗？”原来在此人看来80%以上的中国普通民众都是“低素质”的“愚民”，因此不配享有民主。这到正好与官方历来拒绝民主的说词“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只有先让高贵的党员同志们享有民主，才能“带动更多人民主起来”。至此人们也就看清了，此人不过是一个根本不懂民主为何物的江湖骗子。民主简言之，就是主权在民。是全体民众的事，而不是少数人的游戏。把80%以上的民众排斥在外，只让占人口总数17%的党员来“秀”民主，这样的“小圈子民主”，不但已和民主的本义南辕北辙，而且中共已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搞了十几年了。例如用—个由中共特别指定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来提名、决定香港“特首”的人选之类的把戏。结果就只能是伪民主的游戏。所谓“选特首”实则由中共钦定，根本与民主无关。早已被港人识破，而遭到强烈抵制。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艺了，还想骗谁昵？

至于党员享有民主后，就“无疑会带动更多人民主起来”，更是骗人的鬼话。民主是天赋的人权，是民众自我觉醒而争得的权利，不是哪个皇帝、明君、大救星的恩赐。现在若把民主的权利恩赐给8000万党员，这本身就名不正，言不顺，变成了特权。而特权是民主的死敌，承认特权就没有民主生存的空间。再看这8000万宝贝党员，是些什么“人才”呢？其中大部份是从高层到基层的各级官员、各企、事业单位的实杈者、管理者及其至爱亲朋，都是享有大小不等各种特权的人。众所周知，今日大陆的官场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民主政治又是贪腐的克星。因此，他们根本不想要什么民主，而只关心如何拥权、弄权、按潜规则进行人身依附。以便禄位高升，青云直上。另一批人则是所谓“改革开放”后，靠投靠、勾结官员，以钱买得权力，然后盘剥掠夺民众，或丧尽良知搞强征地，强折迁坑害民众，或贩假制劣，坑蒙拐骗，推荐“精品”作假广告等等而不同程度发了财的富人，如三鹿奶粉老板以及梁稳根之流。他们对民主反感至极，因为民主只能妨碍他们继续搞歪门邪道发财。再有就是一群无知的愚氓，如申纪兰之流，他们就是靠这张“党票”而无本万利，享尽荣华，外加鸡犬飞升。如果民主来了，则自己“党妈宠爱在一身“的特权不就完了吗？以上几种人加在—起，起码也占了8000万党员中7000万以上。先恩赐这帮人享有“民主”，再靠他们来“带动更多人民主起来”，这不是缘木求鱼，就是痴人说梦。

所以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口中“一小撮”拥有特权，不但不关心民主，更不想要民主，甚至坚决反对民主，坚持要“五个不搞”坚决“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这一帮子人，异想天开的活生生地搞个“拉郎配”，让他们来与民主“派对”、“结缘”，这实则是对民主政治与民主宪政极大的讽刺、嘲弄与糟蹋。无异于把巫婆、神汉请来医院当主治医师一样的荒唐。当然此人并不仅是为了哗众取宠，实则是充分暴露出其人的崇官，媚权，媚富的奴性。因而精心的给特权阶层设计出一张他自认为能长治久安，能永保党国社稷“维稳”成功的“制度变革路线图”，以确保他的党能永远“领导”这个国家。只消看此人一贯亲亲热热把个“小平同志”挂在嘴边，他就足以证明此人既不是什么“五七右派代言人”，也不是真心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人，而是已经对党国以身相许，自己已定位为“党家”的人了。至于人家官方买不买他的账，要不要他廉价出售的灵魂，则不属本文探讨的范畴。

因此正如他的“小平同志”当年只允许“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结果导致今天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官员奸商富得流油，普通民众穷得流泪的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情况一样。此人的这个“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的“路线图”，最终也就只能使民主，变成特权者手中的玩具，成为少数人在“小圈子”里搞“派对”的娱乐。而什么民主宪政，制度变革，也只能成为写在纸上的口号，放在橱窗以广招徕的“样品”而已。

2013年4月30日完稿


以下是本文所谈及的观点具体的出处。供证实与参考。

“一党两派”是中国宪政民主的最佳捷径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网2013年4月28日讯）美藉华人学者冯胜平先生提出“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的主张，在海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我支持他的观点。不过冯先生没有说清楚，先民主起来的這“一部份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穷人、富人、知识分子？

我认为都不是，应是中共现有的8000万党员，刚好占中国13亿总人口数的百分十七。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是“最有觉悟”和最“守纪律的革命战士”，其中不少人多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属于有钱有势的阶层，但不一能享受到民主，仍是党的驯服工具。他们有些亊想做不能做，有些话想说不能说，心中仍有许多积与不满，在选举党内各级领导时仍没有自己的一票。如果让他们先民主起来，无疑会带动更多人民主起来。共产党员都未享有民主，老百姓能有民主吗？

也许不少人会反对我的这个现点，民主嘛就应该一视同仁。中共是执政党，有权有势，占有一切资源，怎么连民主也要占有，这太不公平了吧？我认为很公平。民主和财富样，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大家可曾記得，30年前邓小平提出“让一部份部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方针，经实践证明：没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就没有更多人先富起来。“均富”、“共富”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是纸上的东西。就说汽車这东西吧，在80年代家庭有辆自行车就很不错了，谁也没有想过有汽车。9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私家车，2000年后私家汽车才开始进入家庭。我老家住在成都全兴酒厂职工宿舍，是单位给我的福利房。这里住着220多户酒厂职工，2005年前不足10辆小車，此后逐年攀升，30辆、50辆、100辆，去年底我回家、一天夜里去点数，一下飙升到180多辆。有車户高达百分之七十，汽車快成了全院的代步工具，放眼中国各大中城市何尝不是这样。现在到处堵車，各地污染，汽車几乎成为一种新的公害。

民主也是這样，没有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更多的人就民主不起来。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取得统一后，为解决立宪问题，在1787年55位反对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6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两年后，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据说那些反对过革命的领导人，不但没有选举权还流放到英国和法国。美国都如此，中国还能例外吗？事实也是如此。全民齐富不会有富，全民同时民主不会有民主。民主和富裕一样，是逐步推展、逐步提升、逐步普及的。

我当过中共党员，现在家族中有不少人还是党员，不过都是“听用”（成都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任由人支配），压根儿就没有享受到党内民主，每逢选代表、选委员、选书记，也和普通平头百姓选人民代表一样，仍然是按上级组织拟定的名单刬圈圈。你想想，中国怎么会有民主？说穿了，中国的民主无论党内党外，都是上级在操控，而级的民主，，又是更上一级在操控，最后是一个人在操控。如果中共每一个党员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选举县、市、省，直至全国的代表、委员和书记，這将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大变化。

为什么中共不让自己的党员，按照自已的意愿直选党的各级代表与书记呢？道理和选人民代表一样，怕的失控。因为党内仍然有分争，俗话说得好“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为了解决这个纷争，都是一级一级自上而下的指定操控，民主只是词儿。所以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个宝塔形，当官的只对上级负责，从不对下级负责，当然更不对人民群众负责。自然，人民群众受了屈、吃了寃，无处申诉，纵然申诉了也无法解决。这便是中国寃案、錯案、假案如山的直接原因。

党内要有民主，首先必须承认党内有纷争、有派系存在。比如十八大前，广东汪洋宣传的是“把蛋糕做大”，重庆薄熙来主张的是“把蛋糕分均”。“做大”和“分均”就是两派。一派是“先富”，一派是“吃富”。后来因王立軍落跑成都美领馆，暴露出薄熙来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不然十八大真有好戏看。

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自1921年建党之时，党内就存在派别之争，只是不承认而已。毛泽东所谓“党内十次政治路线斗争”，实际就是派别之争，只不过借用“敌我矛盾”的手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灭了党内民主。致使党内危机不断，险象丛生，每到权力交替时候，便斗得你死我活。

“威权时代”的毛泽东，先指定刘少奇做他的接斑人，后因政见上的纷争，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惨死于开封。“文革”中因林彪“造反”有功，被毛指定为“当然接班人”，结果摔死在外蒙溫都尔汗。后又是王洪文，毛临终托孤，却变成了“你办亊，我放心”的华国锋。“政治强人”邓小平时代，接班人先是胡耀邦，再是赵紫阳，也因为是政见不合的原因，两人均遭废黜。据闻，邓小平最后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先生，也险些接不上班，若不是几位軍头力保同样被废掉。又听说胡锦涛时代，胡竭力想推另一人接班，但终未如愿。究其原因是党内不民主。党內没有民主，不但不承认派系的存在，更没有权力交接的固定机制与法定程序。六十年一贯制：不是威者钦定，便是强者内圈。不斗才怪哩？

教训使囯人聪明，经验使中共理智。

传说习近平的上台，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出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诚如是，此乃民族之幸，说明中共已开始重视党内民主。但这个民主只几百人有，占8000万党员总数的百分之0.00005。离党内民主还差得远。

党内真要有民主，就要有派别与派系的存在，并具要让其公开化、合法化，不能再沿用“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进行解决。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顽固派、改革派，亦或是保守派、民主派，乃至拥毛派和反毛派，只要它们不阴谋作乱与暴力夺权，就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得参与有序的合理竟争，让他们手中的选票说话。选上的高居庙堂执政，选不上的在野监督。有了這个两派共识的基础，再向两党制转型（也就是“宪政民主”转型）。這个转型不动刀、不动炮，不流血、不死人，和平理性，一劳永逸，万世认同。

在中国历史上，国共原先就是“一党兩派”，一派是三民主义，一派是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去逝后，由于两派互不相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龙头老大主政中国，才导致十年武装割据的“土地革命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白白死去二千多万人。现在這个武装割据的条件不复存在，军队全归共产党统一领导，任何派系要想作乱均不可能。

我们十分赞成、支持、拥护军队必须由现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绝不允许任何派系和野心家挿手。国家主席就是三軍的统帅和元首，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附属品。只要军队百分之百的稳定，中国就出不了乱子。

台湾的宪政民主始于极权。正如蒋经国先生说的：“我是独裁者，但我是最后一个独裁者”。为此，我们十分支持习近平总书記集权，成为蒋经国似的独裁者！为一党之尊，两派之父的撑门人。何愁中国没有宪政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