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访村”

中国人治历史有多长，民间上访申冤的历史就有多长；中国人治历史还将延续多久，上访运动就还将持续多久。中共建政以来的近半个多世纪，应该说是人类上访史上上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全国性的上访高潮就有两次：其一是1978年－1982年，其二是2003年至今。这近三十年中的两次上访高潮彰显着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普遍性社会问题，由此引发出民意申诉浪潮，也预示着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

虽然近三十年来出现的两次上访高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只要细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有着本质的不同。认真分析这两次上访高潮对于理解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况与历史趋向无疑是有裨益的，尤其对于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与权力本质的演化是很有帮助的。从某种政治视角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角逐演化的历史，而上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角逐的集中反映。所以比较近三十年中的两次上访高潮，无疑是观察中国今日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然而由于极权统治对信息的垄断与封锁，无论昨天的1978年－1982年的上访高潮，还是今天正在汹涌的上访洪流，我们都无法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它的情况，而只能从一些局部的调查与官方不经意透露的一些信息来加以分析。透过这些有限的信息，我们只能管窥两次上访的概貌。立足于此有限的材料，所作的比较难免会有偏颇。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让那些关心中国时局的人士从中国上访演化情况来认识中国现代权力的本质与走向。

一、两次上访高潮概况

1978年－1982年的上访高潮目前很难从公开的材料上搜寻到更多的报道，然而从中国官方媒体对当年的“拨乱反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总结上可以看到：“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六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落实了台属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此外，还实事求是地复查和纠正了３０年代、４０年代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到１９８５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３０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３００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４７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

另据一名直接参加当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人员回忆说：“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从这些结论性的报道与回忆上，我们可以想见当年上访的景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直接到过北京反映问题。据我接触到的一位曾担任过中共部级干部的老人回忆，他为了解决自己在文革中被下放的问题于1978年到北京上访时，当时北京所有能住宿的招待所、旅社、宾馆，都住满了上访人，还有许多只能露宿街头。当年白天在北京几乎每家餐馆中都能看到风尘仆仆的上访人，尤其靠近中组部的西单更是上访密集的地方。具体究竟有多少在京上访者，当时没有什么部门统计过，也没法精确统计，估计高峰时在京上访人数应该达到近10万。

另据一名当年在北京曾给上访人捐赠过冬衣被的人士回忆：当年他正在上高中，与几个朋友前去西单看民主墙上的文章时，看到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上访人，有些住不到旅社的和住不起旅社的只能露宿街头，于是他们将一些衣服被褥送给上访人御寒过冬。记得当时满街都可见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上访人，经常听到的是谈论各种上访的话题。那几年北京的街谈巷议主要就是上访人的事。当年上访人主要聚集的地方是以中组部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因为当时胡耀邦主政中组部，担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

这一波上访高峰的直接诱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1982年后，随着反右与文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解决，这一波上访高峰终于回落。

2003年以来，中国又一波上访高潮涌现。直接原因是当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使人口流动相对宽松了一些，这样民间多年积怨一下子通过上访爆发了出来。然而这一波上访洪峰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从种种情况来看，还将持续下去。

据官方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1272．3万人(件)次公民来信来访，比上年上升4．1%，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46%，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了14%；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接待公民集体上访的31．5万批次，712万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了41%和44．8%，其中50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达800余人，创单批次进京上访人数的最高记录。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

事实上这个统计肯定也是局部的，从中国报喜不报忧的官僚体制来看，这种反映各地问题的上访，地方官员在上报时肯定是一压再压的，数字可能减少至少达几倍的程度。

对于这股上访洪流的宏大程度，我查找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14日的一则报道中提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德明在‘两会’期间披露，2006年全国地市级以上总工会共接待因国企改制问题前来上访的职工人数总计14.95万人，占上访总数的38.19%，排在上访案件第一位。”从这简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总工会一年中仅地市级以上信访口就接待了因改制问题上访的近15万人，而这个人数只占全部上访的不到百分之四十，由此推算全年地市级以上的总工会接待上访职工应该在近50万人。而总工会可是个完全没有实权的象征性部门，工人一般有问题都不到这种部门反映的，即使如此2006年接待量也这么大，并且更基层、数据更大的县级还没有统计。由此可见中国那些上访最集中的人大、政府、党委、公检法信访口，人数之多、规模之大！

据一份社科院课题组提供的数字显示：北京“上访村”平时大约有两千访民，而“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这个数字显然有问题，其一，北京“上访村”并不是到京城上访者唯一聚集地，因此该地平日上访人数也并不是代表在京上访的全部；其二，在严酷的截访环境下，任何统计上访的方式都遭到访民本能的回避，这种情况下的统计与实际人数肯定相差很远。而据我从在京上访达十年之久，已经在访民中建立起广泛联系的一批访民那里了解到：从2003年以来，仅在北京的上访者单日最少的时候也有5000人以上，而最多的时候应该达到近20万人。

从2003年以来的上访潮来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超过1978－1982年的上访潮的，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

二、产生两次上访高潮的背景与实质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两次上访高潮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有所不同的。

1978年一1982年的上访高潮出现于中国“文革”之后，在中共权力集团中，一批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人将一批新兴起来的“造反派”打倒，从而使那些如邓小平之类的屡受打击的老干部得以复出。这批复出的干部点燃了全国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不公待遇的干部要求平反与恢复工作的希望。于是他们分别从边远的农村、干校、劳教地赶赴北京，寻求对自身历史问题给予重新审查与结论。起初这批人中以文革被专政出局的人士居多，后来就带动了更早的在“四清”、“反右”、“镇反”，乃至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苏区“肃反”等运动中被迫害的人。他们的群起上访掀起了一场中共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的整体性平反运动。

之所以当时产生这么一场波及中共建党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高潮，直接原因当然是中共内部不同执政思路与利益派系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同时中国经济建设在政治挂帅的冲击下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世界发展形势也一再昭示出中国这种执政方针是严重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必需改弦更张了，否则中共执政要想延续将极为困难。在这种经济、政治的内外压力下，中共内部一批相对清醒的开明人士起来顺应民心、顺应世界大势，以所谓拨乱反正的形式，将原来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执政思路扭转，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顺乎当时社情民意的执政思路调整，意味着一批认同此思路人员的上台与秉持阶级斗争思路者的下台。这种同盟的结成是以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否被打倒为标志的，既然过往的执政思路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些错误中被打倒的人就是正确的。这其实是中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二元哲学的翻板。这一翻当然就带出历次政治权斗中被压倒者的上访与翻案，就此而言将这场上访运动定义为政治上的平反性上访是合适的。

所以说1976－1982年的平反性上访高潮，是起源于执政思路差异引起的权力内斗，而引发的当权集团内部统治派系的调整。虽然这也顺应了国内经济形势与国际发展大势的要求，但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权力内部重新分配的模式。

2003年以来的上访高潮发生在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几年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下，以GDP为标志的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强大、崛起已经让当权者沾沾自喜之际。如此好得不得了的社会发展形势，怎么会带来如此滚滚上访洪流呢？这看来似乎是个悖论，然而现实就这么活生生地上演着。当世人从发展炫目的业绩中转过眼光来注视那滚滚上访人群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几十年发展已经积累起了如此多的问题，在宏大的崛起下制造出了如此多的无依无靠者，在富强背后隐藏着如此多的赤贫者。

通过接触与了解这些被排挤出来的赤贫与无靠者，我们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自身的懒惰与无能，而是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不仅面临起点不公的竞争，而且大多被权力在发展名义下将他们的权利剥夺殆尽。这种非个体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困境，极大地激发起了他们的愤恨不平。他们发现自身不仅天然被置于一种无法挣脱的弱势境地，而且即使经过努力奋斗小有所成后也常常被无端剥夺，自己的权利被权贵集团公然侵吞，从而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境地。这种起点不公、过程不义、结果绝望的现实，让大量深陷底层的民众在无望的挣扎下去仰望“青天”的救助。这种因发展名义下公民个体权利被剥夺的现实，掀起了中国公民捍卫自己权利的上访运动。

同时由于中国人治社会的本质，权力缺乏起码的监督，司法腐败公行，因此制造出大量含冤受屈、哭号无助的民众。这些人在受到不公对待后，通常都努力走过现实提供的所有法律救济之路，然而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最后往往是祸不单行，弄得家破人亡。在万般无奈之下，这些不甘忍受冤屈的人们被迫选择了远赴上一级政府部门乃至京城的上访之路。

应该说近三十年来，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杀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权力以侵害公民权利为前提的分割、掠夺社会资源式发展，这种建立在赤裸裸行政侵权基础上的发展，在引发公民维权抗争时，又相伴着与司法的勾结，制造出进一步的司法腐败。在这种行政与司法侵权的双重夹击下，公民失去了一切可以救助的路径，于是只好走上漫漫的寻找“包拯”的上访路。这就是2003年后中国涌起持久上访高潮的源泉。

从两次上访高潮产生的背景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1976－1982年的平反性上访，是权力执政派系内部调整的分权性上访，而2003年以来的上访却是公权侵害民权、权力侵害权利所引起的民间维权上访。

三、两次上访高潮的主体与诉求

从上面阐述两次上访高潮所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掀起两次上访高潮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1976年-1982年的平反性上访主体是曾经列身权力阶层中的干部。他们由于在政治运动中观点与方式的问题，形成了所谓“站队”不同而被打倒、排除出权力之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被批斗、下放的“走资派”等，有“四清”运动被清除出去的干部，有1957年“反右”被戴帽的知识分子，有建政之初的“镇反”扩大化受害者，以及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0年代的根据地“肃反”与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受害者，也就是统称的“地、富、反、坏、右”与后来的“走资派”等。这些在不同时期同为权力阶层中的人们，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幸使他们不仅丧失了权力，而且有的也丧失了一个普通平民的权利。他们在历史的契机面前（邓小平复出与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起来为讨还自己丧失的权力而努力上访。

这一波上访高潮基本上是以恢复工作、重新进入权力阶层、参与权力、分享权力为诉求，相伴的是名誉、利益的解决。从官方统计公布“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３００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４７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中，我们可以鲜明地解读出这种上访的权力调整性特点与诉求。

2003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的上访大潮，其主体是社会普通大众，他们由于在社会发展中被权贵集团不断掠夺侵害而奋起上访，以期求得权利救助。这个上访群体主要有：农村土地被强行征占走而得不到应有补偿的失地农民，有城市建设开发下被强行拆迁得无处安身的失房居民，有企业优化、改制、破产、重组名义下被买断工龄、扫地出门、丧失工作机会与社会保障的失业下岗工人，有转业被地方不予以安置或者欺骗性安置的复转军人，有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而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无法生存的民众。这些社会中普通的公民，在社会发展建设的名义下不仅没有获得成果共享，而且已有的财富与权利也被剥夺干净，面对未来他们无可指望，所以被迫上访。

从这波上访主体可以看出他们的诉求是要讨还被权力侵害的权利！这场追讨权利的上访运动就是民权对公权合理边界的拷问，就是权利对权力合理范畴的审判。

四、两次上访高潮的社会结果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两次上访高潮开启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沉闸，预示着中国社会历史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及至今日，应该说1976－1982年的平反性上访运动，结果早就已经出来，而始于2003年延续至今的这场上访运动结果显然还没有展现出来，但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与世界经验的昭示，我们可以预见它必然的结果。

平反性上访的高潮带来的是权力内部执政理念与势力的调整，由此使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实现了由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带来了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总体上的增长，国力的相对增强，民生一定程度的改善，并与此相应的在文化、精神领域也有了些许拓展的空间，曾一度激发起社会对历史的反思，支撑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西方文化传入的窗口。可以说由平反性上访带来的平反运动，凝聚了当时的官心，由此迈开的经济改革也赢得了当时的民心，从而加固了权力的统治。

在平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对历史的反思，那些深受历次政治运动之害的人士在痛苦中对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与制度设计的问题是有过深刻的思考的，作为这种反思成果代表人物的胡耀邦与赵紫阳也是有着对中国制度问题的真切认识的，他们由此提出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思想也是合理的。然而由于这次平反性上访的总体结果还是权力的内部调整，而不是权力性质的追问，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来致力于权力的革新。在此情况下，权力的专制本性没有被触及，最后在1989年民主运动来临时，这个权力就走到了人民的对面，而表现出了它固有的反动。

八九的屠杀是权力专制本质不变而只作了内部调整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说明运行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力在平反运动后没有实质性改变，还是延续着曾经产生“右派”、“文革”的本性。八九之后中国权力在自己制造的血腥面前更是抹煞了原本有所萌动的改良意愿，折断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权力系统内的良心人士准备放飞政改的翅膀，权力完全堕落成营私舞弊的私器，社会由此结成了罪恶的权贵集团，进而为今天民间维权上访高潮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对于中国权力专制本性的认识，应该说中共体制内不乏清醒之士。记得有位德高望重的中共老干部曾讲过一段很经典的话：“对于在中国土地上近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社会灾难，起初我们认为是执行政策的人的问题，是他们对政策的误读导致了一些人受害，后来发现政策本身也有问题，再后来发现制定政策的体制有问题，最后发现形成体制的整个社会制度原来就有问题。”应该说这一层层的追问是以血和泪为代价的，是沉重的！它写照出中国老一代良知人士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历程，也彰显出权力迷雾被一层层吹开后的本质认识。

始自2003年的中国民间上访大潮，直接揭示了中国权力的专制独裁与强占吞食公民权利的本性。由于这种专制极权，使权力缺失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正当身份，也就是不具有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合法特征。

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权力必须是：来自于公民授予，运行于公民监督，更替于公民选举、罢免。只有这样产生、运行与交接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只有这样的权力才能真正担负起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才不至于成为权利的敌人。

中国今天普遍而持久的权力对权利的侵害行为，正是公共权力完全越位，侵吞个体权利的结果。由此激起的中国上访大潮，就是公民对权利的捍卫。这种权利捍卫就是一个要求权力回到自己应有位置上去的公民运动。由此可以说中国的维权上访高潮就是一场民间自发要求权力正位的运动！它通过权利的维护来达到明确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来为权力设置起有效的限制性堤防，这也就是宪政民主。明确权力边界与限制权力是今天中国澎湃的上访维权大潮的使命，这场浩大的上访运动必然将中国推向宪政民主的彼岸！我想这就是中国今天上访大潮的意义所在。不管有多少险阻，有多少曲折，也不管有多么漫长，可以肯定中国宪政民主不成，上访大潮将不止！

最后让我们呼吁：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士都来关注中国的上访维权大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