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乃修: 也談女人、“男兒”

一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女人被捧出來大加宣傳，常是男人不靈光的時候。此時，對女人的宣傳，卻是對男人的譏刺或嘲罵。例如，北宋時期朝政腐敗、奸佞當權，宋人在遼國和西夏進攻下屢戰屢敗，保衛國家的將軍們百戰身死，乃至朝廷命婦、一群女人披掛上陣，保衛趙宋江山。後代文人演義出一番歷史故事，諸如《十二寡婦征西》（《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卷七）、《十二寡婦出征》、《佘太君掛帥》、《穆桂英掛帥》、《楊門女將》等等。

 

        當某些人再次吹捧女人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並冠以“軟實力”時，中國已進入二十一世紀。

 

        把女人說成“軟實力”，令人忍俊不禁。中國人一向巧舌如簧，或曰用詞幽默。一個雞爪子，楞叫它“鳳爪”；一條蛇，偏說它是“龍”；一隻貓，硬叫它是“虎”。於是，中國菜餚譜上多了許多魅力無窮的名堂，激發和勾引饕餮者的食欲。女人呢，如今偏偏稱之為“軟實力”，把好端端的一個女人視為國家的“實力”，加以物化，成了一份國有產業和一股政治資本。

 

        把女人捧為“軟實力”，因為咱們的“男兒”作為“硬實力”已撐不起台，也硬不起來，只能挖空心思打女人的主意，於是宣傳機器一起鼓譟，上演了年初的一幕笑劇。

 

        指出中國“男兒”硬不起來，筆者這裡談的不是生物意義上的男人，而是文化意義上的男人；更準確地說，是現代文明意義上的男人，即符合人類普遍認同的現代文明標準的人。如果你不認同這種標準，寧願堅持生物意義上的男人或動物世界的雄性、叢林世界的蠻性等等低級標準或史前標準，那麼說出沒有現代文明水平的話語而貽笑大方，就不奇怪了。

 

        為什麼？因為價值標準完全不同或完全對立。比如，你和一隻雞討論珍珠的價值，可是在雞的眼裡，一顆寶石還不如一粒小米珍貴、實惠。再比如，你和一個只認威權的人談論人類共同的文明價值和崇高的精神理念，他會說“我手中的權力就是我至高無上的神靈”，他會為保衛自己的權力而毫不猶豫地對人類一切文明標準統統加以抹黑、攻擊和摧毀。

 

        惡貫滿盈的蘇聯共產黨被人民趕下台、俄國社會由極權走向民主，中國“男兒”卻抱怨沒人站出來阻擋歷史的車輪，俄國沒有一個“男兒”。幾週後，中國“男兒”卻直奔沒有“男兒”的莫斯科，與俄國總統普京握手，先自打一記耳光。此時雙方心理活動，應當很有趣。

 

        普京心裡可能會說：是驢是馬，拉出來溜溜，瞧瞧咱倆誰是男兒；我當初是蘇共黨員，蘇共解體是人民的選擇，我站在歷史的光明一邊，你說我們無一是“男兒”，可我現在作為總統，好歹是俄國人民選舉的，是打擂台打出來的。你呢，中國人民從來沒選你，你是靠蔭庇、靠一個劫奪政權的團伙及其軍隊掌控下扶植出來的，硬把你塞給人民當頭兒。別忘了，去年當美國大選時，奧巴馬到處競選，口乾舌燥，你們卻藏在暗室操作、密不透風，像是一夥強盜秘密分贓，有一天終於打開門，對十三億人民說，這幾個人就是你們的首領。你若有男兒的正義感，你若真有男兒本事，你敢現在就向全世界宣布辭職，中國開始大選，貼榜招攬天下好漢登台打擂，像中國古代比武的各路英雄前來一比高低，那時如果中國人民選上你當國家主席，那你才算本事，那時你站在我面前和我握手，我還瞧得起你。

 

        筆者不能看那些中國“男兒”內遊、外訪、頤指氣使發命令的消息，因為總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堵在心頭：他們憑什麼？他們的地位全無合法性呵！他們的內心不羞愧、雙腿不顫抖麽？

 

        筆者時而痴想：萬一很不幸，自己竟成了那中國“男兒”，心靈一天也無法安寧，首要之務就是採取果斷措施，長痛不如短痛，一刀砍斷那個死結，立刻放生、立刻解體、立刻宣布國是，給全國人民以自由和光明，既徹底解放中國也徹底解放自己，讓天下人民狂歡，讓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中國“男兒”似乎沉默寡言，但沉默不等於深沉，寡言不等於有思想。當他一旦說出句話，往往嚇人一跳。他們似乎喜歡附庸風雅，向俄國人顯示自己愛人家文學，於是一個“男兒”說他讀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中國的《小兵張嘎》《劉胡蘭》之類），一個“男兒”說他愛讀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之類）。這位蘇共戰士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與那位寫出《大雷雨》的俄國劇作家亞歷山大奧斯特羅夫斯基（1823-1886）同姓（我用洛、羅二字將他們區別開來）是文化性質完全不同的作家。前者是黨文化產物，後者是揭露農奴制度罪惡、有道義良知的俄國作家。於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皆成了黨文化的陪襯和花瓶。

 

        在中國黨文化洗腦下的中學課本裡，曾選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段話，卻沒有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小說或歌頌自由的詩作。至於中國“男兒”讀過哪部俄國作家作品，語焉不詳。他可能沒讀過什麼，不過道聽途說有這麼幾位名家。文化掃地、社會動盪中，十五歲就去種地務農的少年，能讀過什麼外國小說？自拉吉舍夫、普希金直至俄國古典文學最後一人契訶夫，他們的作品的一個最大的思想特點就是始終貫穿一根紅線，那就是反對農奴制、追求人道和自由。對於這一點，中國“男兒”識麽？如果識，為何不談兩句感受？問題不在於讀過多少，而在於價值認知。    

 

        中國“男兒”不言則已，一言驚人。他譏罵俄國沒有“男兒”敢用軍隊、坦克、機槍等最殘忍的手段屠殺要求民主的人民，所以使列寧締造、斯大林鐵血維持的共產黨下台了，於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被視為共產黨的罪人（那時葉利欽實已退黨）。

 

        中國“男兒”譏罵俄國沒有“男兒”敢以屠殺人民的鐵血方式挽救共產黨政權，敢像中國“男兒”那樣在一九八九年動用軍隊屠城。

 

        至此，我們完全讀懂這位中國“男兒”的心靈：他今天不僅依然還敢這樣做，而且他一定這樣做；他將堅定不移地繼承毛、鄧的冷血和鐵腕、軍隊和野蠻；他將為保衛本黨權益而不惜成為又一個歷史大罪人。這樣的民族大罪人就是他的所謂“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