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人、老学者、老教授、党史专家，足迹遍于全国，凡与中共党史有关的遗址，都一一进行考察，发现有伪有误之处，便撰文加以纠正。他就是笔耕不辍、思考不息、秉笔直言的丁弘先生。《闲话党史》是他这一主题文章的一个集子。
例如：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室内有代表的蜡像群，塑造毛泽东作报告状，与会者侧耳聆听。其实，毛泽东来参加“一大”时，还是一个CY（团员），不是正式代表。“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要摆脱个人崇拜的阴影，还有待时日。”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浮雕，毛泽东的大头像居中，李大钊稍靠边，蔡元培、鲁迅在边角，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却不见了，胡适更没有他的位置了。如此恣意涂抹历史的伪作竟矗立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人百思不解。
对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些提法，作者也尽力纠正之。如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应当是陈独秀（陈是中共创始人，是一大至五大党的总书记），而不是毛泽东（邓小平在1989年说，“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以后大家就沿用此说）。……
其实，要写出客观、公允的20世纪中国史，其中包括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等，尚存在巨大的思想障碍，任重而道远。
因为，整个20世纪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撞击：一种是“欧系文化”，一种是“俄系文化”。中国跨入近代社会之后，开始受欧系文化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出现了西方式的变化；直到晚清20年间，这种变化深入到政治这个最重要的领域。突出的亊件是：1898年康、梁发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维新运动；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至1916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后又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这个“新政”计划由于“错时”而被蜂拥而起的辛亥革命所淹没；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专制统治，奠基民国；1919年前后以“民主与科学”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可称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一系列的变化和重大事件，都是在欧系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尽管它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毕竟是踉踉跄跄地在向立宪民主方向前行。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个变化。突出的标志是1920年苏俄派遣年仅20岁的维经斯基来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后，“俄系文化”通过苏共操控的第三国际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地向中国入侵，迅速扩散。
由于“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前者倡扬民主自由，后者实行专制极权。对于这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远不可能作出清楚的辨认。但是，面对两种文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十月革命”（俄国人已称“十月政变”）胜利消息传到中国后，根据有限的、不全面、夸张的信息的渲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从苏俄那里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们因此辞别欧系文化而师从俄系文化。陈独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民主与科学的旗手竟皈依为苏俄专政说的门徒。直到20年之后的1940—1942年间，陈独秀才看清苏俄极权主义的本质，重信自由民主主义的欧系文化。可惜陈此时身负“托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僻居江津，贫病交加，他的思想转变对中共、对知识界已无影响。总之，自192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向以来，欧系文化不断受到冲击，终于导致以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转向，背离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大道，其深刻影响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直至当下。
作者在“李大钊和共产党之间”等文中考察了中共的“身世”。这是党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作者说，“‘中共’的诞生不过是中苏两国的‘混血儿’”，“不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自然形成的”。“早期的中共，更明显是吃狼奶长大的，成为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作者还说：“回忆党的历史是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出身，由于出身而带来的先天禀赋？不可否认，我们身上还流淌着第三国际的血液”。并认为，“党的先天素质和遗传基因，到今天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出现专制体制的复辟，甚至从‘党天下’转化为‘家天下’”，可以从中找到根源。所以，作者认为，苏共利用第三国际，在中国建党，包办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无私援助”，说是“革命输出”好像也不够用，恐怕是“文化入侵”。
我读到这些文字，颇有滚滚春雷、石破天惊的感受。因为这些见解，开拓了党史研究新视野，把原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看出了大问题，把党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近半年多，我思考中国近代史，发现近代以来对中国有两种形式的侵略。
一种是西方列强式（即苏俄指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动战争，割地赔款，在华享有种种特权。这种侵略早为国人同仇敌忾。
还有一种侵略是苏俄式的侵略。其形式完全有别于西方列强式的侵略，因而一直为国人所迷惑。
中共的诞生实际上是苏共培育的一个“试管婴儿”，其胚胎完全由苏俄提供的。从党的名称（共产党），党的纲领（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的领导人，党的行动计划，都是由苏俄决定的。之后，中共的革命，一步一步地都是由苏俄借第三国际包办掌控的。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第三国际实行“集中制”。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国际可以对各国革命作出重大决策和发布指示，并监督执行，各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各国党的纲领要有国际批准；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对国际负责，国际有权撤销或修改各国党代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国际派出的驻各国党的代表，有权参加各国党的领导班子；国际还可以指定或批准各国党的总书记和主要领导人。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完全是国际的一个“附庸党”。如果仅仅是“附庸党”，对苏俄还不具有多大价值。其价值所在是“殖民党”。所谓“殖民党”，不仅这个党完全是你苏俄扶植、豢养的，完全是受苏俄操控的，而且必须为苏俄利益服务，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机构，是苏俄在远东的一支别动队，以实现苏俄国际斗争的战略目标。
本来，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一定性已可说明问题。由于苏俄式的殖民主义与老式殖民主义全然相别，使许多人感到新鲜，因而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实，苏俄式的殖民主义是比老式殖民主义危害更严重的殖民主义。
那么，这种新式的殖民主义有些什么特征呢？其本质是什么？它是怎样为苏俄利益服务的？
第一，他打出的旗号是“援助革命”，而不是“侵略”别国。这是很迷惑人的。他帮你建立新党，指导你制定党纲，他不但不向你索取物质利益，反而“无偿”地提供大量的革命经费，等等。你只会感谢他，怎么会意识到这是殖民主义呢！这种殖民手段比西方老殖民主义真的大大的翻新了。你扶植、豢养了这么个儿子党，这个党肯定赤诚地为你效力，卖力地执行你的旨意。
第二，执行苏俄路线，在中国推动共产革命。这是两种殖民主义的本质差别。西方的老殖民主义追求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作为先进国家的先进文化辐射到中世纪式的落后国家，肯定会发生种种影响，但它绝不通过组织政党去发动革命。苏俄式的殖民主义培植新党是要在别国掀起革命，根本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建立苏俄型的新社会。从近期利益看，苏俄初建时，内外交困，面对西方国家的包围，日子很不好过，他必须寻找同盟者，改变国际上的孤立状况，使这个新政权站住脚跟。从长期目标看，增强苏俄抗衡西方国家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共产主义的版图，最终在地球上消灭资本主义，让红旗插遍全球。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不是也有这样的远大抱负吗？所以，压根儿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殖民主义。
但这确实是殖民主义，是共产殖民主义。
要推行共产革命，除组织政党、供给卢布外，还必须用一套新理论即俄系文化武装这个党。这套新理论曾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语）。主要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消灭私有制论，最终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经过几十年的灌输、教化，它已渗入到整个民族的骨髓，不但在党章和宪法中，在涉及文化领域的各种书籍、文献，各类文艺作品中，就是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刻上了它的烙印。它已成了中华民族固化的文化观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已沦落为俄系文化的奴隶。这个殖民是相当成功的。
作者指出，这套俄系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需要补充的是，它还扫荡欧系文化，剔除五四以来生长于本土的散发自由主义芳香的新文化。俄系文化好比封闭的城堡，一切中外优秀文化概莫入内。
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东西。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比制度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文化观念。
1949年以来的历史难道不就是以俄系文化为骨架所支撑的历史。制度以文化为先导，又是兑现文化的保障。只是由于对共产观念的有所改变，才开放私有经济，才启动市场经济，……
20世纪是共产主义的兴衰史。它带给人类的灾难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科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共产主义死亡的人数达一亿人之巨，比两次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出一半。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仅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非正常死亡者就达8300万。
人类正在总结这一惨烈的教训，并为死难者建碑纪念。2002年世界首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捷克落成。2007年在美国又一座共产主义纪念碑落成。2013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共产主义受害者首座纪念碑将破土动工。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俄罗斯和中国更需要建立这样的纪念碑。
作者将“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直至成为主流文化，称为“文化入侵”，并认为这种文化“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直到今天也不符合”。这种电闪雷鸣般的警句愿在中华大地上隆隆回响。
一个世纪了，苏俄是世界上影响中国最大的国家。作者以“文化入侵”的概念来概括这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是“文化入侵”，那么，这也是一种“侵略”，也是一种“殖民”，而且是一种极有成效的“侵略”与“殖民”。为此笔者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对“文化入侵”的一种解读吧。“文化入侵”一说若能成立，那么，对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将会有全新的认识。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能是引起中国现代史学革命的大概念。
例如：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室内有代表的蜡像群，塑造毛泽东作报告状，与会者侧耳聆听。其实，毛泽东来参加“一大”时，还是一个CY（团员），不是正式代表。“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要摆脱个人崇拜的阴影，还有待时日。”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浮雕，毛泽东的大头像居中，李大钊稍靠边，蔡元培、鲁迅在边角，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却不见了，胡适更没有他的位置了。如此恣意涂抹历史的伪作竟矗立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人百思不解。
对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些提法，作者也尽力纠正之。如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应当是陈独秀（陈是中共创始人，是一大至五大党的总书记），而不是毛泽东（邓小平在1989年说，“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以后大家就沿用此说）。……
其实，要写出客观、公允的20世纪中国史，其中包括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等，尚存在巨大的思想障碍，任重而道远。
因为，整个20世纪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撞击：一种是“欧系文化”，一种是“俄系文化”。中国跨入近代社会之后，开始受欧系文化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出现了西方式的变化；直到晚清20年间，这种变化深入到政治这个最重要的领域。突出的亊件是：1898年康、梁发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维新运动；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至1916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后又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这个“新政”计划由于“错时”而被蜂拥而起的辛亥革命所淹没；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专制统治，奠基民国；1919年前后以“民主与科学”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可称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一系列的变化和重大事件，都是在欧系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尽管它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毕竟是踉踉跄跄地在向立宪民主方向前行。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个变化。突出的标志是1920年苏俄派遣年仅20岁的维经斯基来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后，“俄系文化”通过苏共操控的第三国际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地向中国入侵，迅速扩散。
由于“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前者倡扬民主自由，后者实行专制极权。对于这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远不可能作出清楚的辨认。但是，面对两种文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十月革命”（俄国人已称“十月政变”）胜利消息传到中国后，根据有限的、不全面、夸张的信息的渲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从苏俄那里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他们因此辞别欧系文化而师从俄系文化。陈独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民主与科学的旗手竟皈依为苏俄专政说的门徒。直到20年之后的1940—1942年间，陈独秀才看清苏俄极权主义的本质，重信自由民主主义的欧系文化。可惜陈此时身负“托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僻居江津，贫病交加，他的思想转变对中共、对知识界已无影响。总之，自192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向以来，欧系文化不断受到冲击，终于导致以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转向，背离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大道，其深刻影响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直至当下。
作者在“李大钊和共产党之间”等文中考察了中共的“身世”。这是党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作者说，“‘中共’的诞生不过是中苏两国的‘混血儿’”，“不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自然形成的”。“早期的中共，更明显是吃狼奶长大的，成为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作者还说：“回忆党的历史是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出身，由于出身而带来的先天禀赋？不可否认，我们身上还流淌着第三国际的血液”。并认为，“党的先天素质和遗传基因，到今天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出现专制体制的复辟，甚至从‘党天下’转化为‘家天下’”，可以从中找到根源。所以，作者认为，苏共利用第三国际，在中国建党，包办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无私援助”，说是“革命输出”好像也不够用，恐怕是“文化入侵”。
我读到这些文字，颇有滚滚春雷、石破天惊的感受。因为这些见解，开拓了党史研究新视野，把原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看出了大问题，把党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近半年多，我思考中国近代史，发现近代以来对中国有两种形式的侵略。
一种是西方列强式（即苏俄指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动战争，割地赔款，在华享有种种特权。这种侵略早为国人同仇敌忾。
还有一种侵略是苏俄式的侵略。其形式完全有别于西方列强式的侵略，因而一直为国人所迷惑。
中共的诞生实际上是苏共培育的一个“试管婴儿”，其胚胎完全由苏俄提供的。从党的名称（共产党），党的纲领（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的领导人，党的行动计划，都是由苏俄决定的。之后，中共的革命，一步一步地都是由苏俄借第三国际包办掌控的。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第三国际实行“集中制”。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国际可以对各国革命作出重大决策和发布指示，并监督执行，各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各国党的纲领要有国际批准；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要对国际负责，国际有权撤销或修改各国党代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国际派出的驻各国党的代表，有权参加各国党的领导班子；国际还可以指定或批准各国党的总书记和主要领导人。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完全是国际的一个“附庸党”。如果仅仅是“附庸党”，对苏俄还不具有多大价值。其价值所在是“殖民党”。所谓“殖民党”，不仅这个党完全是你苏俄扶植、豢养的，完全是受苏俄操控的，而且必须为苏俄利益服务，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机构，是苏俄在远东的一支别动队，以实现苏俄国际斗争的战略目标。
本来，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一定性已可说明问题。由于苏俄式的殖民主义与老式殖民主义全然相别，使许多人感到新鲜，因而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实，苏俄式的殖民主义是比老式殖民主义危害更严重的殖民主义。
那么，这种新式的殖民主义有些什么特征呢？其本质是什么？它是怎样为苏俄利益服务的？
第一，他打出的旗号是“援助革命”，而不是“侵略”别国。这是很迷惑人的。他帮你建立新党，指导你制定党纲，他不但不向你索取物质利益，反而“无偿”地提供大量的革命经费，等等。你只会感谢他，怎么会意识到这是殖民主义呢！这种殖民手段比西方老殖民主义真的大大的翻新了。你扶植、豢养了这么个儿子党，这个党肯定赤诚地为你效力，卖力地执行你的旨意。
第二，执行苏俄路线，在中国推动共产革命。这是两种殖民主义的本质差别。西方的老殖民主义追求的是经济方面的利益。作为先进国家的先进文化辐射到中世纪式的落后国家，肯定会发生种种影响，但它绝不通过组织政党去发动革命。苏俄式的殖民主义培植新党是要在别国掀起革命，根本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建立苏俄型的新社会。从近期利益看，苏俄初建时，内外交困，面对西方国家的包围，日子很不好过，他必须寻找同盟者，改变国际上的孤立状况，使这个新政权站住脚跟。从长期目标看，增强苏俄抗衡西方国家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共产主义的版图，最终在地球上消灭资本主义，让红旗插遍全球。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不是也有这样的远大抱负吗？所以，压根儿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殖民主义。
但这确实是殖民主义，是共产殖民主义。
要推行共产革命，除组织政党、供给卢布外，还必须用一套新理论即俄系文化武装这个党。这套新理论曾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语）。主要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消灭私有制论，最终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经过几十年的灌输、教化，它已渗入到整个民族的骨髓，不但在党章和宪法中，在涉及文化领域的各种书籍、文献，各类文艺作品中，就是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刻上了它的烙印。它已成了中华民族固化的文化观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已沦落为俄系文化的奴隶。这个殖民是相当成功的。
作者指出，这套俄系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需要补充的是，它还扫荡欧系文化，剔除五四以来生长于本土的散发自由主义芳香的新文化。俄系文化好比封闭的城堡，一切中外优秀文化概莫入内。
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东西。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比制度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文化观念。
1949年以来的历史难道不就是以俄系文化为骨架所支撑的历史。制度以文化为先导，又是兑现文化的保障。只是由于对共产观念的有所改变，才开放私有经济，才启动市场经济，……
20世纪是共产主义的兴衰史。它带给人类的灾难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科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共产主义死亡的人数达一亿人之巨，比两次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出一半。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仅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非正常死亡者就达8300万。
人类正在总结这一惨烈的教训，并为死难者建碑纪念。2002年世界首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捷克落成。2007年在美国又一座共产主义纪念碑落成。2013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共产主义受害者首座纪念碑将破土动工。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俄罗斯和中国更需要建立这样的纪念碑。
作者将“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直至成为主流文化，称为“文化入侵”，并认为这种文化“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直到今天也不符合”。这种电闪雷鸣般的警句愿在中华大地上隆隆回响。
一个世纪了，苏俄是世界上影响中国最大的国家。作者以“文化入侵”的概念来概括这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是“文化入侵”，那么，这也是一种“侵略”，也是一种“殖民”，而且是一种极有成效的“侵略”与“殖民”。为此笔者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对“文化入侵”的一种解读吧。“文化入侵”一说若能成立，那么，对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将会有全新的认识。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能是引起中国现代史学革命的大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