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每年选择在香港举办颁奖典礼和文学讨论会，主要的目的是便於国内的会员前来参加。每当我看到来自四面八方各个省份的同事和文友们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这个自由的城市，大家欢聚一堂，切磋讨论，交换讯息，互吐苦水，心中格外安慰和感动。遗憾的是仍然有许多会员们被阻隔在边境的另一端，即便费尽唇舌，据理力争都无法来参会。这种情况，年年如此，令我感觉到，那座围城也是一座危城，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我个人已经十数年不得其门而入，平时我周游世界村，如鱼得水，唯一那个我文化语言的泉源之地，那个令我情思所系的精神故土，对我而言是个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及。
我刚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参加了国际笔会狱中委员会举办的年会，会长约翰·索罗（John Ralston Saul）和狱委主席玛丽安·弗雷瑟（Marian Botsford Fraser）报告了最近一年来笔会的工作重点——墨西哥，土耳其及中国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拉丁美洲作家们所面对的生存和写作环境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不但大异其趣，而且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遭遇不是噤声罢笔，失去人身自由等等，而是斩钉截铁的“杀戮”。是的，杀戮和被失踪，这种情况在墨西哥、瓜地马拉、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都发生过，并且还在继续发生。也许唯一可以与之逐臭相比的是阿拉伯地区.在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突尼斯、埃及和许多其他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地区，那里的作家，记者和异议人士真是需要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真理和真话。
土耳其情况又更是不同，这里一个作家要面对的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和官僚，不公的法制系统和种族歧视，许多文化人被逮捕，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却连自己为何遭难的理由都弄不清，因为既无庭审，亦无宣判，而狱中的酷刑更令人生不如死。从1980年以来，有17000名作家、记者被失踪，真是所谓生不见人，死不见屍。因此，为了生存、逃避劫难，不少同行作家进行自我审查，不敢说真话，但是我们能苛责他们吗？该受谴责和审判的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政府。许多兄弟笔会都挺身为这些国家的同仁们呼籲捍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压力效果。
国际笔会刚刚出了一本京奥以来四年之间，中国人权的回顾，在本笔会的协助下，邀请了10位国内的作家撰写他们对此议题的评述。这本由美国笔会主笔的人权报告，对中国当前的言论自由和作者群体的状况有很不乐观的评价.在人权状况恶名昭彰的国家中，中国属於在排名上敬陪末座的国家之一。我们的代表小乔女士和本人在会上都作了发言，将国内会员们和西藏地区受打压的情况进行陈述。
总的说来，集权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下，而作家们应当是一个社会的良知道德和人文精神的代言人，他们维护的是人们的尊严和自由意识，这种神圣的责任和权利是不容侵犯的。西方文明中，知识份子有一种“请站开，别挡住我的阳光”的傲气和自信，这是希腊的哲学家狄奥尼西斯对前来向他请教的亚力山大帝所说的话，皇帝并不以为杵，竟尊重他的意思，向阳光让路了。但在中国文化里，天子却有“指鹿为马”的权力傲慢，统治者哪怕不学无术，也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就代表真理，可以让天下人折腰下跪。直到今天，这种封建传统的思维还在中共体制内发挥作用，上至中南海诸公，下至地方的芝麻官员，乃至城管，片警，只要手里握有一点小小权力，就颐气指使，欺压良民。
在克拉考夫城我偶遇来参加米罗兹文学节（Milosz Festival），来自海南的诗人多多，他是我多年的知交老友，六四枪声响起的当天，他离开北京，飞到伦敦，在国外度过了14年流亡生涯。多多於2004年返回海南，任教海口大学。多多这些年来寓居海角一隅，远离内地的红尘，除了教书，就是写诗作画，达到了内心流亡的超然境界，他说他绝不向权力低头，绝不向谎言妥协，我完全信任这位性情中人的好友是出汙泥而不染的。现在我以他的一首诗来结束发言：
不对语言悲悼炮声是理解的开始
作者：多多
就这么命令雷声——不要声音
不解释狼，不——又一阵齐射
任历史说谎，任聋子垄断听
词语，什么也不负载
雷声不是雷声，无声是雷声
不懂——从中爬出倔强的文化
不懂，所以大海广阔无比
不懂，所以四海一家
（2013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