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台湾和平实现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让大陆一切盼望民主宪政的人看得眼热心跳！恰似清代一位文人描述贫家苦境的诗句所说的“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见《随园诗话》）。然而大陆盼望民主宪政的“牵衣女”们却往往并不完全明白我们“邻家”台湾香喷喷的民主宪政“午饭”是谁做出来、怎么做出来的。
一种最普遍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蒋经国先生突然良心发现，发了善心，于是放弃一党专政，台湾便实现了和平民主转型。这个说法既肤浅也牵强。根本没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更可笑的是有位最会为当局“帮闲”凑趣的御用文人更进一步的发挥道：“台湾的宪政民主始于极权。正如蒋经国先生说的：‘我是独裁者，但我是最后一个独裁者’。为此，我们十分支持习近平总书記集权，成为蒋经国似的独裁者！为一党之尊，两派之父的撑门人（“撑门”二字，原文如此不解何意—-笔者注）。何愁中国没有宪政民主？”按照这一说法，只有把极权推向“极致”让“习总”比“毛皇”还独裁集权，民主就自会从天而降了。
笔者从来认为任何政治家的“善心”都源于审时度势，比较了“容忍成本”与“镇压成本”之后被迫做出的选择，而绝非简单的什么个人品德与好恶。蒋经国既不是台湾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集权者，他晚年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诚然是理智的选择，也同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蒋经国总统是实现台湾制度变革与民主转型的推手，功不可没，不可否定。但真正推动台湾和平民主转型的主力军是当地“草根”人士组成的以民主进步党为代表的民间在野力量。其中杰出的精英，包括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以及谢长廷、苏贞昌、陈菊、施明德等等。有的人即使后来在“晚节”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当年的历史功绩仍是不能否定的。没有他们的存在，没有这批民主精英带领台湾民众的不懈抗争，即使再出现一百个比蒋经国更“集权”的独裁者，他们也不会变成“最后的独裁者”，也不会开启民主转型的进程。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对台湾民主进程起到承先启后作用的“美丽岛事件”。
蒋经国正式启动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令，1988年宣布废除党禁、报禁。然而在此前八年多，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10日，那一天是国际人权日。在台湾省高雄市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台湾民主精英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当局结束一党专政，提出民主诉求。当局出动警察弹压，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但由于民众长期对当局的不满，及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姿态，于是对抗越演越烈，变成官民暴力冲突。最后当局大概为了“维稳”，更派遣军警进行全面镇压造成流血死伤。但若比起我们大陆，比起伟大首都的“八九.六四”的“清场”，恐怕就只能算个小小“小儿科”的“群体性事件”。没有冲锋枪，没有开花弹，坦克更没登场“献艺”。然而就这样，台湾国民党当局已受到自由世界普遍严厉的谴责。认为是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流血事件。
不过这时蒋经国先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要下决心当“最后的独裁者”了。接着更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报复。大肆抓人，送交审判，并以所谓“叛乱罪”欲处死几个“为首份子”，以杀鸡儆猴。从而引起台湾民间更大的抗议。这时美国虽与台湾已断绝外交关系而与中共建交。但在武器供应等问题上仍对台湾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通过美国幕后的影响与民间的抗议，才迫使台当局放下了“屠刀”，但仍对涉案人士处以十年以上直至无期的重刑。其中包括吕秀莲，苏贞昌，黄信介，陈菊等多达数十人。陈水扁作为此案辩护团的律师也展示了其出众的才华，从而开始步入政坛。
但使国民党没想到的是，如此大力“维稳”，付出了高昂的“镇压成本”却没有带来多少“维稳”的红利，甚至适得其反。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几位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入狱的良心犯家属以“讨公道”之名参加竞选。结果全部高票当选。而在此次投票中，台湾在野力量的整体得票率达到近30%。接着1981年，美丽岛案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又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全部高票当选。这事不能不对蒋氏和国民党政府以极大的震动。突显出民心所向，民意难违。
而从1983年开始，台湾有关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如今日中共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是风起云涌。据有关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小小台湾岛上，便发生多达三千多起如此“群体性”的街头抗议。而主导这些活动的，基本上都是后来的民进党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外加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蒋经国个人健康不断恶化。所以到了1986年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才决定走政治革新之路，并容忍民进党组党。蒋经国总统说出了他那句可以使他流芳千古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从而使他与铁了心要成历史罪人的“六.四”屠夫们，各自找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经国是一个聪明的、识时务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但是他顺从民意，接受民意，变革制度，向民主转型，并非其本意。更不是因为他成了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极权者后，才会突发善心。恰恰相反，正因为其集权受到挑战、削弱，他才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比较“镇压”与“容忍”的两种“成本”而作出选择。所以真正推动台湾民主转型，变革制度的是以台湾民进党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他们才是推动台湾实行民主宪政的主力军。
在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台湾“两蒋”统治时期，虽然也是一党独大，乃至一党独裁。但说到底还是一种威权统治。和共产极权专制有很大的不同。台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至八十年代已普及至县市。而在新闻、舆论自由以及政治性社团上，更不像共产专制那样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就出现了不属于国民党的民间自由媒体。这些媒体揭政治黑暗，社会不公，甚至敢于公开批评政府。虽然这些媒体也不时遭到查禁。但却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的不断涌现出来。这在共产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这对启发民智唤醒民众至关重要。反观今日中国大陆，除了个“炎黄春秋”有点焦大式的“救党”之声，南方报业早已被整得五痨七伤，自身难保。其他的报刊就只有全部照抄“新华社通稿”，更无一个是“男儿”了。而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便有了如“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这样的政治性社团，并能提出竞选共同政见，公开进行政治活动。而在大陆即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一个什么作用也不起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也立即被宣布为“不合法”。参选人士立即被打压、监控，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若像台湾那样有组织化的进行政治活动，那“煽动颠覆政府罪”的大刑早就在一旁伺候了。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民主自由世界对共产专制与非共产专制国家，在人权与民主受镇压的问题上是有区别对待的。简言之，对非共产专制国家要求更高，而对共产专制国家则尽量妥协、姑息。邓小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八九年丧心病狂决定开枪前便对人说“西方人会忘记的”。果然被他言中。那么震惊世界的血腥惨案，“西方人”不过几年果然就“忘记”了。贸易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慷慨给了。世贸组织“准入”了，再后来奥运会主办权也弄到手了。北京高兴之余得意地宣称：“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结果它拿到这个“机会”后，还给世界的是肆无忌惮地镇压敢于对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提出符合普世价值诉求的人，让世界着实大吃一惊而已。从高智晟到胡佳，再到刘晓波、谭作人、李旺阳、艾未未、冉云飞、陈云飞、吕耿松、杜导斌、王炳章、赵常青、刘萍……无法一一例举。甚至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抗议、嘲弄校长与官员强奸幼女小学生的人，也要遭拘留，甚至起诉。而民主世界的许多领导人，却在中共抛出大量的贸易订货单中，一次又一次保持沉默。
可见今日中国大陆，国内政治生态环境，根本无法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相提并论。而财大气粗的中共已几乎感受不到当年蒋经国感受到的民主世界给予的压力。自然它会觉得“镇压成本”远比“容忍成本”低得太多，太多。因此在中国没有形成如当年台湾民进党人那样的民主力量之前，希望习近平先生还是其他任何人去选择当“最后的独裁者”，不管他“集权”于一身到何种程度，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此人越“集权”于一身，越强势，就越要把他的专制江山，保持得“永不变色”。所以说这种混帐话的人绝对是个江湖骗子。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力量只有向当年台湾的民进党人学习，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与社会的民主转型。
2013年6月4日完稿
台湾和平实现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让大陆一切盼望民主宪政的人看得眼热心跳！恰似清代一位文人描述贫家苦境的诗句所说的“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见《随园诗话》）。然而大陆盼望民主宪政的“牵衣女”们却往往并不完全明白我们“邻家”台湾香喷喷的民主宪政“午饭”是谁做出来、怎么做出来的。
一种最普遍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蒋经国先生突然良心发现，发了善心，于是放弃一党专政，台湾便实现了和平民主转型。这个说法既肤浅也牵强。根本没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更可笑的是有位最会为当局“帮闲”凑趣的御用文人更进一步的发挥道：“台湾的宪政民主始于极权。正如蒋经国先生说的：‘我是独裁者，但我是最后一个独裁者’。为此，我们十分支持习近平总书記集权，成为蒋经国似的独裁者！为一党之尊，两派之父的撑门人（“撑门”二字，原文如此不解何意—-笔者注）。何愁中国没有宪政民主？”按照这一说法，只有把极权推向“极致”让“习总”比“毛皇”还独裁集权，民主就自会从天而降了。
笔者从来认为任何政治家的“善心”都源于审时度势，比较了“容忍成本”与“镇压成本”之后被迫做出的选择，而绝非简单的什么个人品德与好恶。蒋经国既不是台湾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集权者，他晚年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诚然是理智的选择，也同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蒋经国总统是实现台湾制度变革与民主转型的推手，功不可没，不可否定。但真正推动台湾和平民主转型的主力军是当地“草根”人士组成的以民主进步党为代表的民间在野力量。其中杰出的精英，包括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以及谢长廷、苏贞昌、陈菊、施明德等等。有的人即使后来在“晚节”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当年的历史功绩仍是不能否定的。没有他们的存在，没有这批民主精英带领台湾民众的不懈抗争，即使再出现一百个比蒋经国更“集权”的独裁者，他们也不会变成“最后的独裁者”，也不会开启民主转型的进程。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对台湾民主进程起到承先启后作用的“美丽岛事件”。
蒋经国正式启动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令，1988年宣布废除党禁、报禁。然而在此前八年多，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10日，那一天是国际人权日。在台湾省高雄市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台湾民主精英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当局结束一党专政，提出民主诉求。当局出动警察弹压，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但由于民众长期对当局的不满，及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姿态，于是对抗越演越烈，变成官民暴力冲突。最后当局大概为了“维稳”，更派遣军警进行全面镇压造成流血死伤。但若比起我们大陆，比起伟大首都的“八九.六四”的“清场”，恐怕就只能算个小小“小儿科”的“群体性事件”。没有冲锋枪，没有开花弹，坦克更没登场“献艺”。然而就这样，台湾国民党当局已受到自由世界普遍严厉的谴责。认为是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流血事件。
不过这时蒋经国先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要下决心当“最后的独裁者”了。接着更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报复。大肆抓人，送交审判，并以所谓“叛乱罪”欲处死几个“为首份子”，以杀鸡儆猴。从而引起台湾民间更大的抗议。这时美国虽与台湾已断绝外交关系而与中共建交。但在武器供应等问题上仍对台湾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通过美国幕后的影响与民间的抗议，才迫使台当局放下了“屠刀”，但仍对涉案人士处以十年以上直至无期的重刑。其中包括吕秀莲，苏贞昌，黄信介，陈菊等多达数十人。陈水扁作为此案辩护团的律师也展示了其出众的才华，从而开始步入政坛。
但使国民党没想到的是，如此大力“维稳”，付出了高昂的“镇压成本”却没有带来多少“维稳”的红利，甚至适得其反。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几位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入狱的良心犯家属以“讨公道”之名参加竞选。结果全部高票当选。而在此次投票中，台湾在野力量的整体得票率达到近30%。接着1981年，美丽岛案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又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全部高票当选。这事不能不对蒋氏和国民党政府以极大的震动。突显出民心所向，民意难违。
而从1983年开始，台湾有关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如今日中共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是风起云涌。据有关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小小台湾岛上，便发生多达三千多起如此“群体性”的街头抗议。而主导这些活动的，基本上都是后来的民进党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外加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蒋经国个人健康不断恶化。所以到了1986年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才决定走政治革新之路，并容忍民进党组党。蒋经国总统说出了他那句可以使他流芳千古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从而使他与铁了心要成历史罪人的“六.四”屠夫们，各自找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经国是一个聪明的、识时务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但是他顺从民意，接受民意，变革制度，向民主转型，并非其本意。更不是因为他成了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极权者后，才会突发善心。恰恰相反，正因为其集权受到挑战、削弱，他才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比较“镇压”与“容忍”的两种“成本”而作出选择。所以真正推动台湾民主转型，变革制度的是以台湾民进党为代表的民主力量。他们才是推动台湾实行民主宪政的主力军。
在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台湾“两蒋”统治时期，虽然也是一党独大，乃至一党独裁。但说到底还是一种威权统治。和共产极权专制有很大的不同。台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至八十年代已普及至县市。而在新闻、舆论自由以及政治性社团上，更不像共产专制那样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就出现了不属于国民党的民间自由媒体。这些媒体揭政治黑暗，社会不公，甚至敢于公开批评政府。虽然这些媒体也不时遭到查禁。但却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的不断涌现出来。这在共产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这对启发民智唤醒民众至关重要。反观今日中国大陆，除了个“炎黄春秋”有点焦大式的“救党”之声，南方报业早已被整得五痨七伤，自身难保。其他的报刊就只有全部照抄“新华社通稿”，更无一个是“男儿”了。而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便有了如“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这样的政治性社团，并能提出竞选共同政见，公开进行政治活动。而在大陆即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一个什么作用也不起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也立即被宣布为“不合法”。参选人士立即被打压、监控，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若像台湾那样有组织化的进行政治活动，那“煽动颠覆政府罪”的大刑早就在一旁伺候了。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民主自由世界对共产专制与非共产专制国家，在人权与民主受镇压的问题上是有区别对待的。简言之，对非共产专制国家要求更高，而对共产专制国家则尽量妥协、姑息。邓小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八九年丧心病狂决定开枪前便对人说“西方人会忘记的”。果然被他言中。那么震惊世界的血腥惨案，“西方人”不过几年果然就“忘记”了。贸易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慷慨给了。世贸组织“准入”了，再后来奥运会主办权也弄到手了。北京高兴之余得意地宣称：“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结果它拿到这个“机会”后，还给世界的是肆无忌惮地镇压敢于对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提出符合普世价值诉求的人，让世界着实大吃一惊而已。从高智晟到胡佳，再到刘晓波、谭作人、李旺阳、艾未未、冉云飞、陈云飞、吕耿松、杜导斌、王炳章、赵常青、刘萍……无法一一例举。甚至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抗议、嘲弄校长与官员强奸幼女小学生的人，也要遭拘留，甚至起诉。而民主世界的许多领导人，却在中共抛出大量的贸易订货单中，一次又一次保持沉默。
可见今日中国大陆，国内政治生态环境，根本无法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相提并论。而财大气粗的中共已几乎感受不到当年蒋经国感受到的民主世界给予的压力。自然它会觉得“镇压成本”远比“容忍成本”低得太多，太多。因此在中国没有形成如当年台湾民进党人那样的民主力量之前，希望习近平先生还是其他任何人去选择当“最后的独裁者”，不管他“集权”于一身到何种程度，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此人越“集权”于一身，越强势，就越要把他的专制江山，保持得“永不变色”。所以说这种混帐话的人绝对是个江湖骗子。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力量只有向当年台湾的民进党人学习，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与社会的民主转型。
2013年6月4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