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方自治：商人群体怎么做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起初是不得已，朝廷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成了丧家犬，他们依靠谁？
后来，他们发现，没有朝廷，他们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乘此机会，他们提出解散商部下属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后来，他们又突破官府层层封锁，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
不久，天津商会就成立了，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商会的日常管理分为文牍、会计、庶务、评议、考察五处，每一处设一名专职坐办，那一付自治的派头，可谓有模有样。
商会的权利范围：裁定商业争端及诉讼；促进和保护商人利益；除总理、协理外，商会有权任命坐办；商会提供与外商谈判的业务代理和翻译等服务。对此袁世凯颇有异议，他担心商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眼下，商家自选的12位大会董事，就令他心有余悸。
然而，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缝隙里，商会才能成长起来。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稍不经意，它便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五万元，商会总理王贤宾声称，这是一种争取平等的最佳方式。
但袁氏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朝廷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范围内止步，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袁氏对这股力量又爱又怕，但更多是利用，有人说，袁氏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就鼓吹君主立宪，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预备立宪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他还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该所不仅为学术机构，还用来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年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但候选人资格，有一定的学历、功名、资产等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接着，就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这些活动，严修也参与了，他在天津与人合办《醒俗画报》，后来又办《醒俗报》，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活动作宣传。可袁氏过于心急，竟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这就难免令人起疑。开了19次会议，天津县自治机构通过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章程，要求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代表均由选举产生。
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已有明显效验，应迅速推广，勿议之不休。
清廷遂拟于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修力排众议说：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不去实行，哪能拿出标准来说服人。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其时，立宪与革命各行其是，实际上，形成了近代化合力。革命固然可歌可泣，而自治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天津各自治机关开始工作了。天津周围农村发生洪涝灾害，商会积极组织救灾，自治派头十足，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民选代表，他们有权代表天津人民。知县也让出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部分权力，如土地使用、城市污水管道及处理、粪船和粪厂的管理、以及永佃权的界定等，但这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原以为地方官与自治团体是一种师生关系，他们以官为师，但老师已经恼怒了。
袁氏控制的北洋造币厂，生产出6.82亿枚铜元进入流通市场，加上外省和外国流入的铜元，使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在这次通货膨胀中，盐商受到的冲击最大。
周学熙作为北洋造币厂的总办，没有接受盐商请愿。作为商会头目，王贤宾挺身而出。他向袁世凯的继任者杨士骧提出解决办法。几经周折，在盐商们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时，王贤宾再次提出建立真正的银本位制的货币处理办法。这一次，他的办法被采纳，商人自保的同时，也稳定了蒸蒸日上的天津近代化城市经济。王贤宾也因为擅长处理货币问题而被任命为度支部币制顾问。
议会还通过地方抚赈局通知天津工艺局，要根据章程对这个机构的腐败和经营无方的控告展开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税金的使用问题。如此锋芒毕露，使自治机构自身陷入困境。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它捐纳，能自主的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
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而引起全国性学潮及自办路矿运动。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严修主持学部，压力甚大，但他坦然，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成了学潮发源地。
学潮之于近代史，已成常识，而对成了学潮“第一推动者”的严修，历史教科书里只字未提。还是外国人识货，那时李提摩太、高葆真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正编辑世界名人图册。他们致函严修，告知已将其纳入世界名人谱中。严修复函，自谓滥竽，厕身于伟人谱里，聊以充数而已。
那时的宪政，成绩卓著者，在中央有二部，一为袁氏主持之外务部，另一为严修主理之学部；在地方，则有直隶和两江。尤其直隶地区，宪政编查馆奏陈《筹备宪政事宜》称：筹办城乡镇地方自治，以直隶成绩最著；筹办省城商埠审判厅及厅、州、县巡警，亦以直隶为最早。宪政之中心地，原来，北为直隶之天津，南为两江之上海。袁被开缺后，天津群龙无首，宪政重心南移，上海遂领风骚。
端方，时督两江，与袁氏一南一北相呼应，鼓吹立宪，推动自治。袁被开缺后，朝廷命端方督直，还没有上任，就被人参了十大罪状，半路上杀出个反袁的陈夔龙来，夺了直隶总督。
可直隶地区立宪风气已开，自治运动基础仍在。以天津县议会为例，其工作就不受官僚人事变动的影响，他们曾就一张日印天津地图将中国土地划入日租界向日本领事抗议，他们还着手调查津浦铁路贪污及在天津站选址时进行的土地投机等事件，对于天津县捐务科的账目，他们列出了详细的查账清单，包括9万吊铜钱的牙纪帖费，知县每年从脚行征收来的2.2万吊铜钱陋规和滥征等。
2、国会请愿：官绅阶层的努力
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进展，国会请愿运动也开始兴起来了。
先是杨度上书都察院，请开议院，继而湖南绅民代表、部分京官或上书都察院，或专折上奏，力陈召开国会。那时，袁还在朝，以袁氏与杨的关系，有可能袁还是主谋。
接下来，张謇亦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通电各省，号召全国，约各方代表至京城请愿，要朝廷“以两年为期，决开国会”，加上部分督抚和驻外使节也奏请“请速定年限”召开国会，迫使清廷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并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此次请愿，取得了重要成果。
按照《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并开列九年安排如下：
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回报各省人口总数，颁布户籍法；
第六年（1913年）颁布新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
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
原单开列更多，此为简略。乍一看，如此安排，还算是负责任，可问题在于，它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是新政府究竟如何产生，是旧朝廷向新政府交权，还是使旧朝廷向新政权转变？如果是向新政府交权，那就要速开国会，以国会立新政府，开国筹备事宜由新政府去办。如为旧朝廷向新政府权转变，那么九年太短，而且新旧交替，方生方死，新政权的飞蛾，很难飞出旧朝廷的老茧子。
最关键的是，筹备事宜里没有提到军队国家化，朝廷没提，请开国会者也没提，都知道是马上得天下，都知道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谁也不提这一点。也许皇族天然就以为掌握军队是他们的特权，而真正拥有军队且积极推进立宪运动的袁世凯也不想交出他的命根——军权。他们谁也不想把军队变成国民军，可没有国民军，哪来国民政权？如果民国还有私家军、党派军存在，国家怎能不乱？
可惜那时似乎没人去想这样的问题，举国上下忙着开会、请愿，真是运动啦！
这场运动，由各省咨议局发动，而咨议局，则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最早提出。
自清廷预备立宪，未及一年，岑就要求“速设资政院以立上议院之基础，并以都察院代国会，以各省咨议局代议院”。岑以“省城咨议局即各省之总议院也”，设在省城，“选各府州县绅商明达治理者入之，候补各官及虽非本省官绅，而实优于政治熟于本省情形者亦入之，皆由督抚会集官绅选定，以总督充议长，次官以下充副议长，凡省会实缺各官皆入咨议局。”如同总督咨询和官员候补机构。
一年后，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与岑提议有异，赋予了咨议局某些权力，如议决地方兴革，监督地方财政，已近似于立宪国的地方议会。中央之于地方，权力欲其分也，能名正言顺的分权，何乐而不为？不过，要是立宪立到中央头上，那得另当别论。《各省咨议局章程》颁布后，清廷要求各督抚迅速举办，切实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办齐。
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都及时成立起来，召开了成立会议。随即，应张謇之邀，派员抵沪，商议请愿国会一事，并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等进京请愿。孙亦津沽盐商，为严修友，曾任袁氏幕僚。北上前夕，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锨死阙下”，而张謇则告以“秩然秉礼，输诚而请”，曰：“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
孙等进京，向督察院递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请愿书上，签名者，听说有三十万人，载沣心惊：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可上谕下来，还是：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不得再行续请。于是，如张謇所言，第三次请愿。
二次请愿，虽未达成开国会的目的，但三十万人签名，却不可小视，不得已，清廷开了资政院作为过渡，或称“临时国会”。1910年9月，该院成立，议员由钦选和民选，钦选议员，由朝廷指派，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选出，“以立议院基础”，所以，孙洪伊等人第三次请愿，就不再往都察院跑，而跑到资政院去了，都察院是皇帝的监察机构，资政院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这是两条路，跑都察院是通往王权之路，跑资政院是通往立宪之路，他们终于跑在了通往立宪之路上——欲以立宪定国权。
3、资政院：被人遗忘的议员们
过渡时期的资政院，是“临时国会”，可以用它来代行国会权力。
资政院里的那些议员们，可不是过渡性人物，他们以国会缔造者自居。
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奏稿，由院总裁溥沦上奏朝廷，清廷俯允所请，下诏，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先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并称此次缩定年限，不能再议更张，违者按法惩办。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立即将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对此，有议员说：本来，议案表决后，皇上裁可“不过是名义上之裁可”，然而，“今本院具奏案主张明年速开，而王大臣议定要宣统五年，则这议案效力全失，所谓资政院‘立议院基础’、‘养议院精神’者何在？”这一问，就问在了湖南发行公债事件上。
湖南发行公债，巡抚杨文鼎不交谘议局议决，有议员指出，此系侵夺谘议局权限，应令其将原案交谘议局议决，并量予处分。而当日军机大臣却副署曰：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
谕旨一出，即有议员批评军机大臣，“以命令变更法律”，而“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谘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
又以云南盐斤加价案，责总督未交谘议局议决，当止。可仍奉旨，命交盐政大臣察核。本来，准与不准当由皇帝裁决，岂能委诸行政衙门？如此轻蔑资政院，说明朝廷一直以其为议政机构，而不肯承认它的权力，故军机大臣动辄“侵资政院的权，违资政院的法”，“要把资政院推倒了”。
为此，他们弹劾军机大臣，“既不负责任，还要军机大臣做甚么用？”“此次弹劾案，如军机大臣自己见得不是，就应自己辞职；若以资政院为不是，就应奏请解散资政院，断无调和之理。”
可载沣以“朝廷自有权衡“，要议员们闭嘴——“所请著毋庸议”。议员们偏要“议”，有人说：原来军机大臣署名，我们还可以说话，这回是皇上发话了，“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以后议决的一切议案“一概都归无效了”，“不但资政院绝无用处，就是以后的国会都可以不要了”。
他们指出，立宪，本来是要议院与政府相对，现在弄成议院与君主相对了，这样搞下去，要么还是专制，什么资政院，什么国会，什么立宪，都可不要，要么就是人民没有法子，只好暴动了。“所以我们要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如不准，就请解散资政院。
还有人说：军机大臣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看这两道朱谕，愈见军机大臣欺君误国之罪。又说：军机大臣一经责难，便以辞职要挟皇上，对于下，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一般议员谁敢与皇上相对？将来必至无事敢议，无口可开，势必由立宪复返于专制，宪政前途非常危险，所以，这一次要把立宪的要素说清楚，朝廷如以为是，则是真立宪，如以为非，则是假立宪，不但资政院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国会也可以不用开设了。
敢于如此公开的同王权争夺国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显然，这些议员们，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而是在为国民争权利，不是在为自身谋官职，而是在为中国立国权。
读史至此，我们感慨万千！这些议员们，哪一本历史教科书里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居然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里。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易宗夔、吴赐龄、邵义、汪龙光、于邦华、罗杰、陈树楷、李素、黎尚雯、籍忠寅、孟昭常、雷奋、刘春霖……
其中罗杰、易宗夔、雷奋，时称资政院“三杰”，刘春霖为末代状元，更是民选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样发言：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福，对于朱谕如果不能说话，惟有全体辞职。此次再奏，将军机大臣据实弹劾，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
4、四次请愿无效：学生罢课、市民声援
身为天津商会会长，王贤宾向参与资政院竞选的议员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中国的资政院与日本的上院一样，正在推动中国向君主立宪制转变，并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
他强调商人有义务为国分忧，以偿还甲午和庚子赔款，为此他发起筹还国债会。同时表示，如朝廷能答应公众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将全力以赴协调全国的募捐活动。在他鼓舞下，议员们群情昂扬，宣称不经议会审核、监督，人民不应当为政府承担外债，在召开国会前不应产生新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