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原先想象，曾经参与过学运和社运、文章勇锐而犀利吴介民，一定是个怒发冲冠的斗士。没有想到，一见面才发现他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瘦弱书生。在与吴介民见面之前，我便拜读了他的大作《第三种中国想象》，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台湾学者写的关于中国议题的最为深刻的著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因素”镶嵌在世界体系中，甚至以“低人权优势”绑架了自由世界。这不是台湾单独面对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焦虑。中国市场的开放，给台湾带来机会；中国虽自称“和平崛起”，但它对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威胁（无论是军事或心理上的）仍与日俱增。面对霸权中国，台湾的出路在那里？
这正是吴介民这位爱台湾更爱自由的知识分子试图解答的问题。吴介民说，他希望引领读者观察真实的中国，而非梦幻的中国；并且将真实的中国，带到台湾统独问题的脉络中。他在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让我心有戚戚焉：“在‘机会论’和‘威胁论’之上，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分辨政权与社会、统治精英与庶民大众的差异，不为中国眩目的外观所惑，不为其政治恶行辩解，积极与中国社会对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台湾准备好了吗？
没有价值支撑，国家无法“雄起”
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到习近平的“复兴之梦”，中共领导人腰包越来越鼓，说话底气越来越足，但给出的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图景，却像一张张失焦的照片一样模糊不清。何谓和谐，何谓复兴？胡锦涛和习近平无法作出准确定义。含糊的中文可以给他们自欺欺人的宽阔空间。这也从反面证明，共产党当局已失去了形塑某种新的、能凝聚民心的价值的能力。
在北京旅行期间，吴介民感受最深的并不是那些上升中的资产阶级跻身摩天大楼，翘首云端，顾盼自若的神采；而是人们无所不在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甚至感染了旅行者：从官员、富商、专业人士到底层工农，无不焦躁不安、无所适从。在富强、新颖、时髦的表象下，“建设文明城市”的标语随处可见。“文明”在这个古老帝国仍然是个关键词。因为不够文明，所以需要倾国之力去锻造。但是，“文明”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究竟指涉着什么——搭车排队、井然有序、温文儒雅的生活态度？把简陋污浊的城市景观排除在外人的眼光之外？对此，吴介民感叹说：“‘渴求文明’的焦虑状态，精确地陪衬了中国作为上升中大国的现状。一百多年来追求富国强兵的苦愿，仿佛到了一飞冲天的时刻，却又踌躇不前。”
就好像火山爆发之前自然界发生种种异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剧变的诸多讯息，让人们心慌意乱。在北大，一位政治学者坦率地对吴介民说：“中国的气势，其实在奥运一结束马上就下滑了。奥运是一场炫耀盛世的登峰造极的盛宴，国家、资本、与文化演艺工业结合在一块，共同演出了一场盛世大戏。这是用钱打造出来的一场戏。但真相是：这部花钱的机器腐败得不行了。每个人都为自己。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谁来执行？没有人。”人们不知道翻天覆地式的变化何时发生，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波及自己。人们感到当下的社会氛围近似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近似于清朝末年，就连新科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都忍不住抓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当作一根救命稻草。
此前三十年顾盼自雄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缺乏公平正义的发展，正在蜕变为一种自杀。诺贝尔经济学奬得主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指出，对发展状况的评价是与人们的生活及其真正享有的自由密不可分的。不能仅仅依据硬性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个人收入）的增长，或者工业化的进步来看待发展，尽管它们是实现目的的重要手段。它们的价值必须取决于它们对相关人对生活和自由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发展理念对核心。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模式”最严重的欠缺。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紧追美国，但中国民众普遍觉得无尊严、少自由、不幸福，用四川话来说，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雄起”。王岐山在读完《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还应当读一读《正义的理念》，听取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告诫：“虽然‘政治自由是否有助于发展’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起，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这样的关键性认识，即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发展的‘构成部分’，并不需要通过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这一渠道间接地建立它们与发展之间的联系。”
警惕“跨海政商联盟”颠覆台湾民主
吴介民所否定的台湾社会的两种中国观，分别为“金砖中国”和“邪恶中国”。持前一种观点的，多为在朝的官僚和商人。他们认为，跟中国搞好关系、好好做生意，是台湾的希望所在，而全然不顾“中国模式”背后血淋淋的真相。即便中国人权状况极端恶劣，但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他们的政府虐待他们的人民。薄熙来当政时期的重庆，王立军亲手制造了李庄案，当时重庆媒体奉命妖魔化律师李庄，说李庄曾给北京同行发短信描述重庆“够黑，人傻，钱多，速来”。后来查证，李庄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不过，用这八个字形容急不可耐地西进的台湾政客和商人，倒是穷形尽相。他们真把中国当作遍地都是金砖的地方。
持后一种观点的多为本土派和在野党人士。他们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很坏，中国很大，这样一个邪恶的巨无霸，我们只能“惹不起，躲得起”，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这是一种“鸵鸟政策”，鸵鸟将头颅深深扎进沙堆里，然后安慰自己说，既然看不见危险，危险就不存在了。但是，真的可以如此躲开中国吗？台湾人真的可以晚上向上帝祷告说，求上帝将台湾转移到太平洋到另一边去，摆放在美国加州的旁边，这样台湾就安全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台湾还是在中国的边上。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地理存在。
这两种观点都缺乏远见。尤其是前者，目前已经构成了对台湾民主成就最大的威胁。吴介民指出，“台湾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互动的基本态势是：经贸跃进、政治僵持、社会疏离。”在这一背景下，北京越来越不耐烦，逐渐跨越“主权”这道边界，进入台湾直接经营其政商网络与政治人脉桩脚，并进行粗暴干预。因此，才会有这些陆离现象：国台办副主任数年间走访台湾三百四十多个乡镇市区，夸称“全省走透透”。五个财团天价求购壹传媒（比“公司市值”溢价七成约一百多亿台币）。“台湾竞争力论坛”委托旺中集团旗下的“艾普罗民调公司”，以“融合式”民调方法，得到百分之六十七可归纳为“连结中国人认同”的台湾认同的结论。国台办局长打电话给台北律师公会理事长，要求取消“谈中国强摘器官盗卖牟利问题”研讨会，理由是被邀请者有法轮功成员，而法轮功是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
这些事件，台湾人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吴介民发现，在北京对台施展的“总体战略”中，“香港化”是一条重要线索。而中共过去统治新疆、西藏的“总结”经验，也影响了它目前的对台政策。美国学者黎安友、施道安的《寻求安全感的中国》一书，在讨论新疆时提到：“为了巩固控制，中国使用了其在周边别处的同样方法：移民、贸易、文化同化、行政管理一体化、国际孤立，必要时，还靠使用警察和军队来做后盾。”吴介民仔细检视中国从对新疆、西藏、港澳、到对台策略，从中摸索出一条连续性的政策演化曲线。总而言之，北京对台的收买、收购策略，是以“跨海峡政商联盟”的网络关系在进行的。而“跨海峡政商联盟”的方向，跟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并非台湾的福音。
两岸之“公民对话”何以可能？
台湾社会对于抵抗来自中国的“全控式专制政治”加上“权贵资本主义逻辑”的入侵，是缺乏经验的。如果台湾民众对彼岸“温水煮青蛙”的阴谋其不闻不问，就等于束手就擒、俯首称臣。到时候，台湾的结局甚至比今日之香港还要惨——想选个“特首”，还得中央先圈定候选人。那么，台湾社会该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呢？
首先，不要畏惧“跨海峡政商联盟”所具备的巨大的权势与金钱的力量。表面上看，“跨海峡政商联盟”似乎牢不可破，但实际上他们缺乏共同的价值皈依，仅仅是暂时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在利益上出现冲突，该联盟就会立即破裂。当下，中共以红地毯欢迎连战、宋楚瑜等台湾过气政客，在规格上尽量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心；而连战甚至携带儿子到北京朝圣，宛如儿皇帝向上主托孤。宾主融洽，把酒言欢，国共第三次合作似乎即将成功。然而，双方各怀鬼胎，各有各的小算盘。上个世纪国共的两次合作，都是以你死我活收尾，这一次又怎能例外？从未经历过选举的中共无法明白，连战和宋楚瑜是被台湾民众通过选举抛弃的人物，是扶不上墙壁的烂泥。
其次，对抗“跨海峡政商联盟”，吴介民提出了一招“杀手锏”，那就是展开“跨海峡公民运动”。既然“与脆弱的强权为邻”是台湾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需要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分辨政权与社会、统治菁英与庶民大众的差异，如吴介民所论：“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对中国分门别类对待，是拟定新中国政策的第一步。看待中国，至少应该分成三块：中共政权、中国官僚资本、中国社会。这三块性质不一，各有其运作逻辑。”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彰显在刘晓波、陈光诚、李承鹏身上，甚至在旅居中国的台湾艺人伊能静身上。
“跨海峡公民运动”虽然得不到权力和金钱的支持，却能得到台湾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的高度认同，也能得到中国虽然弱小但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公民群体的积极呼应。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吴介民指出：“与中国进步力量接触，可以活化台湾对中国的僵化想象。同样的理解台湾建构民主政治的细致过程，中国可以读懂台湾追求主体性的原委。”所以，表面上看是弱势的“跨海峡公民运动”，但双方在价值上有相当的契合，比如对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有一致的认同，一旦彼此搭配、彼此融合、彼此激励，就会迸发出千百倍的力量。
在今天的台湾，致力于跨海峡公民运动的民间组织和个人有很多。比如，以“八九”学生运动领袖王丹为首的“华人民主书院”、台湾社运人士和新闻人杨宪宏等创建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国际特赦台湾分部、以及吴介民本人参与创办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组织和机构，它们都以各自的努力成为“跨海峡公民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岸之公民对话，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催化剂和台湾民主的防波堤。那么，吴介民的“第三种中国想象”，即超越于金砖中国与邪恶中国之上的人权中国，亦有可能成为彼岸触手可及的现实。
吴介民《第三种中国想象》，台湾左岸文化，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