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国川编著《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的十位老人当中，余英时和许倬云是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两位教授学者。在访谈录《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中，余英时给出的重建价值观念的路径药方是：“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在被问到此前提出的所谓“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的文化命题时，余英时解释说：“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即使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余英时的如此解释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有一种“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的主流之“道”存在着，这个主流之“道”本身就应该是中西文化不分彼此的核心价值。那么，中西文化之间为什么还要“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呢？余英时所谓“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的主流之“道”，到底是由那些价值要素构成的呢？中国文化的所谓“核心价值”，又是由那些与西方文化彼此不同的价值要素构成的呢？！
1934年3月，国民党CC系发起中国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并于同年10月出版《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1月，号称十教授的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在国民党高层授意下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公然宣称在文化的领域中，已经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有的只是古人的骷髅或者洋人的天堂，两者都不能拯救中国。“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何炳松等人在公开发表宣言的同时，还给党国元老蔡元培写信寻求支持。曾经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破格聘请梁漱溟担任讲师的蔡元培，在写给前北大教授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旗帜鲜明地把梁漱溟推出来充当反面教材说：“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70多年过去，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余英时教授，与当年的梁漱溟连同当下的资中筠、李泽厚等人一样，依然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应取的成分”系统地编织起来，反而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自相矛盾地满足于“凭空辩论”。同样长期在美国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许倬云教授，在这个方面走得更远。他在访谈录《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中，竟然给出这样一段神秘莫测的奇谈怪论：“从根源上看，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自我自尊、自我约束，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个人主义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人和人相处的个人。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怎样把它们从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出来，经过当代的诠释和修改、一步步尝试、落实，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从“已经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完全莫须有的所谓“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常识的“以人为本”，竟然“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像这样的奇谈怪论，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妖道巫术之类的鬼画符来加以形容的。在这次访谈的结束语中，许倬云一方面谦虚推脱“我已年迈，寄身海外。国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庸俗作派，颇为勉强地开出一剂空洞苍白的改革药方：“寄语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歧，也是多种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
在该书的十老当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辩护得比较诚恳也比较接近蔡元培所说“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的学理要求的，反而是并不专门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他在访谈录《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30年》中表示说：
“事实上，儒家思想中蕴含着宽容合作的现代文明观念。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每个人遵守严格的权利界限，这是避免社会冲突和发展市场关系的重要条件。对待坏人坏事，孔子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以直报怨’，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解决利益冲突时应有的宽容和坚持原则的态度。孔子崇尚‘礼’、倡导‘仁者爱人’，这正是营造一个文明和谐、友爱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根本要求。”“但儒家思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和人平等的观念。儒家道德缺乏人权的基本观念，法家更是如此，取代人权的是皇权观念。这是我国接受现代社会制度的最大障碍。”
比照着普世价值六要素的一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人类共同体的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来加以考察；茅于轼所谓儒家思想“没有人和人平等的观念”，其实就是当事双方没有在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过程中，共同达成意思自治、契约平等、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良性契约关系。中国人与人类共同体中所有以人为本的主体个人一样，有着天然正当、合乎人性的自由自治、相互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价值追求。但是，这些价值追求从来没有得到过契约平等的合同条款、民主授权的刚性程序、宪政限权的法律体系及其制度规则的制度性保障。
为茅于轼、余英时、许倬云、资中筠、袁伟时等文化老人一再标榜赞美的孔子语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只是单边片面的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情感和普世人性，或者说是主体个人自由自治的一种初级表现；远远没有升华到与孔子几乎同时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已经达到的那种普世性的理性智慧和价值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隐含的肯定论断“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换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我想要疼爱昵爱自己的儿女，儿女们就必须接受甚至忍受我的这种疼爱昵爱。我想要热烈追求一名美女，这名美女就必须接受甚至忍受我的这种热烈追求。假如我的这种单边片面的情感欲望遭到拒绝，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诅咒惩罚施加于人。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就是这种充满着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的单边片面、野蛮专制的变态情欲的经典表述。孔学儒教所提倡的等级森严的“礼教”和“仁爱”，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专制皇帝即使杀人抄家，也要被杀害被抄家的大臣奴才谢主隆恩；父母家长即使儿女并不情愿，也要强制包办儿女婚姻的单边片面、野蛮专制的变态情欲。像这样完全不尊重对方当事人自由自治、自主自愿的主体权利的变态情欲，无论如何都不会像茅于轼所说的那样，“是营造一个文明和谐、友爱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根本要求”。借用袁伟时在访谈录《“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中的话说：“任何剥夺公民自由的措施都是愚蠢的。现在我们所解决的问题，是西方国家18世纪解决了的问题。中国人那么可怜，至今仍在还历史旧账。”
作为“可怜”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老人中的一员，袁伟时开出的是一剂还历史旧账的路径药方：“面对社会矛盾，面对公民意识的觉醒，有两个选择，一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是反历史潮流。怎么走？要看执政者的智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当然，我不是希望于执政者，我寄希望于大部分公民的觉醒。”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之所以没有像马国川的书名那样，用所谓“十贤”来称谓书中的十位老人，是因为这十位老人虽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都有过精彩的表现和显著的建树；他们对于西方社会早在18世纪已经初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普世价值六要素，以及这六个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还缺乏一种准确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马国川在该书序言中所谓的“老年人燃烧，年轻人取暖”，至少对于笔者本人以及笔者所熟识的诸如刘晓波、高瑜、陈子明、江棋生、师涛、杜导斌、张林、杨天水等人那样更加具备学术理性和学术胆识，却偏偏一再遭受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师长朋友来说，是几乎不能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