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坏言论自由的直接后果——七千人大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成为十年浩劫
作为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的人，我对于刘少奇一开始所知道的和大家无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而后是知道这是党内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又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了他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吃人，是要上史书的。”对毛泽东，一开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知道晚年犯了大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后来成为了深受爱戴的领袖。童年时代只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打倒四人帮之后，知道是十年浩劫，也知道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场权力斗争。
但是，六四大屠杀后的某一天，突然我想，恐怕毛泽东是目光如炬，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我看到没得到确证的传说，江青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还是在斯大林死后，你现在还没死，刘少奇就反对你了。江青所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倒是大家都认可江青说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憋的一口气到底是什么？七千人大会正是大饥荒后期，大跃进全面失败的时候召开的。我曾经看过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资料，大饥荒出现的原因，现在看非常清楚，简单来说就是反右运动破坏言论自由使得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了，反右倾运动破坏党内的言论自由使得党内的干部不敢说真话了（用共产党的话叫做党内民主风气被破坏严重），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没人敢说也听不到真话当然浮夸风盛行，粮食亩产十几万斤二十多万斤的的卫星乱放，三人成虎，中央领导也相信了假话并在狂热中，浮夸风导致超额征购，下面出了大问题，中央完全不知道，何况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使得中央领导都相信了假话，更没有可能及时反应，加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才出现了59、60、61年的大饥荒。
在已有的报纸上的消息能够看出，在全部都说假话、怕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反革命，不说真话的情况下，三人成虎，连毛泽东、刘少奇都从不信假话到相信假话了。
毛泽东是清楚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的。已有的、可能只是部分公开的资料中，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能够看到的是针对反右、反右倾运动的问题：一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二是“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三是不要轻易捕人，尤其不要轻易杀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四是“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当然，毛泽东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是要专政。他还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略微检讨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后还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1]
这三项巨大错误，任何一项不存在，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三面红旗全面实行，不切实际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国家也不至于到三年大饥荒的情况和程度；中国共产党不搞人民公社以及不搞过头的那些计划等，经济政策执行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又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如改革开放后那样明智执政，国家经济情况是蒸蒸日上；但历史是这三项巨大错误偏偏全部都出现了。
反右从现在来看，是一场非常恶劣的破坏言论自由、打击异己人士的政治运动，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威望，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哪怕就是党天下的批评、要求多党制等主张，对共产党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和危险；关键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如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与中国不同，我看到的资料说，东欧巨变以及之前的匈牙利事件，原因在于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原先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的生活等各方面情况远远强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是被苏联军队强加于他们的。当然民众不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中国则是不停的内战和被日本侵略，中国民众没有切身经验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反右运动前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二00八年刘晓波等人发面的《零八宪章》和网络上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吁远远超过当年的右派言论，又何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分毫？反右怎么从毛泽东要大家帮助党整风变成引蛇出洞，党内决策情况到底如何，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很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在此事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来看，基本肯定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要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二十年后落实政策时，说有五十六万个右派分子，改正后只留下近五千人（有不同的数据，最少的只有一千人左右），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都是极度的扩大化，到底是谁的责任大？从已知的邓小平大抓右派的历史事实和邓小平、彭真都主张将六十四个最著名的右派逮捕法办，毛泽东不同意就没逮捕来看，还是邓小平要负主要的责任，也可能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负主要的责任。刘少奇在反右运动中的责任到底多大，目前不明朗。
虽然毛泽东是党和国家领袖，理应负主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当时内部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所以，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主要责任，至今不明。所以，本节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因—-七千人大会的讨论，因为刘少奇到底是否应该对反右倾运动负主要责任不明，因此是能够断清楚推断，但还没有确凿证据。
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党内决策情况现在还很不明朗，反右到底是毛泽东边看情况边做决定还是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反右、反右倾运动的斗争太过火，要发扬民主，我判断毛泽东的意思党内最高领导层大多数人坚决要求反右，连毛泽东因为要民主，少数服从多数也违心地服从，反右倾运动情况也这样，而且实际上浮夸风一开始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可以想象会这些导致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想法。
从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把提意见、表达不满的普通人和普通党员残酷打击，毛泽东却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反复为他们以及后来的造反派撑腰、鼓励来看，基本可以判断，反右倾运动很可能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责任，再重复一遍：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导致了知识分子和党内的人都不敢说真话，导致了全面的浮夸风，也就是中国全面大放卫星，大家全在说假话，诸如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等等，全面的浮夸风又导致了超额征购，这是三年人祸的关键原因。
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人的看法与我接近：“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彭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朱正即根据批判钱伟长时有人说过：‘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朱正推测“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靠拢’” 这个判断现在看来是有事实依据的。”[2]
可以确定，只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是毛泽东的责任，但毛泽东为了大家畅所欲言，统一思想，纠正错误，承担了邓小平、很可能还包括刘少奇的责任，但刘少奇却认为问题出在其它地方，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来看，很可能是刘少奇居然就让毛泽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责任（因为我看到的书面报告有删节，已有部分是刘少奇居然就让毛泽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责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说问题的原因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3]
另外的资料《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上看到刘少奇1月27日在全体大会上做了口头报告（不是书面报告）有所改变：“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刘少奇说：“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4]
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打掉了言论自由，打掉了说真话和上下正常的信息交流，才是三年大饥荒的关键原因。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来看，言下之意是首要原因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太急，现在已经清楚刘少奇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可能，他和邓小平类似，邓小平也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含糊地、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自己的巨大责任。如果历史的事实真是刘少奇对反右倾运动负主要责任，刘少奇的书面发言就是把自己的更大责任推卸掉了。当然，如果刘少奇、邓小平鼓励了浮夸风，那也是刘少奇首先负直接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不知道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现在是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刘少奇产生分歧的第一个大问题。刘源、何家栋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中说：“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5]
但现有的资料全部是这是毛泽东、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唯一大问题。我所看到的现有官方资料，全部都在美化刘少奇和邓小平。已有的可能只是部分的公开的资料中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反右、反右倾运动的斗争太过火的、要发扬民主，从已有的有所删节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来看，言下之意原因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或者说太急，奇怪的是，居然没人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极其重大分歧？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大饥荒的成因判断，谁担负责任上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了关键，明显在批评反右、反右倾运动的过火，而且在发言中自己承担了邓小平很可能还包括刘少奇的责任，奇怪的是（但可以理解）毛泽东几乎没有讲并承担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责任（只讲了缺乏经验），刘少奇的书面讲话和口头报告的已知部分全部是讲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和错误，居然没有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以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如七千人大会后给右派摘帽没有平反和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继续镇压民众不满言论来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没有认识到并深刻反省自己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的巨大错误，居然就让毛泽东一人承担了他们共同的责任（邓小平还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含糊地、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自己的巨大责任），但毛泽东有言在先：“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我认为，这就是江青所说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的那口气。
我完全不明白刘少奇怎么会这么做。国家被搞成那么烂的状况，他几乎只检讨毛泽东的错误，不检讨自己的错误，难道他只看见了毛泽东的巨大错误却没看到自己的巨大错误？尤其是刘少奇听到林彪的大会讲话和庐山会议的相似后，刘少奇知道肯定哪里出问题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这一点网络上没看到有权威性的来源也没有看到否定这个说法的文章）也许，他和邓小平的错误是和大多数中央领导一起犯的，偏偏是毛泽东最初是对的，所以不方便检讨？也许，他和邓小平一样？邓小平复出后的政策依旧是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政策，政治上保持社会主义那一套，但再不搞反右运动之类的打反革命折腾人了。
刘源、何家栋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中说：“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我认为：刘少奇的头号大将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后和七千人大会上都只看见了毛泽东的错误却没有看见自己的巨大错误，如果彭真看清了自己的巨大错误，以他的资历和了解情况，应该是他向刘源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刘源的父亲刘少奇。
在七千人大会上，接近本人看法的发言是有的，有一些人初步意识到并提出，但这个关键大问题没有得到重视，这个关键性的教训没有被汲取。《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说，如：“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6]
言论自由得到保障，大家都说真话，出了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不会导致大饥荒。但这个关键性的教训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汲取，而且是关键的两个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汲取教训，认为只是“过火的斗争”，压根没有依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识，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前依旧延续镇压民众不满言论也就是镇压言论自由的政策，最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原因之一。
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对国家民族伤害极大，违背宪法把极少数主张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打成右派，破坏言论自由，是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党内大多数人赞同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把数量极其巨大的提意见的普通人也打成右派，破坏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但是，大跃进符合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愿，人民公社，却是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可以想象，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什么看法。但从已知的七千人大会情况看，刘少奇的发言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又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小农经济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
总之，七千人大会在最终的结果上出的问题不小，遗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巨大分歧而没有解决。
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从反右、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教训中就能够看得清楚。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十年内乱，祸国殃民，后果极为惨痛，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专制霸道，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同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言论自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和社会的民主风气。由于说真话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和反革命，所以大家都不敢说真话，毛泽东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当然非常容易独断专行和犯错误，更重要的是当年连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绝大多数官员都一样认为法律是对付敌人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党官的自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直到自己被打倒，才知道要法治、要依照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言论自由，把中华民族变成了白痴民族，所以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一走错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才那么疯狂和恐怖。
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破坏了中国正常的言论自由环境，搞出了一个毛泽东非常容易独断专行和犯错误的环境。再加上一直以来对敌人要像严冬那样冷酷无情的教育和煽动各种仇恨教育，一旦继续革命包括革那些曾经革命过的人的命，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悲惨和酷烈乃是必定的结果。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认为，反右完全可能变成一场文化大革命，我的看法是不会。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分歧完全没有出现、大饥荒也没出现当然更不可能出现对大饥荒产生原因和所负责任的重大分歧，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搞反右、反右倾运动，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员和民众都没那么缺乏理智，没有搞反右、反右倾运动，官员也没那么轻易地欺压普通民众积累大量问题和不满。
但是，现在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帮的作恶和毛泽东的错误，受害者自身也是加害者被隐藏了。刘少奇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但结果只会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重复当年惨痛的错误，现在还是一些党官当着官，就依旧在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例如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薄熙来，在位的时候不停地想方设法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一旦被整肃，才可能想到要法治。但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法治。
但是，历史的教训还是没有清楚探讨、被重视。新华网刊文回应“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探索性质的错误；“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7]
二、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尽可能真正落实了，再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由于对浮夸风、超额征购至关重要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情况不明，江青所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原因可以判断清楚但没有得到确证。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则是清楚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镇压向党委、官员提意见的学生，而民众在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僚与官僚体制对民众的压制，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对立、怨气非常之大，由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恶果，言论自由太少，官员要整普通老百姓太轻易，民众个人几乎不能表达不满，甚至不能够提意见，因为表达不满、提意见都很可能成为“反革命”。这一点是被岁数更大的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所熟知的，如徐友渔说：“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政治和思想控制是很严厉的，群众很容易被当官的整，你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比如我知道的，城里人回家探亲回来说我家乡亲戚挨饿了，他马上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怨言是有的，因为亲戚饿死了，他会知道制度不好，那些当官的对群众压制很厉害，他们肯定有怨言。……其实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那时候中国的亿万群众，那时候八亿人民，几乎百分之百都拥护这个运动，只说上当受骗不够，官方没办法解释这件事，也无法正视这件事。而文革之所得到真心拥护，实际上是官民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再加上利益等的原因，所以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中国民众极大的支持不足为奇。[8]
官方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保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倒刘少奇，也不是因为权力斗争或者确切地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大权旁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高级官员无一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大权旁落，都认为毛泽东当然拥有最高权力。我猜想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在往资本主义道路方向走，毛泽东坚决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上镇压学生运动或者说民众的不满言论、意见，还有：“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9]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政策组合继续下去，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高压包括扼杀民众的言论自由政策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肯定会好于朝鲜的情况，由于官员能够太轻易地欺压普通民众，民众的处境会很难受的，很难受还不能够表达不满，民众连表达不满、提意见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中国肯定远不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情况的，更无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肯定远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言论自由都太少，连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相比都明显不如，因为国民党是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自由明显优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三年大饥荒已经充分证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信息自由交流对明智执政、国计民生极其重要，言论自由的低下使官员更加轻易欺压民众，老百姓有不满、意见还不能说，更加憋屈）。我认为毛泽东不至于看不出来刘少奇、邓小平政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的牺牲打倒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是得到的一个新中国比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还远不如，也就是比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实际上还远不如，毛泽东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这足够是毛泽东忍无可忍、足够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的原则性问题。以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刘少奇被打倒乃是注定的结果。毛泽东知道最高权力在他手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站在他这边，宪法站在他这边，所以才有这个事情，1964年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事情，“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0]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中国也还是远不如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在913事件之前特别是913事件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失败后，毛泽东打破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戒律，与意识形态的死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见，亲手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毛泽东也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斗太厉害，最终作为党内威望权力最高、乾纲独断的领袖却选择了与各方都无关系的华国锋为接班人，以弥合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并团结中国共产党。
至于为什么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原因当然是毛泽东想借助人民的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搞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兼而有之的习惯，还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政策的结果是对官员的利益是最有利的，官僚的利益足够使得毛泽东如果用仅仅党内斗争的方式，打倒刘少奇的目标可能得不到实现，毛泽东也不愿意再被官僚体制束缚，毛泽东也看出来了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对立、怨气非常之大，可能再加上毛泽东不过正则不能矫枉的哲学理念。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双方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相互武斗的厮杀、一些地方对地富反坏右的屠杀，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说是践踏法治，至少也认为法律是对付敌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把一点言论分歧、不满言论、主张不同等小事都无限上纲上线到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以及宣传对敌人要残酷无情和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还有煽动仇恨教育的结果。与这些相对比，绝大多数官员受到的冲击也是自食其果。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得中国经济上不去的经济政策，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行为，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理论和逻辑上都是必然的结果，允许资本必定带来资本家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高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11]
至于教育方面的停课闹革命，废除高考制度，大学不办了，以及恢复办大学后的推荐制度，还有非政治的数学、物理等等的教科书经常开头来段毛主席语录，本人以前的文章写了，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政策真正全面落实了，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名言，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政策培养革命接班人全面落实的另一个生动形象说法。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称要做的事情尽可能真正落实了，只是再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已。毛泽东仅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增加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变成了十年浩劫，只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长期政策早就为十年浩劫做好了全面、充分的准备。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还是能够在实事求是、公平、平等、民主、法治（包括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根据结果和经验，好的坚持，差的改进或改变的基础上全面重新建立的。
最终，还是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经济上全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开放，民众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党内的民主风气比较好，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但经过了三十多年心无旁骛的努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业绩还是比不上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业绩。中国要成为真正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还是必须向自由民主国家学习，全面建立自由民主的体制。半截子的资本主义，还是不如全面实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把资本主义请回来，八十年代老干部们到了深圳，不少人说，辛辛苦苦、流血牺牲赶走了资本主义，又被请回来了。
中国现在体制理论上国家属于人民，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民怎么行使所有权，怎么良好做到国家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的所有者才会有恒心付出巨大努力来做好所拥有的事业。我年轻的时候，读历史，读到唐太宗李世民打算恢复分封制，曾经大惑不解，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怎么会开历史的倒车？随着年岁的增长，尤其是看到中国历史，历史上分封制的夏商周的统治时间都很长，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辉煌灿烂，开始猜想李世民主张分封制的原因，我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的所有者就是皇帝一个，科举制度等许多有着优越性的制度，都弥补不了唯一的一个所有者所带来的关键性问题，皇帝行国家状况就好，皇帝一出问题，国家甚至灭亡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反复的农民大起义导致的无数生灵涂炭就是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分封制能够大大增加所有者，弥补这个问题，但分封制容易导致国家分裂，唐朝的现实是实行分封制也不可能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大优点在于民众能够良好地行使主权，以数人头和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政府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更迭。
（未完待续）
作为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的人，我对于刘少奇一开始所知道的和大家无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而后是知道这是党内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又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了他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吃人，是要上史书的。”对毛泽东，一开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知道晚年犯了大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后来成为了深受爱戴的领袖。童年时代只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打倒四人帮之后，知道是十年浩劫，也知道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场权力斗争。
但是，六四大屠杀后的某一天，突然我想，恐怕毛泽东是目光如炬，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我看到没得到确证的传说，江青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还是在斯大林死后，你现在还没死，刘少奇就反对你了。江青所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倒是大家都认可江青说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憋的一口气到底是什么？七千人大会正是大饥荒后期，大跃进全面失败的时候召开的。我曾经看过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资料，大饥荒出现的原因，现在看非常清楚，简单来说就是反右运动破坏言论自由使得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了，反右倾运动破坏党内的言论自由使得党内的干部不敢说真话了（用共产党的话叫做党内民主风气被破坏严重），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没人敢说也听不到真话当然浮夸风盛行，粮食亩产十几万斤二十多万斤的的卫星乱放，三人成虎，中央领导也相信了假话并在狂热中，浮夸风导致超额征购，下面出了大问题，中央完全不知道，何况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使得中央领导都相信了假话，更没有可能及时反应，加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才出现了59、60、61年的大饥荒。
在已有的报纸上的消息能够看出，在全部都说假话、怕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反革命，不说真话的情况下，三人成虎，连毛泽东、刘少奇都从不信假话到相信假话了。
毛泽东是清楚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的。已有的、可能只是部分公开的资料中，1962年1月30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能够看到的是针对反右、反右倾运动的问题：一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二是“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三是不要轻易捕人，尤其不要轻易杀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四是“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当然，毛泽东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是要专政。他还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略微检讨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后还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1]
这三项巨大错误，任何一项不存在，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三面红旗全面实行，不切实际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国家也不至于到三年大饥荒的情况和程度；中国共产党不搞人民公社以及不搞过头的那些计划等，经济政策执行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又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如改革开放后那样明智执政，国家经济情况是蒸蒸日上；但历史是这三项巨大错误偏偏全部都出现了。
反右从现在来看，是一场非常恶劣的破坏言论自由、打击异己人士的政治运动，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威望，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哪怕就是党天下的批评、要求多党制等主张，对共产党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和危险；关键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如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与中国不同，我看到的资料说，东欧巨变以及之前的匈牙利事件，原因在于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原先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的生活等各方面情况远远强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是被苏联军队强加于他们的。当然民众不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中国则是不停的内战和被日本侵略，中国民众没有切身经验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反右运动前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二00八年刘晓波等人发面的《零八宪章》和网络上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吁远远超过当年的右派言论，又何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分毫？反右怎么从毛泽东要大家帮助党整风变成引蛇出洞，党内决策情况到底如何，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很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在此事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来看，基本肯定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要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二十年后落实政策时，说有五十六万个右派分子，改正后只留下近五千人（有不同的数据，最少的只有一千人左右），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都是极度的扩大化，到底是谁的责任大？从已知的邓小平大抓右派的历史事实和邓小平、彭真都主张将六十四个最著名的右派逮捕法办，毛泽东不同意就没逮捕来看，还是邓小平要负主要的责任，也可能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负主要的责任。刘少奇在反右运动中的责任到底多大，目前不明朗。
虽然毛泽东是党和国家领袖，理应负主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当时内部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所以，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主要责任，至今不明。所以，本节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因—-七千人大会的讨论，因为刘少奇到底是否应该对反右倾运动负主要责任不明，因此是能够断清楚推断，但还没有确凿证据。
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党内决策情况现在还很不明朗，反右到底是毛泽东边看情况边做决定还是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反右、反右倾运动的斗争太过火，要发扬民主，我判断毛泽东的意思党内最高领导层大多数人坚决要求反右，连毛泽东因为要民主，少数服从多数也违心地服从，反右倾运动情况也这样，而且实际上浮夸风一开始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可以想象会这些导致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想法。
从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把提意见、表达不满的普通人和普通党员残酷打击，毛泽东却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反复为他们以及后来的造反派撑腰、鼓励来看，基本可以判断，反右倾运动很可能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责任，再重复一遍：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导致了知识分子和党内的人都不敢说真话，导致了全面的浮夸风，也就是中国全面大放卫星，大家全在说假话，诸如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等等，全面的浮夸风又导致了超额征购，这是三年人祸的关键原因。
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人的看法与我接近：“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彭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朱正即根据批判钱伟长时有人说过：‘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朱正推测“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靠拢’” 这个判断现在看来是有事实依据的。”[2]
可以确定，只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是毛泽东的责任，但毛泽东为了大家畅所欲言，统一思想，纠正错误，承担了邓小平、很可能还包括刘少奇的责任，但刘少奇却认为问题出在其它地方，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来看，很可能是刘少奇居然就让毛泽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责任（因为我看到的书面报告有删节，已有部分是刘少奇居然就让毛泽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责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说问题的原因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3]
另外的资料《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上看到刘少奇1月27日在全体大会上做了口头报告（不是书面报告）有所改变：“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刘少奇说：“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4]
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打掉了言论自由，打掉了说真话和上下正常的信息交流，才是三年大饥荒的关键原因。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来看，言下之意是首要原因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太急，现在已经清楚刘少奇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可能，他和邓小平类似，邓小平也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含糊地、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自己的巨大责任。如果历史的事实真是刘少奇对反右倾运动负主要责任，刘少奇的书面发言就是把自己的更大责任推卸掉了。当然，如果刘少奇、邓小平鼓励了浮夸风，那也是刘少奇首先负直接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不知道刘少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现在是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刘少奇产生分歧的第一个大问题。刘源、何家栋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中说：“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5]
但现有的资料全部是这是毛泽东、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唯一大问题。我所看到的现有官方资料，全部都在美化刘少奇和邓小平。已有的可能只是部分的公开的资料中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反右、反右倾运动的斗争太过火的、要发扬民主，从已有的有所删节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来看，言下之意原因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或者说太急，奇怪的是，居然没人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极其重大分歧？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大饥荒的成因判断，谁担负责任上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了关键，明显在批评反右、反右倾运动的过火，而且在发言中自己承担了邓小平很可能还包括刘少奇的责任，奇怪的是（但可以理解）毛泽东几乎没有讲并承担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责任（只讲了缺乏经验），刘少奇的书面讲话和口头报告的已知部分全部是讲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和错误，居然没有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以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如七千人大会后给右派摘帽没有平反和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继续镇压民众不满言论来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没有认识到并深刻反省自己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的巨大错误，居然就让毛泽东一人承担了他们共同的责任（邓小平还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含糊地、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自己的巨大责任），但毛泽东有言在先：“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我认为，这就是江青所说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的那口气。
我完全不明白刘少奇怎么会这么做。国家被搞成那么烂的状况，他几乎只检讨毛泽东的错误，不检讨自己的错误，难道他只看见了毛泽东的巨大错误却没看到自己的巨大错误？尤其是刘少奇听到林彪的大会讲话和庐山会议的相似后，刘少奇知道肯定哪里出问题了。据他夫人讲，他喃喃地说：“林彪来，又那么说，有问题。”（这一点网络上没看到有权威性的来源也没有看到否定这个说法的文章）也许，他和邓小平的错误是和大多数中央领导一起犯的，偏偏是毛泽东最初是对的，所以不方便检讨？也许，他和邓小平一样？邓小平复出后的政策依旧是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政策，政治上保持社会主义那一套，但再不搞反右运动之类的打反革命折腾人了。
刘源、何家栋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中说：“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我认为：刘少奇的头号大将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后和七千人大会上都只看见了毛泽东的错误却没有看见自己的巨大错误，如果彭真看清了自己的巨大错误，以他的资历和了解情况，应该是他向刘源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刘源的父亲刘少奇。
在七千人大会上，接近本人看法的发言是有的，有一些人初步意识到并提出，但这个关键大问题没有得到重视，这个关键性的教训没有被汲取。《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说，如：“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6]
言论自由得到保障，大家都说真话，出了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不会导致大饥荒。但这个关键性的教训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汲取，而且是关键的两个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汲取教训，认为只是“过火的斗争”，压根没有依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识，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前依旧延续镇压民众不满言论也就是镇压言论自由的政策，最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原因之一。
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对国家民族伤害极大，违背宪法把极少数主张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打成右派，破坏言论自由，是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党内大多数人赞同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把数量极其巨大的提意见的普通人也打成右派，破坏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但是，大跃进符合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愿，人民公社，却是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可以想象，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什么看法。但从已知的七千人大会情况看，刘少奇的发言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又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小农经济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
总之，七千人大会在最终的结果上出的问题不小，遗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巨大分歧而没有解决。
民主、法治和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从反右、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教训中就能够看得清楚。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十年内乱，祸国殃民，后果极为惨痛，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专制霸道，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同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言论自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和社会的民主风气。由于说真话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和反革命，所以大家都不敢说真话，毛泽东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当然非常容易独断专行和犯错误，更重要的是当年连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绝大多数官员都一样认为法律是对付敌人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党官的自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直到自己被打倒，才知道要法治、要依照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言论自由，把中华民族变成了白痴民族，所以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一走错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才那么疯狂和恐怖。
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破坏了中国正常的言论自由环境，搞出了一个毛泽东非常容易独断专行和犯错误的环境。再加上一直以来对敌人要像严冬那样冷酷无情的教育和煽动各种仇恨教育，一旦继续革命包括革那些曾经革命过的人的命，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悲惨和酷烈乃是必定的结果。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认为，反右完全可能变成一场文化大革命，我的看法是不会。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分歧完全没有出现、大饥荒也没出现当然更不可能出现对大饥荒产生原因和所负责任的重大分歧，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搞反右、反右倾运动，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员和民众都没那么缺乏理智，没有搞反右、反右倾运动，官员也没那么轻易地欺压普通民众积累大量问题和不满。
但是，现在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帮的作恶和毛泽东的错误，受害者自身也是加害者被隐藏了。刘少奇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但结果只会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重复当年惨痛的错误，现在还是一些党官当着官，就依旧在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例如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薄熙来，在位的时候不停地想方设法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一旦被整肃，才可能想到要法治。但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法治。
但是，历史的教训还是没有清楚探讨、被重视。新华网刊文回应“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探索性质的错误；“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7]
二、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尽可能真正落实了，再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由于对浮夸风、超额征购至关重要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情况不明，江青所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原因可以判断清楚但没有得到确证。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则是清楚的，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镇压向党委、官员提意见的学生，而民众在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僚与官僚体制对民众的压制，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对立、怨气非常之大，由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恶果，言论自由太少，官员要整普通老百姓太轻易，民众个人几乎不能表达不满，甚至不能够提意见，因为表达不满、提意见都很可能成为“反革命”。这一点是被岁数更大的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所熟知的，如徐友渔说：“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政治和思想控制是很严厉的，群众很容易被当官的整，你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比如我知道的，城里人回家探亲回来说我家乡亲戚挨饿了，他马上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怨言是有的，因为亲戚饿死了，他会知道制度不好，那些当官的对群众压制很厉害，他们肯定有怨言。……其实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那时候中国的亿万群众，那时候八亿人民，几乎百分之百都拥护这个运动，只说上当受骗不够，官方没办法解释这件事，也无法正视这件事。而文革之所得到真心拥护，实际上是官民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再加上利益等的原因，所以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中国民众极大的支持不足为奇。[8]
官方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保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倒刘少奇，也不是因为权力斗争或者确切地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大权旁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高级官员无一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大权旁落，都认为毛泽东当然拥有最高权力。我猜想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在往资本主义道路方向走，毛泽东坚决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上镇压学生运动或者说民众的不满言论、意见，还有：“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9]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政策组合继续下去，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高压包括扼杀民众的言论自由政策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肯定会好于朝鲜的情况，由于官员能够太轻易地欺压普通民众，民众的处境会很难受的，很难受还不能够表达不满，民众连表达不满、提意见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中国肯定远不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情况的，更无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肯定远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言论自由都太少，连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相比都明显不如，因为国民党是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自由明显优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三年大饥荒已经充分证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信息自由交流对明智执政、国计民生极其重要，言论自由的低下使官员更加轻易欺压民众，老百姓有不满、意见还不能说，更加憋屈）。我认为毛泽东不至于看不出来刘少奇、邓小平政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的牺牲打倒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是得到的一个新中国比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还远不如，也就是比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实际上还远不如，毛泽东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这足够是毛泽东忍无可忍、足够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的原则性问题。以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刘少奇被打倒乃是注定的结果。毛泽东知道最高权力在他手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站在他这边，宪法站在他这边，所以才有这个事情，1964年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事情，“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0]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中国也还是远不如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在913事件之前特别是913事件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失败后，毛泽东打破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戒律，与意识形态的死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见，亲手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毛泽东也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斗太厉害，最终作为党内威望权力最高、乾纲独断的领袖却选择了与各方都无关系的华国锋为接班人，以弥合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并团结中国共产党。
至于为什么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原因当然是毛泽东想借助人民的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搞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兼而有之的习惯，还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政策的结果是对官员的利益是最有利的，官僚的利益足够使得毛泽东如果用仅仅党内斗争的方式，打倒刘少奇的目标可能得不到实现，毛泽东也不愿意再被官僚体制束缚，毛泽东也看出来了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对立、怨气非常之大，可能再加上毛泽东不过正则不能矫枉的哲学理念。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双方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相互武斗的厮杀、一些地方对地富反坏右的屠杀，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说是践踏法治，至少也认为法律是对付敌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把一点言论分歧、不满言论、主张不同等小事都无限上纲上线到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以及宣传对敌人要残酷无情和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还有煽动仇恨教育的结果。与这些相对比，绝大多数官员受到的冲击也是自食其果。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得中国经济上不去的经济政策，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行为，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理论和逻辑上都是必然的结果，允许资本必定带来资本家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高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11]
至于教育方面的停课闹革命，废除高考制度，大学不办了，以及恢复办大学后的推荐制度，还有非政治的数学、物理等等的教科书经常开头来段毛主席语录，本人以前的文章写了，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政策真正全面落实了，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名言，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政策培养革命接班人全面落实的另一个生动形象说法。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称要做的事情尽可能真正落实了，只是再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已。毛泽东仅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增加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变成了十年浩劫，只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长期政策早就为十年浩劫做好了全面、充分的准备。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还是能够在实事求是、公平、平等、民主、法治（包括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根据结果和经验，好的坚持，差的改进或改变的基础上全面重新建立的。
最终，还是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经济上全面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开放，民众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党内的民主风气比较好，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但经过了三十多年心无旁骛的努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业绩还是比不上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业绩。中国要成为真正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还是必须向自由民主国家学习，全面建立自由民主的体制。半截子的资本主义，还是不如全面实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把资本主义请回来，八十年代老干部们到了深圳，不少人说，辛辛苦苦、流血牺牲赶走了资本主义，又被请回来了。
中国现在体制理论上国家属于人民，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民怎么行使所有权，怎么良好做到国家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的所有者才会有恒心付出巨大努力来做好所拥有的事业。我年轻的时候，读历史，读到唐太宗李世民打算恢复分封制，曾经大惑不解，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怎么会开历史的倒车？随着年岁的增长，尤其是看到中国历史，历史上分封制的夏商周的统治时间都很长，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辉煌灿烂，开始猜想李世民主张分封制的原因，我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的所有者就是皇帝一个，科举制度等许多有着优越性的制度，都弥补不了唯一的一个所有者所带来的关键性问题，皇帝行国家状况就好，皇帝一出问题，国家甚至灭亡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反复的农民大起义导致的无数生灵涂炭就是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分封制能够大大增加所有者，弥补这个问题，但分封制容易导致国家分裂，唐朝的现实是实行分封制也不可能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大优点在于民众能够良好地行使主权，以数人头和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政府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更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