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宁校长开房案：女童：你有权利反抗

不能举牌抗议，就让我们在身体上写字！

法广：您这次裸照声援行动至少有两层意义：第一，声援被警方拘留的叶海燕，第二抗议海南万宁发生的小学校长猥亵未成年少女事件。但是你们的抗议方式：裸照与叶海燕此前打出的标语“开房找我”在网上引起一些争议，赢得了不少支持，也遭到不少非议，怎么看这种有些喧宾夺主的争议？

艾晓明：我没能看到很多争议，因为六四那几天，我这里的网都断线了，无法上网。但是，我觉得叶海燕举的抗议牌“开房找我”实际上是一个反讽，谁都明白这是一种讽刺。万宁这名小学校长带着6名小学生开房这件事也突破了伦理的底线，而且，叶海燕和几名女权行动派是在警方处置不当、媒体不透明的情况下，去万宁举牌抗议的：这名校长最初是被以威胁幼女罪起诉的，后来才改成强奸罪。另外，很明显，那些女孩的家长也都受到了压力，他们希望律师不要介入，自己也不起诉……这些事请都非常奇怪。所以，我觉得叶海燕用这几个字（“开房找我”）是在用讽刺的方式，去刺激公众思考这件事。

但是，她被抓与举牌抗议有关。在中国，举牌抗议是很敏感的举动，甚至被指控寻衅滋事罪。前一段时间，有人在北京西单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也被指控寻衅滋事，先后有10人被拘留。那如果我们不能举牌的话，就让我们在身体上写字！我就是要以叶海燕的方式来支持她。

用身体自我表达，颠覆父权社会强加的定义

法广：近年来，在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最早起于乌克兰女权组织FEMEN的活动，这些女权活动人士裸胸抗议。这种抗议形式在各地都引发不少非议。您这次声援叶海燕的行动与FEMEN女权组织的裸胸抗议只是一种形式上偶然的巧合么？您怎么看这样的抗议形式引起的非议？

艾晓明：我觉得，女性用身体去抗议是因为女性的身体被看作是禁忌。当这个禁忌被突破、有人挑战这个禁忌的时候，身体就变得不同寻常。其实，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身体就是一张纸。我也是这么看，我的身体也是一张纸，我可以在上面写任何内容。为什么这（用身体表达）在公共空间里变得非常有争议呢？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上应该写什么、应该传达什么样的意义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如果你自己在上面书写你自己的定义，这就变得很有争议。可我觉得女性的声音被压抑得太久了！比如，在这次万宁事件里，家长的声音没有通畅的渠道可以发出，孩子们的声音更是如此，是被压抑的。所以，我觉得，用女性的身体来自我表达，是自己给它界定意义，去颠覆传统、特别是父权社会强加给它的定义。女性的身体是性别欲望凝视的对象，有一系列美的范畴规定它。但是，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以来，就不断有艺术家用身体来反抗强加给它的各种规范，这在女权主义的艺术表达是有历史的，并不是最近几年才由乌克兰女权行动者开始的。当然，在中国，女权活动家们用身体来表达抗议是最近几年的事。

男女平等；法律条文与现实间巨大的落差

法广：中国女权组织公开表达的活动仍然很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女性对这样的问题不那么关注么？

艾晓明：开展女权行动的人很少，但其实各种公民行动都受到打压，特别是呈现在公众空间的行动，只要是表达意见的行动，就都受到打压。

法广：中国公共舆论对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持怎样的看法呢？比如，在法国，女权运动历史比较长，部分舆论就认为女权运动有些过时了。女权运动在中国情况如何呢？

艾晓明：从法律层面讲，中国其实有很多法律条文很强调妇女权益，有妇女儿童保护法，也有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有些省市还出台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法规，反对性骚扰也写入了法律条文。但是，这其中巨大的落差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性暴力的情况下，执法过程很少考虑遭受性暴力者的感受，或者说并不以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来取证，在取证的时候，男性的声音实际上常常比较强势。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几年前还有一个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本身就很荒唐，因为它已经预设了幼女在卖淫！中国的情况的确有非常多的问题，最近媒体报道了那么多幼女受到性侵犯的案件。这些情况与法国当然很不一样，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妇女的权益被突出，有很多很多的保障，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还远没有带到平等。

告诉女童：你有权利反抗！

法广：在海南万宁事件之后，中国各地的确又曝光了多起未成年少女受到性侵犯的案例。这样的性侵犯案例各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否有什么不同呢？它与中国的男女平等现状、权力腐败等大的社会背景有怎样的关系？

艾晓明：权力腐败是一个方面，万宁事件背后的水有多深、是否有更大的黑幕，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校长会带6个女生去开房？！为什么市里的人去找家长，要他们不要张扬？由于受到打压，此事件后面的真相，我们现在不知道。权力腐败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对女性权益的认识还不够，因为反对性暴力，反对性骚扰还需要一系列的文化观念的改变：整个社会要特别尊重妇女；小学生的教育守则里要有一系列保护女童的措施，要有针对儿童的教育，让他们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我这次的行为，是希望传达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要让女生知道：她们是可以反抗的，是有能力反抗的，面对性暴力，你不需要束手无策，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你的反抗。

当然，保护儿童首先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责任。因为儿童在施暴者面前毕竟是弱者。我们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去惩罚施暴者，要有一系列文化教育去转变观念，要在我们的幼童教育里加强关于性暴力的教育内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必须要告诉孩子们：我们可以反抗，我们有反抗的能力。而不是一旦面对性暴力，大家就像中魔一样，束手无策。叶海燕打出“开房找我”的标语，是从一个反讽的角度，表达：放过小学生。但我想更进一步：开房找我，找我我就收拾你！

关于那张照片，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陈述当时的一些想法，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觉得这是好事，无论是对我的人身攻击，还是从其他角度的不同阐释（尽管我不希望这些阐释是悲情的）。有争论是好事，因为围绕对儿童的性侵犯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而呈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呈现出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一味地同情，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也没有可能反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反抗？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施暴者，告诉这股黑恶势力他所面对的强大意志。这种讨论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改变，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消除性暴力的发案率，必须要有全民的意识。我觉得，在中国，女权运动才刚刚开始，还非常需要大量的像叶海燕这样的人，需要所有那些倡导女权的人必需拿出行动来，必须在这样一些重大的侵权案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要有这样的行动，必须要表达出这种意志。我们不可能纯粹靠官方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即使处理了这件事，另一件还会不断发生。

当然，万宁案我觉得还向我们揭示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大量儿童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他们没有、或者没有条件很好地起到对儿童的监护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暴露了中国迅速城市化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发展的代价。这些发展的代价很多都是由儿童承受着，而且女性儿童可能承受了更多。这就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管理，对这个社会的法律，对儿童的保护提出了很多问题，而很多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就需要方方面面的专家来面对，来思考。

中国女权运动仍然面对严峻挑战

法广：您觉得万宁事件是否在针对未成年少女的性侵犯和对女性整体的性侵犯问题上，对中国公共舆论起到了一个警醒作用？

艾晓明：我觉得应该说是这样。特别是最近又是儿童节，我觉得媒体也表现出一定的自觉，不同的媒体都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案例先后曝光。但是，我觉得只曝光这些案例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仅仅是看到权力之腐败，人性之恶，必须有更多的思考：为什么这个制度缺失？学校教育有哪些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怎么样告诉她说：你有权利反抗！我原来在美国访问研究的时候，大学里都有反强奸的课程，大学里有妇女研究课程，告诉女性她的权利是什么，告诉女性性暴力的成因。大学里还有训练班，去学习怎么用更具体的方式去对抗性暴力。就是说必须有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起做。还有，比如学校里，晚上的时候，必须隔多远就有一个地灯，隔多长的距离就有一个可以报警的电话……必需要有这些具体的措施，才可能杜绝这类事件发生，并不是哪一个步骤就能孤立地起作用的。

现在这样做的阻力还是非常大。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是为了政绩，就从维稳的思路出发，把所有属于问题的事情往下压，这是一种腐败；还有就是新闻不自由，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受到相当多的限制；第三点是社会运动、公民运动受到很大限制，公民不能表达对很多事情的抗议；另外，在文化观念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反强奸文化，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来讲，在这样一个人权遭到普遍侵犯，女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她们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